刘杲编辑思想要

[摘 要]刘杲先生致力于编辑学基础理论研究,又密切关注市场经济和出版新技术环境下编辑活动的新特点,形成了对编辑学的系统认识.其中关于作为编辑活动产品的出版物的特质、编辑劳动的基本属性、编辑活动规律、编辑学学科发展、编辑人才、文化性与商业性的关系的论述,是其编辑学理论的核心区域,而对新形势下编辑活动特点与本质的辩证把握,则为编辑学理论注入了不竭的发展动力.

[关 键 词]刘杲　编辑思想　编辑学　基础理论　编辑活动新特点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刘杲先生长期从事出版管理与领导工作,一直致力于编辑理论研究与编辑学学科建设,作为中国,编辑学会的创始人,实为中国编辑学的拓荒者和引路人；已出版的《刘果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刘杲出版论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和《出版笔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以及与宋木文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图书大辞典》(湖北出版社,1997年)、与石峰先生共同主编的《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新华出版社,1999年),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从刘杲先生对编辑学、出版学理论的不懈构建可以见出一个基本路径与明显特点,那就是始终强调、坚持和夯实编辑学基础理论,认为编辑学、出版学研究中“理论问题是根本问题”,“需要构筑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概括相应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同时对新事物敏感热情,张开双臂拥抱,密切关注社会变化的新形势对编辑出版活动的影响,认为“编辑学、出版学是应用科学,应当紧密联系实际,关注实际的变化和操作的需求,与时俱进.”并不断跟踪学科前沿问题,让生生不息、丰富多样的编辑实践活动为编辑学注入动力和活力,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进行有力构建,形成编辑学的基本理论形态.这是刘杲先生编辑思想的一条主线.基于此,笔者细读文本,从文本出发,考察刘杲先生在不同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话语及其意义,顺乎其逻辑思路,对其编辑思想作一简要论析.

一、强调基础理论研究,形成了对编辑学的系统认识

1　关于作为编辑活动产品的出版物的特质

笔者以为,刘杲先生对编辑学理论构建的逻辑起点在其对出版物双重属性的论述,即从编辑出版活动的产品特质出发展开立论,形成不断跨越的思维路径与辐射状的开放体系.早在1984年,刘杲先生就指出：“图书出版不仅包括精神生产,而且包括物质生产”,以后他对图书及其生产的双重属性的认识逐步细化和深化.他在1992年说：“出版物有两重性：就其内容而言,它是精神产品；就其载体而言,它是物质产品.作为精神产品,要求实现影响精神世界和指导实践活动的社会效益.作为物质产品,具有商品属性,要求进入流通领域,实现商品交换,取得经济效益.出版物的两重性互相依存,而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情况等在出版工作中常常表现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矛盾.”在1993年说：“图书是商品,要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出版社要注意改善经营管理”,但“不能搞精神产品商品化”.到1997年则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图书是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结合.图书是商品,又不同于一般商品.图书出版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又要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和出版规律的要求.图书出版,无论是其中的精神生产还是物质生产,都要坚持发展生产力的原则和提高质量效益的原则.”刘杲先生关于出版物及其生产基本特征的论述,在其理论系统中具有基点性意义,由此引申出作为编辑产品的出版物的精神产品性质及其功能、物质产品性质及其与其他商品的区别、物质产品性质与精神产品性质的结合度等问题,编辑活动的文化价值取向与商业取向、精神文化属性与产业属性、文化传播积累的规律与市场运作特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等问题,出版单位的科学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出版市场的培育与规范等问题,都涉及编辑出版活动中的一些核心范畴与根本原理.刘杲先生2009年在谈到改革开放30年来出版业观念的八大转变时,就专列了“出版物的观念转变”,即“确认了出版物具有双重属性,既是精神产品,又是商品”.其实,出版单位的观念转变、出版市场的观念转变、出版队伍的观念转变、版权保护的观念转变等,都与对出版物双重属性的确认有关.

2　关于编辑劳动的基本属性

中国编辑活动源远流长,但“编辑无学”旷日持久,中国的编辑学研究起步晚,与丰富多彩的编辑实践活动极不相适应,因而究竟怎样界定编辑劳动的性质,是关系到对于编辑主体、编辑职业等如何进行社会定位的重要问题.对此,刘杲先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出版活动的展开看,“编辑工作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编辑决定内容,进而决定出版物的核心竞争力”.从编辑工作自身看,“编辑工作是一个完整的过程”,需要各个环节协调.而从编辑活动与出版活动两者的功能关系看,“编辑活动的范围远远超越出版活动”,“编辑活动不限于出版活动”.从编辑劳动的性质审视,“编辑劳动是一种创造性劳动,是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得以传播和积累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是政策性、思想性、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又是艰苦细致的创造性劳动”.并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编辑劳动仍然是编辑劳动.编辑的功能和编辑的责任,也就是编辑的本质,并没有变.”编辑工作的“四性”和创造性本质,贯穿在刘杲先生编辑学理论构建的始终,并以此为脉络引发出对诸多问题的思考：其一,编辑劳动的创造性与编辑规范的关系.“编辑工作中的创新,本质上是出版改革的行为.编辑创新与编辑规范的关系,其实是出版改革与出版规律的关系.”“编辑工作的规范化,是出版规律的反映.坚持出版改革,要符合出版规律,从而也要符合编辑工作规范化的要求.”这就从一个新的层面对编辑规范问题进行了分析,确认了编辑创新与编辑规范的相容性,对于开展编辑创新和维护编辑规范具有导向意义.其二,编辑工作“四性”对于编辑主体是一种内在规约,对于编辑价值取向与职业精神等提出了新的要求.1996年,在中国编辑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闭幕词中,刘果先生就编辑学研究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由出版事业的体制转轨和发展转型而产生的一系列新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从“四性”论证了编辑工作的精神生产特性,要求编辑工作要对市场经济采取分析的态度,树立社会主义的义利观；既要开拓创新,又要严格把关；要依靠电子计算机技术等提高工作效率、扩大出版资源等.其三,编辑劳动的个体性特征更加需要职业精神的自觉.刘杲先生认为,“编辑工作是艰苦的细致的创造性劳动,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采取个人劳动的方式.因此编辑的职业道德的自觉和自律有着特殊的意义.编辑职业道德的主要内涵是,在高度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基础上的‘为人作嫁’.”正因为编辑劳动的个体性与个人化的特征,可以在遵循编辑活动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因而必须具有职业道德修炼的自觉性.其四,“编辑工作的最高追求是出版传世之作”.刘杲先生正是从提高出版物质量,多出精品,奉献传世之作的高度强调编辑工作创造性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又从传世之作对于人类文化的意义来确证编辑劳动的价值,因此编辑工作的各环节必须在协调优化中实现这一目标.其五,编辑劳动的特性决定了编辑学的独立性.编辑出版活动的特殊性与出版物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提高民族素质中的特殊作用,对编辑出版人才的知识结构提出了特殊要求,其人才不是新闻、大众传播的专业教育能够培养的,“新闻学、传播学代替不了编辑出版学.它们要分别研究本行业活动的规律,培养本行业需要的人才,研究本行业发展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应该珍视具有中国特色的编辑出版学科,争取发展为国际上认同的学科.

3　关于编辑活动规律

编辑规律贯穿于编辑活动过程始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构建编辑学的核心内容.刘杲先生对此进行了言简意赅的论析和具体的阐释.其一,编辑规律不止一个,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编辑基本规律,“编辑基本规律是编辑人员以传播文化为目的对作品进行选择和加工”.这一认识形成了编辑学的核心脉络,是刘杲先生编辑学研究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其二,通过界定核心范畴明确了其具体内涵.刘杲先生对其中的“传播”、“作品”、“选择”、“加工”、“编辑人员”进行了阐释,细化其意义所指和应遵循的原则等,凸显其蕴涵的编辑学特质,说明了其“主导作用”之“主导”和作为“基本规律”之“基本”.比如,编辑选择强调优选和创新,大力支持文化创新,其中审读是编辑选择,策划也是编辑选择,“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选择的结果”.编辑加工增加作品的价值,要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其三,不管是选择还是加工,均“代表的是国家、是人民、是读者”,而且“要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交叉、比较和反复”,以克服个人认识的局限性,集中群体的智慧,显示出编辑劳动的创造性.因此,从这个层面而言,刘杲先生探讨的编辑规律实际上是对编辑劳动形态及其复杂性的一种高度概括.其四,编辑活动要尊重编辑规律,编辑规律的积极作用有赖于编辑人员的主观能动性.编辑规律对编辑人员提出了要求,必须认识和利用编辑基本规律,自觉按编辑规律办事,尤其是总编辑作为编辑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起着关键的作用.其五,编辑基本规律客观存在,反复出现于编辑活动之中,而且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特别是随着技术手段的变化.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内在规定性是稳定的、不变的.其六,对编辑规律的抽象具有重要的学科意义.编辑基本规律存在于各种文化传播活动所包含的编辑活动之中,影响全局和贯穿始终,决定编辑活动的基本性质,并且制约其他的编辑规律,具有普遍性,为普通编辑学提供了理论参照和思维路径.

4　关于编辑人才

编辑活动是人的活动,出版业的竞争关键在于人才竞争.刘杲先生长期在出版管理部门工作,始终对编辑人才给以充分的关注.其一,编辑人才应有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合理的知识结构,这是其能够投身编辑活动的前提.编辑学识的高低“跟他联系的作者和组织的书稿的层次成正比”,编辑素质决定出版物质量.因而,编辑一要成为编辑专家.二要学有专长而又知识广博,三要通过相关的编辑活动使自己逐步成为某一学科的专家.同时,要适应市场经济运作和高新技术发展的要求,并紧随学科发展调整知识结构,“不一定是学者,但是应当努力提高自己的学术造诣,争取成为学者型的编辑”.编辑的知识结构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相对于传统编辑工作来讲,新形势要求编辑具有相应的素养,一是技术知识,二是市场意识.总之,复合型编辑人才是形势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刘杲先生认为,复合型编辑人才要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遵循编辑出版内在规律.其二,切实加强编辑职业道德建设.刘杲先生在其1997年到2005年先后三易其稿的《浅议社会主义编辑职业道德建设》的文章中对这一问题作了系统分析,认为“编辑职业道德建设,就是把职业道德的普遍要求跟编辑职业特征结合起来,把职业道德的普遍要求具体化”,并从如何对待编辑职业、图书质量、文化建设、市场竞争等“十二个如何对待”的内容进行了具体深入的全面分析,编辑人员必须长期努力,将编辑职业道德的养成变为一种自觉的人生追求与行动.其三,形成发现、培养和使用编辑人才的有效机制.刘杲先生认为,与出版改革相适应,编辑人才的培养也要走改革这条必由之路,比如以提高图书质量为中心的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度,有关编辑的奖惩、人事、工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等,以新的机制实行人才竞争.其四,重视编辑出版学专业的高等教育.刘杲先生早在1986年就提出编辑学人才培养及其业务素养的问题,并就其学制安排、课程设置等作了探讨,还涉及编辑学研究生培养的问题,此后,他一直对此予以关注.他从出版业对人才需求的特点、出版业的国际竞争、当前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规格和科研水平的提升等客观需要和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已有的基础、取得的显著成就等现实可能出发,多次积极呼吁设立编辑出版学专业硕士点、博士点,将其列入《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培养高层次人才,为编辑出版业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其五,重视社长、总编辑等领军人才在编辑出版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总编辑类似总工程师、总导演”,“在一个出版社的出书上起着主导作用、关键作用”,通过“抓方针、抓思想”,“抓规划”、“抓书稿的终审”、“抓队伍”、“抓两个效益的关系”、“抓对某些品种的控制”来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并在政治方向、学术素养、业务能力、道德修养等各方面“成为全体编辑人员的表率”.对社长、总编辑在统领全局和开展全方位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刘杲先生一直予以重视和强调,这体现于他多次在社长、总编辑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是收在其《出版笔记》中的长文《谈谈新形势下的总编辑工作》(后在《科技与出版》2008年第6-8期连续刊发,题为《总编辑工作条件与素质》、《总编辑要抓全局性战略性问题》、《总编辑要积极探讨新形势提出的新课题》)对此作了全面深入的论析,形成刘杲先生关于总编辑职务的系统认识,对于理顺出版社的管理、加强制度建设、优化出版物质量等具有指导意义.

5　关于文化性与商业性的关系

由出版物的双重属性所决定,编辑活动中文化性与商业性的矛盾永恒存在,尽管出版的公共产品性质在一定的社会需要与文化环境、制度安排下是必需的、客观存在的,但不能改变出版物既是精神产品又是商品的本质特征.对此,刘杲先生进行了准确的把握和逐步深化的研究,可以说,对编辑出版活动中文化性与商业性关系的深入思考是渗入其编辑出版思想的一个关键点.自1984年提出经济规律在图书出版中的作用至今,刘杲先生一直抓住出版物双重属性这个纽结,对出版活动中文化与经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公益性与经营性、文化理想与商业智慧、出版家与出版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要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等关系,进行了深入思索和辩证分析,并致力于寻找其内在规律.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多次探讨市场经济和编辑工作的关系,并就市场经济对编辑工作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作了专门分析,呼吁不能在经济利益面前削弱以致放弃编辑工作的要求及职责,更不能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换取经济效益,指出“编辑工作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还要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和出版规律”.在经济效益和精神文化建设之间找到平衡点,还是取决于编辑自身的价值观,那就必须“努力把精神文明和市场运作结合起来.充分关注市场,但是决不一切以市场为转移.讲究经营之道,但是决不做唯利是图的商人.重视经济效益,但是决不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换取经济效益”.但是对滚滚而来的市场洪流,在编辑出版活动的实际操作中,编辑难免在商业性与文化性之间摇摆,难于抉择甚至见利忘义,加之有些人在理论上存在模糊认识,对此,刘杲先生将自己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集中起来,在《中国编辑》2003年第6期发表了题为《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的重要文章,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为编辑出版活动有效实现文化价值取向和商业价值取向的协调和平衡提供了理论指导,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成为一个标志性的成果,而且用对话的方式表达,深入浅出,举重若轻,为业界和理论界普遍认同,广泛引用,成为编辑出版活动中的一条通用规则与原理.2008年刘杲先生仍在强调“文化是出版的灵魂”,“出版活动必须积极面向市场、高度重视市场,但是决不能一切以市场为转移.”2010年他也指出,“出版业不能没有利润.利润很重要.但是,利润不是出版的最终目的.出版的最终目的是多出好书,是建设文化”,延展和深化了其正确处理出版活动中文化性与商业性关系的思想.编辑工作的最高追求是出版传世之作,就是传承和构建文化,这一高度凝练的编辑理念,正表征了刘杲先生高度的文化自觉,由此可以引发出对编辑出版活动中诸多问题的思考.比如市场与读者的关系,人们通常讲读者就是市场,其实怎样对待读者,就是怎样处理文化与商业的关系,对此刘杲先生提出了明确的看法.首先,他认为,“只有全心全意‘为一般读者着想’,才会在编辑工作中有无穷的动力,才会千方百计去满足读者的需要,才会努力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读者,才会对书稿的编辑加工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读者及其需要是编辑活动的动力和目标,就意味着市场活力,但必须在满足读者正当需求的基础上提升读者,认为“不能把适合读者需要变成迎合读者低级趣味”,而是要既适合读者需要又引导和提高读者,“即使对低层次的读者,也有一个按他们的接受能力引导和提高的问题.”其中的关键就是不能为了赚钱而迎合读者的不正当需求,失去文化品位,出版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产品.

以上五个方面,是刘杲先生编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核心区域,形成了明晰的思维链条和理论纽结.此外,他还对编辑学中的其他问题(比如编辑与作者、读者的关系,编辑史在编辑学中的地位以及如何深化研究等)进行了诸多论析,并将之融入其编辑学理论体系之中,形成了系统的认识,本文在此不一一展开.

二、关注社会变化的新形势,不断为编辑学发展注入动力

刘杲先生一直关注出版体制改革、出版规模数量与出版质量效益等,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的交接点上构建编辑学理论形态.进入新世纪以来,他最为关注的核心是两个因素,正如他在2002年9月谈到“市场经济、信息化和科技出版”时所指出的,新形势主要有两条：一是经济,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我国正在大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技术,全球进入信息化时代,我国正在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的建设.

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刘呆先生均以敏锐的眼光把握和分析编辑出版活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刘杲先生就认为要用改革的观点分析和研究出版工作,早在1984年就提出经济规律在图书出版中起着重要作用.1986年则进一步提出,“出版工作包括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两个方面”,精神生产的内容是文化,应当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物质生产就应当重视市场,发挥经济规律对发展出版事业的促进作用,在内容健康、符合党的出版方针的前提下,“要做生意,生意做得越活越好,越大越好.”因为“图书是商品,出版事业的发展不能不尊重图书从生产到流通所遵循的经济规律,不能不考虑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就各个出版社来说,就是“要由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性,就是要重视和发挥经济规律对发展出版事业的促进作用”,“要重视图书市场,要参与图书市场竞争”,从而提高出版社的竞争能力.1992年十四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社会重要的转折点,也使出版业迈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之出版单位包括期刊社和出版社就逐步走向改制和转型.刘杲先生指出,“出版工作进入市场经济环境,必然发生变化,编辑工作也是如此.看不到这个变化是不行的,比如编辑工作要加强市场意识、竞争意识以及为了开发市场和开展竞争而大力提高图书质量”,必须从图书自身的属性出发,遵循出版经济的规律,“培育和规范图书市场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同时以面向未来的眼光预测“在出版单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势在必行”,并提出了需要考虑的10个问题.中国出版业应该建立大规模的出版企业集团,真正地“造大船”.他还多次谈到如何正确对待外国资本进入、如何摆正多种经济成分各自的位置和处理好彼此关系等直接对中国出版业有着重要影响的问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传统经营管理模式向现代经营管理模式变化,编辑出版业正处在一个新的变革和发展时期,各种新的冲击不可回避,使编辑活动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和新现象,特别明显的是带来了编辑主体价值观念的极大变化,编辑角色出现了新的特点,编辑活动对市场的适应性要求被强化,文化性与商业性的矛盾对编辑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势必引导编辑主体更加关注市场、学习经营、学会管理,时刻把握市场的导向和市场信息,不仅重视图书商品的文化价值,也要重视其商业价值,在如何更好地赢利赚钱上做足文章,因而“编辑工作如何准确对待市场,包括如何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和如何避免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就是新的课题”.因为这样一种价值观念的变化,也容易带来出版市场观念的畸形膨胀和编辑活动的急功近利等现象,对编辑主体及其活动的价值权衡标准等提出了新的问题,导致放松出版物文化价值管理和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现象,从而引发了对编辑出版活动的根本目的究竟是什么的思考.正如刘杲先生所指出的,“不讲精神文明,出版就失去方向；不讲商品经济,出版社就很难生存和发展.”如果归结到一句话,就是“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这一命题言简意赅,切中要旨,遑论经济环境的变化,只要信守责任、道义和良知,编辑主体的价值取向就不会偏移,其对作品的决策就会在“判断作品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基础上,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

飞速发展的出版技术和媒介条件更新了编辑主体的行为方式.在人类编辑活动史上,每一次科技创新特别是与编辑、出版活动相关联的技术进步,都会极大地改进编辑活动方式,更新其实践途径,推动编辑行为向前发展.因而,“当前的编辑学研究需要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加强编辑学理论建设；同时需要密切关注当前编辑出版实践的新变化、新动态,特别是关注数字出版对编辑活动提出的新要求和高要求.”早在1984年,刘杲先生就提出,“尖端科学技术的普遍推广,将使编辑、印刷、发行的技术手段、工作方式直到事业结构完全改观.信息社会的发展和成熟,将使作为传播和存储信息的重要手段之一的出版事业的地位升到新的高度.”1986年时刘杲先生就提倡新华书店应用电子计算机,并预期今后“整个出版事业都要用计算机管理”.事实正是如此,告别“铅与火”的时代,走向“光与电”的世纪,在信息化与数字化浪潮来临的今天,飞速发展的科技已全方位地、空前地对编辑主体发生影响,提供了极为便利快捷的技术支撑,史无前例地改变着编辑主体的行为方式,“编辑工作不能继续停留在一张桌子一支笔的传统作业方式.采用电子信息技术,实现编辑工作自动化,这是普遍的发展方向.编辑工作自动化,编辑加工和排版都极为方便,远远胜过手工等有利于大大提高编辑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因而“要在图书的编辑、出版、印刷、发行各个环节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技术”.特别是高校出版社要发挥技术优势,在“把电子计算机技术用于出版上更好地发挥带头作用”,从而进一步开发小版资源,促进多种媒体的互相转换,提高出版社集约经营水平.这“将是今后提高编辑工作效率和提高图书质量的必由之路.更何况多媒体的电子出版物的兴起,将导致出版事业的划时代的变化”.出版部门理应以积极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这一新生事物,顺应这一新的趋势,“应当预见和欢迎这个令人鼓舞的前景.”而从其深层的影响力看,新技术给编辑出版业带来了许多新机会,从时间、速度、效率等方面增强了行业竞争能力与竞争优势,提高了经营水平,优化了管理效能,拓展了传播空间.基于这样的优势,“出版业要满腔热情迎接新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的新技术,像鼓帆的劲风,把我们出版业的航船推向新世纪.”刘杲先生还指出,迎接新技术包括两个方面：传统的印刷出版物尽快用新技术武装起来,新兴的电子出版物方兴未艾,势不可挡.特别是网络出版、电子图书、按需印刷、手机报、跨媒体出版等新的出版形式,都为编辑活动带来了新的内容,数字化与网络这一新兴阅读媒介与阅读方式已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新潮流,改变了民众的阅读方式和中国出版业的结构.1999年他在《对新世纪中国出版的想象》一文指出,“未来的中国出版将是实现数字化、网络化的现代化出版业”,并对数字化、网络化的广泛应用,电子商务的发展,网上出版的物质载体与传播手段等进行了分析.网络编辑较之传统的编辑活动,其讯息的数量和流动速度激增,在编辑对象、编辑手段、内容选择、信息处理、模式识别、产品结构和赢利途径等方面就有很大的不同.自20世纪90年代初,电子媒介、数字化生存与数字技术、网络传播与出版等经历了从人们较为关注到形成趋势、产生影响的过程,到21世纪初,则真正具有规模化的产业特征与业态特质,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一种趋势与大潮,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刘杲先生在1999年对中国出版业改革和发展20年进行了论析,认为其巨大成就表现在八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出版业积极采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印刷技术向数字化、网络化发展,图书发行管理应用电子计算机日益普及,图书向电子出版物转换日渐增多,并就大力发展出版业的生产力,实现出版业的现代化提出了要求,指出除了作者、译者、编辑人员等出版业精神生产的生产力外,包括物质载体、传播手段等的物质生产力必须努力推广采用先进技术,进一步将电子计算机用于图书编辑、资料检索、市场分析、内部管理等；加强对因特网的利用,企业集团应当在建立网络和利用因特网上起带头作用,出版环节、印刷环节、发行环节都应当朝信息化方向发展,并努力迎接网上出版的新时代.这样就需要培养适应现代出版技术的新型人才,“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具有信息化、网络化的观念,并且掌握使用电子计算机和利用因特网的操作技术,懂得图书和电子出版物的转换,并且关注网上出版的前景.”同时,刘杲先生也看到了网络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认为“网络也是一柄双刃剑.它既有传播优秀文化的巨大能力,也有扩散腐朽文化的严重弊端”,给出版者带来了新的责任,就是为网民受众选择和提供优秀文化.对此,刘杲先生建议重视网络上的文化建设,设立对应的主管部门,并敏锐地提出了六条具体的建议.这些都是面对新的技术环境,编辑学应该予以关注和回答的课题.

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来临和编辑工具、编辑手段现代化程度的大大提高,在现代出版产业与技术环境下,编辑活动领域不断拓展,编辑流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编辑六艺”有了新的内涵,编辑主体的角色定位也发生了改变,其行为方式随之发生了变化,编辑活动功能有了新的表现和特征,并注入了新的内容,而且推动编辑主体在编辑理念、编辑思路和编辑内容、编辑过程等方面不断变革与进步.值得思考的是,新的经济环境和技术条件对编辑主体行为方式的影响与更新,是否会改变编辑活动的功能与本质呢

对此,刘杲先生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变的是编辑活动的经济环境和技术手段,不变的是编辑的职业功能和社会责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变,信息传播数字化网络化的技术突飞猛进,是变,但是,编辑要传播和积累优秀文化的职业功能并没有变,编辑要促进文化建设、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社会责任也没有变,反而要求更高、更严,这就是说,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尤其需要坚持和弘扬高尚的编辑精神.”“市场经济和电脑技术都会对编辑工作提出新的要求,或者使原先不大突出的某些环节突出出来,或者给编辑工作增加新的内容.这就是编辑工作的创新.”但不能也不会改变编辑工作规律.可见,编辑把关、选择、优化、创造等内在本质方面的共同规制与普遍规律是永恒的、不变的,并且在具体编辑活动的发展中得以彰显,编辑活动延伸到新媒体或依托于新技术,都将保持自己的基本属性.“不论环境怎么变化,编辑工作的基本性质不会改变,编辑工作的基本要求不会改变,编辑工作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更不会改变.既要看到某些局部的变化,又要看到决定编辑工作本质的主导的部分没有改变.”可以说,不同媒介环境下的编辑活动与编辑行为,均实现了媒介形式、编辑技术与传播内容的高度融合,找到了媒介内容与媒介形式的结合点,并不断吸收新媒介的先进技术和优势功能,以一种更新的方式与形态表现出来,产生出不同的编辑产品,但它仍然依附于传播内容的质态,是由编辑主体主导的,媒介形式和编辑技术的改进甚至革命性变革不会改变其一般规律.比如,在数字出版中,“编辑活动远远超出了对作品进行选择和加工的范围,编辑活动深度介入了数字化产品和数字化怎么写作的构建过程.这就是说,数字出版不是不需要编辑活动,而是需要文化含量和技术含量更高的编辑活动；数字出版不是不需要编辑,而是需要文化素养和技术素养更高的编辑.”并且,“高新技术不会容忍粗枝大叶和粗制滥造”,不仅需要编辑工作规范化,而且基本要求会更细致更严密.再比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编辑工作仍然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分析图书信息、优化选题、改善经营、宣传推广图书等,“所有这些都要首先从编辑工作做起”.因此说,新的经济环境与科技条件下编辑行为方式的“变”与编辑活动本质特征的“不变”,是编辑学原理的一种辩证视角.

三、不断超越的思维品质与编辑学理论构建彰显方法论意义

编辑学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质,具有中国特色,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兴起,正如刘杲先生所说的,“是一门新兴学科”.关于编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学科定位等,存在着不同看法.对此,刘杲先生紧密结合我国编辑学学科发展的现实,结合丰富多样的编辑活动实践和编辑运动规律,阐述了编辑学学科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其一,编辑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不言而喻是为了建立编辑学”,“以最终构建普通编辑学的学科体系为目标”,“怎么写作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其二,关于学科定位.刘杲先生认为,编辑学属于应用科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应用科学”,它不是一门基础理论,也不仅仅限于应用技术.“编辑学来自对编辑实践经验的概括,又用于指导编辑的实践活动.”“应当有自己的概念、范畴、命题、定理和体系,应当具有完备的现代科学形态.”但事实上“离建立现代科学形态的编辑学体系还有很长的路程”,有“相当的距离,仍需继续努力.”这一定位阐明了编辑学学科的应用性和实践意义,将编辑学与生生不息的编辑活动相联,也形成了编辑学研究的基本走向,那就是密切关注现实,在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发展.同时,编辑学研究与编辑实践及出版的发展还不相适应,应该不断加强.在此基础上,刘杲先生进一步指出,“编辑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属于文化传播学.”这就更加明确地从其内涵上对编辑学进行了规约,从文化传播的层面来审视和构建编辑学.正因为如此,刘杲先生提倡组织攻关或者吸引更多的人把注意力相对集中到重点课题上来,推动形成编辑学理论框架,并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规律和变革的关系、放开和收拢的关系等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为编辑学发展注入了现实的活力.其三,“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是编辑活动的客观规律”,这种规律不局限于编辑活动本身,还包括编辑与政治、文化、经济、技术的关系,因而必须从编辑活动的内部研究扩展到外部研究,在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的联动推进中深化编辑学研究.其四,关于内容板块.刘杲先生认为,普通编辑学包括编辑史、编辑理论、编辑应用(实务)三个部分,在编辑学学科建设中互相依存、互相推动,应积极推动理论界形成关于编辑学内容系统的统一认识.其五,关于未来发展.编辑学能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能不能适应信息时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产业更加需要编辑能力创新,信息时代编辑的客观需求也是相同的,编辑学无疑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刘杲先生预期“中国编辑学的基本成熟可能在21世纪中叶”：建立为人们认可的编辑学理论体系,产生公认的学术带头人,形成编辑学研究和编辑活动、编辑教学紧密结合的良好机制.因此,在当前的传播环境与文化语境下,就必须使编辑学研究继续保持充沛的活力,“进一步面对现实,面向未来,加强对编辑活动中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比如编辑活动的价值取向、编辑活动与营销活动、编辑人员的相似度检测地位、网络编辑的理论与实务、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关系,从而“使整个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更加结合实际、更加联系群众、更加富有生气、更加具有吸引力”,显示编辑学研究的时代特色.这种过程论的视野对编辑学具有独到的研究取向.

随着出版业的产业转型、出版新技术特别是数字时代的来临和文化消费环境下读者需求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出版日益融入世界传媒的洪流之中,编辑活动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为编辑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编辑活动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发展过程,有着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编辑学研究必须密切关注编辑出版活动中的新问题、新矛盾,关注媒介形式的新变化、编辑劳动的新特点,关注读者的新需求、市场的新走势,关注社会文化的新环境、出版技术的新发展,必须始终联系编辑实际,在编辑学理论和编辑实践活动的交接点上探寻其方法论的路径.刘杲先生曾经对编辑学研究提出过设问,并作了自我回答：“普通编辑学及分支编辑学研究,是先设计一个普通编辑学,再演绎到分支编辑学；还是各个分支编辑学都成熟了,然后再归纳为普通编辑学恐怕难于区分先后,应该是互相推动、互相促进.”就整体而言,刘杲先生从致力于编辑学基础理论研究,到密切关注编辑学前沿问题,特别是新的经济环境和出版技术对于编辑活动的影响,为编辑学研究和编辑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那就是从具体到一般.或者“从一种特殊的编辑劳动入手等在分门别类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加以综合、概括,形成普通编辑学.采取这种从具体到抽象、从个性到共性的方法,可能比较顺当”.或者,从一种分媒体编辑学入手,逐步扩展和延伸,比如“从图书编辑学入手,扩展到其他媒体的编辑学,进一步构建普通编辑学”.总而言之,编辑学研究要注重联系编辑活动实际,深入到分媒体编辑活动的本质,从个性中概括共性.刘杲先生指出,“我们的编辑学研究越是深入编辑工作的实际,越是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就越有利于把我们对编辑工作的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我们的编辑学研究越是对具有特殊性质的编辑工作问题进行深入的挖掘,越是把握事物的个性,就越有利于概括多种编辑活动的共性.这是认识发展的规律,是科学的认识论.”编辑学研究可以贯彻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通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从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各种媒介的编辑实践活动中概括、抽象出编辑活动基本原理.“建立编辑学,需要对古今中外大量的编辑活动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加以概括.”从根本上讲,就是“编辑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又用于指导编辑实践活动的开拓创新.因此,编辑学研究应当十分重视编辑实践的具体经验和编辑实践的理论需求”.因此,要有的放矢地解决编辑活动实践的问题,要研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形成完整的认识.可以在对不同媒介编辑活动研究的基础上概括形成普通编辑学,同时,既要总结和概括编辑实践的历史经验,又要面对编辑活动现实,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编辑承包、策划编辑等问题予以理论回答,并加强对编辑人才培养的研究.“这是从具体到抽象,从个性到共性的方法.”这种研究编辑学的方法目标明确,内容具体,意义指向清晰,最终就是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编辑学原理,有利于“发扬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学以致用的学风,同时也要避免片面强调实用而忽视理论的偏向”.

刘杲先生的理论思维和语言表述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文风清纯.观点的表达提纲挈领,理论的阐述言简意赅,很多是原理性的概述和纲要性的阐释,便于接受、记忆和传播、运用.很多精彩篇章从其文题就可以见出其浓缩性,具有信息的密集度和意义空间的延展性,为现代信息与文化语境下编辑学研究提供了启迪.

当然,编辑学研究及编辑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并非一日之功,而是要经过长期努力,持之以恒为之奋斗.“建立和完善普通编辑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不仅因为编辑学的学科建设时间不长,还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编辑活动变化很大.在这个过程中,多方探索,彼此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编辑学研究必须不断创新和超越.“编辑学从无到有,从低到高,从幼稚到成熟,一刻也离不开编辑学的理论创新.”那么如何创新呢刘杲先生强调了两点：一是开展理论争鸣,在争论中不断求同存异,逐步形成共识.“争论是认识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它推动认识的深化”,必须重视编辑学研究中不同意见的争鸣,对于编辑学问题的不同观点,应该彼此包容,切忌定于一尊.一方面,正常的争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可以发展成为不同的学派,也可以在研究进程当中彼此互相启发、吸收、补充,共同前进.另一方面,“编辑学理论创新需要宽松的环境.学术研究的争论应当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是追求真理的必由之路.”二是编辑学理论创新必须紧密结合编辑活动实际.“编辑学理论创新需要联系实际等古今中外的编辑实践和编辑研究成果,多种学科、多种媒体的编辑活动,编辑历史的深入发掘,编辑规律的深入探讨和重新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编辑活动的新情况,信息时代编辑活动的新变化,所有这些,既是我们的研究课题,也是编辑学理论创新的客观依据.”而正是在这样的思维层面,刘杲先生的编辑学研究路径给了我们方法论启示,具有学科构建的意义.

注释：

[1]刘杲,出版笔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2]刘杲,刘杲出版文集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

[3]刘杲,刘杲出版论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

[4]刘杲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转变观念,促进发展,中国编辑,2009(1)：12-13

[5]刘杲,我的出版观,中国编辑,2008(4)：28-29

[6]刘杲,文化是出版的灵魂,出版史料.2008(3)：5-6

[7]刘杲,一张别开生面的名片,出版史料,2010(4)：73-75

[8]蔡姗,推动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不断深化　出版科学,2011(4)：111-112

[9]刘杲　编辑精神的嘹亮赞歌,出版发行研究,2009(2)：36―37

[10]刘杲,谈编辑学三原理编辑之友,2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