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早期商务英语的产生语言属性

［收稿日期］2011-05-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语言经济学的商务英语教育研究”（06CYY007）,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前制度化教育语境下的晚清商务英语教育研究”（2010YBA053）

［作者简介］莫再树（1967―）,男,湖南绥宁人,湖南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商务英语,英语教材评价.

［摘 要］盛行于我国清代通商口岸为涉外商贸怎么写作的"中国洋泾浜英语"（CPE）,就其词源及辞书释义、形成及用途、教学及读本内容、使用者的职业等而言,就是我国早期的商务英语.CPE产生于早期中西商贸语言接触和语言混合,经历了广州英语和上海洋泾浜英语两个主要发展阶段,是近代中外商贸交往中不可或缺的商贸通用语、混合语和有限的二语习得.

［关 键 词］中国洋泾浜英语；早期商务英语；通用语；混合语

［中图分类号］H319［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8―1763(2012)02―0086―04

TheOriginandLinguisticPropertyofEarlyBusinessEnglishinChina

MOZaishu,XIAOYunnan

(CollegeofForeignLanguages&InternationalStudies,HunanUniversity,Changsha410082,China)

Abstract:ChinesePidginEnglish(CPE)prevailingintheChineseportsinQingDynastywaainlytheearlybusinessEnglishservingtheSino-westerntradeandmerceintermsoftheetymologyandthedictionaryexplanationsoftheterm"pidgin",CPE'ormationandpurposes,thecontentsofCPEteachingandvariousreaders,andtheprofessionsofCPEspeakers.CPEoriginatedfromthelanguagecontactandhybridizationintheearlySino-westerntradeandmainlyunderwentthestagesofCantonEnglishintheCantonTradeSystemandShanghaiPidginEnglishintheTreatySystem.CPEastheearlybusinessEnglishwasanindispensablelinguafrancainthemodernSino-westernbusiness,amixedlanguageandlimited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

Keywords:ChinesePidginEnglish,earlybusinessEnglish,linguafranca,mixedlanguage

一引言

“中国洋泾浜英语”（ChinesePidginEnglish,CPE）曾作为清代（尤其是在民间）对外商贸交往的重要交际工具,甚至被称为“所有洋泾浜语之母”［1］.学界大多将PidginEnglish称为“洋泾浜英语”,但也有的以音译方式称其为“别琴”或“皮钦”英语.国内语言学界、史学界对CPE进行过研究,前者主要关注我国近代英语语言发展及民间英语使用的实际状况,揭示其发展和学习过程的某些普遍规律,后者主要关注CPE形成的历史背景、发展阶段和影响的研究,以揭示社会变迁的脉络.这些研究都认为CPE是早期中外商贸交往的语言媒介,但除邱立中［2］以外,以商务英语作为切入点和视角的研究几乎完全缺失.本文试图以“商务英语”作为对CPE研究的切入点,探讨这种在特殊历史背景和条件下形成的CPE与早期商务英语的关系、早期商务英语的产生与发展及其语言属性,为曾盛极一时且对近代对外商贸交往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尚尘封于历史之中的早期商务英语的研究抛砖引玉.

二洋泾浜英语与早期商务英语的关系

就CPE的词源、形成和用途、教学及读本内容、使用者的职业等而言,CPE即为我国早期商务英语,民间培训班和夜校的CPE教学即为早期商务英语教学的一部分.

(一)从词源和辞书释义看

国外有些研究者［3-7认为pidgin来源于business一词,是business的讹读.pidgin作为交往用的本地语,最先用于CPE.“这种行话合适的术语应为‘商务英语’”［3］.国内对pidgin与business的语源关系也有论述.杨勋［8］认为“‘别琴’二字肇于华人,用以作贸易、事端二义”,“生意原来别有琴,洋场通事尽知音”.1883年10月25日《申报》称：“上海为通商大埠,西人之处此者最多,华人等效其语言,而语言仍微有不同之处,俗谓之‘洋泾浜语’,西语谓之‘别禽’云者,义取生意场中通行之意.”周振鹤［9］认为“pidgin一词的词源也极有可能是产生于中国的”,pidgin是对business一词的蹩脚发音或讹读,早期曾写作pigeoness或pigeon,PidginEnglish最初表示的是BusinessEnglish,即最早在英中商人之间使用的商业语言,后来pidgin代替了business成为这种语言的学名和语言学术语［10］［11］.但洋泾浜英语和pidginEnglish各有其来源.洋泾浜本是上海的一条小河,战争后成为外贸码头,露天通事、华商等在此操着蹩脚的英语作为中外商贸媒介,后来这种英语成了中外商贸语言,始有洋泾浜英语之谓.

《辞海》认为洋泾浜英语是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时产生于我国沿海几个通商口岸的一种混合语.《新英汉词典》认为pidgin是不同语种的人们在商业交往中发展起来的混杂语言和不纯粹的英语（尤指在旧中国港口等地所用的混杂英语）.《牛津英语大词典》指出pidgin来源于19世纪中国人（主要是广东人）对于business一词的蹩脚发音,一种简化或变体的交际口语.《韦伯斯特百科英语大词典》对pidginEnglish的第一项释义是：在中国港口贸易交往中使用的中英混合语.《大英百科全书》的解释是：pidginEnglish是华人与英人之间作为贸易语言使用的英语的变体,体现了CPE主要是用于商业目的事实.尽管以上释义带有某些价值判断,但更多的是对洋泾浜英语的学术性描述,表明洋泾浜英语在使用范围、使用场合和用途、产生的渊源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商务英语的特点.

(二)从形成和用途看

就其形成而言,CPE就是商务英语.中外商贸往来的实际需要催生了作为交际媒介的CPE.“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2］卫三畏［13］（Williams）首次从理论上明确指出CPE是中国与英国贸易所致,Bolton［14］将洋泾浜英语的出现归结于西方与中国贸易的激增及通事的缺乏,广州行商在同英国人的商业和日常交往中,因不能习得标准英语而发明了这种“非正规、且带有浓厚商业特征”［15］的洋泾浜英语.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莫再树,肖云南:我国早期商务英语的产生及语言属性兼论洋泾浜英语与商务英语的关系

就其用途而言,CPE就是商务英语.“鉴于要求和其他社区的成员进行交流的原因常常系贸易,所以洋泾浜语可以是所谓贸易语言”［16］,CPE“以商贸英语为特征,是早期中外交往,特别是民间交往的最主要媒介”［17］,甚至是“唯一的媒介”［3］.可见无论是最初的中外语言接触,还是后来的演变,CPE都是为了特定的（特别是商业的）目的,它不仅满足了当时激增的中外商贸活动对掌握这种商务英语的“人才”的需要,也凸显了这种商贸语言的实际用途和商业价值.

(三)从教学和读本内容看

CPE教学的内容带有明显的商贸语言的倾向.近代民间出现的专门教授商务英语的培训班和夜校教授的多是CPE,而需学习的CPE的全部内容就是“若干用于商业或怎么写作业的语词和短句”［18］,且多“局限于贸易货物名称和、日常见面寒暄、讨价还价等英文用语”［17］.此外,“欲与西人交往的华人不得不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逗留在公行、店铺以及其他外国人经常出没的地方,以获取只言片语”［13］.CPE读本常含有商贸内容.19世纪出现了一些以各地方言标读的含有商贸内容的CPE读本,如：《鬼话》为广州英语词汇会话集,供掌握英语商务基本对话之用；《红毛写卖通用鬼话》收录了与西人接触时最需要的日常生活和商贸词汇,具有明显的商贸英语的特点；《华番贸易言语通晓》所辑录的语词与商贸交往相关的不少,涉及不同产品及当时广州十三夷馆的名称；《英语注解》将贸易、商品、用品等词汇、句子分类编排,预示了上海洋泾浜英语的诞生.此外,在华西人马儒翰（J.R.Morrison）和罗伯聃（RobertThom）分别编有《广东英语语词集》（GlossaryofWordsandPhrasestotheJargonSpokenatCanton）和《华英通用杂话上卷》（ChineseandEnglishVocabulary,PartFirst）,前者涉及中外贸易之商船、产品样式、数量与质量、、支付、账目与会计、商行、商户、通事所等方面的语词；后者涉及贸易货物名称及等级、货币、经商人员、写卖等方面的基本词汇、短语和对话.

可见,从教学内容和各种读本的内容来看,CPE就是商务英语.外语夜校和培训班的CPE教学及各种CPE读本的出现加速了早期商务英语的进一步传播和使用,极大地促进了中外商贸交往.

(四)从使用者的职业看

CPE使用者的职业表明CPE即为商务英语.“对外贸易的发展引起社会分工的细致化,导致了大批依靠对外贸易为生的人群的存在”［11］.CPE使用者的群体广泛,职业构成复杂.“有属于特许对外经商的行商,有属于半性质的通事和写办,也有属于民间性质的行伙、其他商人、小店铺主、小商贩、船家、赁屋于外人的百姓、商馆仆役、民等”［19］,其中行商乃“对外贸易之独占者”,“有秉命封舱停市约束外人之行政权”［20］(Pvi),通事乃“其质鲁,其识浅,其心术又鄙,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21］.虽然社会地位和性质各异,但CPE使用者“具有鲜明的职业性特点,基本上都与外贸、怎么写作业有关”［19］,几乎囊括了所有需与西人进行各种商贸往来的从业者,构成一个CPE学习和使用者的金字塔,为排除中外商贸交往的语言障碍付出了共同努力.

在华西方商人也是CPE的使用者.尽管他们起初鄙视CPE,但为了从商贸往来中获取丰厚利润,只得舍弃标准英语而使用CPE.其使用者有三类：即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公司东印度公司的职员、总部在英国却在华创建了贸易公司（如怡和洋行）的贸易商、美国贸易商［22］.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词源、形成和用途,还是从教学及读本内容、使用者的职业等方面来看,CPE与商务英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明显的商务英语特点.诚如邱立中［2］所言,“19世纪与20世纪初盛行于我国通商口岸的商务英语――洋泾浜英语是一种为口岸贸易怎么写作的英语变体.洋泾浜英语成为了19世纪流行于中国各开放口岸的‘商务英语’”.

三早期商务英语的产生与发展

“社会的需要就是语言的生命线”［23］.中外商贸往来对CPE的实际需要,影响甚至决定了早期商贸通用语的产生、演进及消亡.Pidgin一词最早见诸印刷品是在1850年［24］,pidginEnglish首次作为CPE的描述性标签则在1859年［14］.此前,CPE曾有各种指称,如slangofCanton,“jargonspokenatCanton”［13］,“brokenEnglish”［14］,CantonEnglish［13］等.历时地看,早期商务英语起源于澳门葡语,主要经历了广州英语和上海洋泾浜英语两个阶段,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最终走向衰落.

(一)早期商务英语的产生

CPE的产生源于作为最早的中外商贸通用语的澳门葡语（亦称广东葡语）.1557年澳门开埠后中外贸易交往的需要逐渐催生出中葡混合语.“在那些日与葡人相周旋,负责传译语言、媒介交易的中国通事和包揽对葡贸易的揽头中间,逐渐形成中葡贸易的商业专用语广东葡语”［25］.就连最初“来华贸易的英国和荷兰商船,也必须依靠懂得广东葡语的中国通事,始能进行贸易”,澳门葡语“作为贸易行话的主导地位一直持续至大约17世纪末”［26］,对随后的广州英语产生了较大影响.

广州英语是广州贸易制度时期（CantonSystem,1760-1842）“在广州的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进行商业交易和往来媒介的独特语言”［27］,其产生及地位的确立所需要的地理和语言环境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中英语言的最初接触时期.“始于1637年在中国口岸地区开始出现的英语是与贸易接触有关的”［28］,因迅速增多的中英贸易交往而产生的对语言媒介的需求直接导致了广州英语的产生.第二,广州英语的形成时期.英属东印度公司于1699年在广州设立商馆,并在18世纪上半叶与中国建立了经常性的贸易关系,广州英语作为贸易语言的作用日渐显现.第三,广州英语发挥主导地位的时期.1757年清廷下令洋船只许在广州收泊,对外经贸仅限广州一口,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约一百年中,广州英语“稳步而迅速地取代澳门葡语而成为中外贸易不可替代的国际通用语”［29］,“几乎成为广州华人学习的惟一语言”［13］,“最终在中国南方口岸地区的中西贸易中发挥着作为贸易通用语的主导作用”［28］.

广州英语这种早期商务语言“只是口头语言”［30］,没有书面形式的支持.但19世纪30年代后出现的广州英语刻本词汇书不仅“反映了19世纪30年代中西交往总体规模的扩大”［11］,也标志着中西交往持续发展背景下广州英语应用范围的扩大,标志着广州英语进入鼎盛时期.

(三)上海洋泾浜英语――条约制度时期的中外商贸通用语

“条约制度”（TreatySystem,1842-1901）开始后,中西商贸中心北移,早期商务英语逐渐发生演变,出现了以官话标读的洋泾浜英语及以各地方言标读的洋泾浜英语.自1853年起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首要港口,广州英语作为主导性的贸易通用语也逐渐被在其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上海洋泾浜英语所取代,但“前者对后者无论是语音上还是用词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等它们的关系是前后继承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31］.1874年曹骧编写的以沪音注音的《英字入门》问世,赋予流传已久的上海洋泾浜英语以书面形式.从书面语言确立的角度而言,广州英语结束了其作为中西民间商贸交往通用语的历史使命,正式完全让位于上海洋泾浜英语［11］.

上海洋泾浜英语作为商贸语言成为中外商贸交往不可缺少的工具.1875年7月25日《纽约时报》称：“洋泾浜英语是清国人用来代替‘商业英语’的最直接的方法.在大清国,英国商人和写办把这种‘洋泾浜英语’应用于处理同当地清国人的业务联系”［32］.为了商业利益,人们“日与西人交接等不讲别琴语者,百不得一”［33］,这种商贸语言“之所以在上海吃香是因开埠和商贸所致,反过来开埠和商贸又促使了洋泾浜英语在上海的盛行”［34］.

由于洋务学堂的建立、英语正规化教学的逐步推广、社会对于标准英语的推崇、CPE自身句法及语音的缺陷以及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书面语的支持,在近代历史舞台上曾盛极一时的早期商务英语于20世纪初期逐渐失去了其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物质及思想基础,逐渐走向衰落,并最终退出了中外商贸交往的历史.

四早期商务英语的属性：

贸易混合语和有限的二语习得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CPE是不同语言集团在其商贸往来中产生的贸易语言或所使用的语言代码,但其产生方式有别于传统的语言谱系,它没有独立的母体,来源于语言接触和语言混合,即由作为上层语言（superstratelanguage）的英语和作为下层语言（substratelanguage）的汉语接触而产生,词汇主要来自英语,语法及语音则来自汉语这一下层语言（确切地说语音是粤、甬、沪等地方方言的发音系统）,其语言承载者在实际语言交流的过程中,受各自方言中语音、语法规则和表达习惯的干扰,对英语进行了相应的语言改变.“在传统的语言谱系树中,在哪里可以找到一种由起源于世界两个不同地方的语言彼此结合而成的‘混合语言’”［35］.可见,早期商务英语是“不同语种的人们在商业交往中发展而成的混杂语言”［36］.这种语言变异的实际而又直接的交际的目的多是为了进行贸易,是一种商业交际语.

从二语习得的角度来看,CPE的学习时间短、内容单一、方法简单,无需也不可能正确地学习英语语音及句法知识,只需生硬地记住按各地方言注音的英语单词的汉语谐音,无需阅读任何作品,也没有任何用CPE写就的任何作品、尺牍或其他材料.多数学习者所掌握的“语言”技能多为听说,仅能勉强满足商贸交往的基本需要,不大可能笔录所学内容或笔译书面材料.CPE的学习者为了商贸需要而学习英语,但当语言输入不充分而无法领悟到该语言的结构时,学习者就会用该语言的词汇,求助于母语的结构,混合地使用语言,是一种有限的二语习得.“洋泾浜英语是一种相似度检测语,是因商业,政治或外交的需要使两种语言接触后而形成的一种混合语.”［37］“洋泾浜英语的形成与相似度检测语的石化有相似之处”［38］.“相对于广州英语来说,上海洋泾浜英语丰富了词汇,规范了语法”［39］,其演变与发展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的层次性发展,逐渐向标准英语靠拢,这是基本符合相似度检测语理论的.

五结语

CPE这种早期商务英语在我国存在两个多世纪,对早期中外商贸交往及通商口岸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CPE作为中外贸易的通用语,成为“中国商人、通事等与外国人沟通的唯一工具”［37］,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商贸交往的语言障碍,“成了许多数额巨大生意或极为重要的事情的便利的交际媒介”［36］,“外国人与当地中国人之间所进行巨额贸易的十分之九,都是通过这一古里古怪的洋泾浜英语去完成的,离了它,您还真是玩不转”［3］.其次,这种商贸语言还促进了通商口岸的发展,因为晚清通商口岸的发展一般都是靠对外贸步,上海就是最好的例证.“上海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能够迅速成长为国际大都市,其早期的商务英语――洋泾浜英语功不可没”［2］.再次,早期商务英语的学习还“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正规学校英语教学的开展”［17］.可见,CPE作为早期商务英语的历史是“一部近代中英异质语言在民间层面接触和中外异质文化在民间层面碰撞的历史,也是一部近代中西贸易语言的历史”［40］和一面折射出近代中西商贸接触中特有语言和文化现象的多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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