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翻译在中国翻译理中的意义和地位

佛教从古代印度传入我国,从有确凿可考的文献算起,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把有着大量翻译实践的佛经翻译作为中国翻译史的开端,我国的翻译已有两千多年,真可谓我国的翻译历史悠久.从表面上看,翻译只是两种语言和文字之间相互转换,实际上却不然.从本质上讲,翻译和文化是无法孤立存在的.翻译实际上是文化交换,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翻译活动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进行的文化交流活动,而宗教在不同国家之间相互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宗教教义的载体―典籍成为不同国家间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这种交流方式的实现有赖于宗教翻译者的大力斡旋.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即东汉到宋代的经文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战争至“五四”的时期的西学翻译.由此可见第一次翻译就是佛经翻译所掀起的.在西方,宗教翻译也一样掀起了一次翻译.纵观中西方翻译理论史,不难发现翻译在传播宗教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借助于翻译,不仅宗教得到了传播,促进了宗教文化的传递,使得宗教文化可以被不同国度的传统文化所接受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多方面产生影响,而且在翻译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翻译大家,产生了多样化的翻译理论,诞生了新的学科,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在翻译《圣经》和佛教典籍的过程中,古今中外的译者都产生了多样的翻译理论或是独到的见解,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翻译史为我们积累了一份宝贵文化财富,延续一千多年的佛经翻译为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并为构建我国现代翻译理论奠定了重要的基石.但是一个颇令人费解的现象是在西方基督教经典《圣经》的翻译过程中,诞生了早至被誉为“基督教的真正父亲”斐洛犹达欧斯以及哲罗姆、奥古斯丁等[1],近至美国翻译家奈达等杰出的翻译家及翻译理论.在中国,随着西方译学思想以及翻译理论的不断涌入,产生了一种“言必称奈达”的现象,由此可见西方理论影响之高.相比较而言,中国的佛经翻译理论则显得比较低调.

一、佛教和佛教翻译在古代中国的发展

在中国,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和当时交通条件的落后,古代的中国并没有接触到《圣经》,而是从邻邦印度带回了佛教的火种,并由此掀起了中国第一次翻译.作为一种未来文化的佛教能够成功地传入中国并经过漫长的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自然少不了语言文字的媒介.换句话说,佛教的意义是在语言的转换---翻译中得以实现的.可以说佛教翻译成了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大陆强有力的工具.中国的佛经翻译,从开始到兴盛至衰败,经历了东汉,隋唐,北宋三个重要阶段到元代已接未声,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不仅对我国早期翻译理论和思想而且哲学、艺术、文学、语言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2].

汉魏之际,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直到西晋都可算得上是佛经翻译和佛经发展的初始阶段在最初阶段,为了让人们了解一种新的文化――佛教文化,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就是使用翻译的最基本功能“易”即以所有易其所无.这实际上就是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如佛教中“无为”,“大明”,“度无极”均是用道教中的术语来翻译佛教中的明相.采用归化手法翻译后的佛经因其易于理解极大地推动了佛经在中国传播和发展.但在那时佛经的译者们还不能做到更进一步的要求：翻译过来的佛经文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原文化的本质――虽然这一直是翻译所追求的目标.这一时期佛经翻译的不足不仅表现翻译策略上,在翻译内容上和翻译规模上都有所体现.这一时期所翻译的佛经内容是零散的,不连贯的.但这毕竟开启了佛经翻译开端,为佛经翻译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

佛经翻译的发展繁荣是和文化的发展繁荣相一致的.隋唐时期,中国的封建统治在政治制度上日趋成熟和稳定,在经济上强盛发展,文化的各个层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佛经翻译在也唐朝达到了鼎盛时期.在内容上,唐朝的佛经翻译摆脱了初期的不系统性.在翻译策略和方法上也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唐朝最杰出的佛经翻译家为著名的唐玄奘.在玄奘的译经中,有五种情况采用音译保留原文中的异质.这实际上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在玄奘的佛经翻译中,异化和归化翻译策略是建立在协调,平衡的基础上的,这使得佛经的直译和意译达到了辩证的完美统一.从以上我们看到佛经翻译在内容上的完善和翻译策略上的进步使佛经翻译走向了成熟.佛经翻译的发展成熟不仅对佛教本身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佛经翻译过程中,译者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觑.诚如某些学者所言,译者是把“产生于一地、一民族、一种文化土壤中的原文移植到另一地、另一民族、另一文化土壤中的园艺师,是原文与译文读者之间不可或缺的桥梁.”[3]他们是翻译活动的切身实践者,对翻译活动有着深切的体会.在中国古代佛经翻译过程中就涌现出了众多杰出的译者,如佛经翻译第一位译者安世高,第一位译论家支谦,还有杰出的译者道安、鸠摩罗什、严琮、唐玄奘,赞宁等等,无不为佛经翻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些翻译家在其长期的佛经翻译过程中,各自对佛经翻译产生了不同的领悟,提出了各自的翻译理论.这些翻译思想分别涉及了佛经译文的准确、忠实,译者的条件,翻译的过程等至今仍然具有学术意义的翻译理论问题.典型的佛经翻译理论如：道安在其所著《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提出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说；严琮提出关于译者从事佛经翻译条件的“八备”说；唐玄奘提出佛经翻译过程中的“五不翻”；北宋僧人赞宁论述翻译问题的“六例”等等.而“首篇重要的译论应该算支谦的《法句经序》.因为这篇关于佛经翻译的专门论述不仅出现得最早,而且其中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思想.”[4]

二、佛经翻译理论在中国

翻译理论中的地位及其影响

这些最初的佛经翻译思想开中国翻译理论之先河,对中国后世的翻译理论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有的理论成为后世翻译家理论之根源,演化出另一种翻译思想；有的则对后世翻译思想的进步具有警醒作用；而有的翻译思想至今仍为人们所推崇.

如第一位译论家支谦所著的《法句经序》,有学者经考证认为“严复《天演论译例言》所标译事三难“信达雅”三字皆已见于此篇,可见《法句经序》在中国翻译理论史上所具有的开创之功[4].可以说,《法句经序》是严复“信达雅”理论根源之所在.而之后,由此产生的“信达雅”理论在中国译界统治长达近百年.许钧教授在2005年的曾说,信达雅理论被国外翻译研究界的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奉为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译论而受到关注,足见其生命力之强[5].

在谈及翻译问题时,梁启超曾说：“后世谈译学者,咸征引焉.要之,翻译文学之程式成为学界一问题,自安公始也.”[6]这里所说的“安公”就是佛经译者第一人安世高.由此可见,古代佛经译者在梁启超眼中的地位之高.

而唐代高僧玄奘提出的“五不翻”有学者对其进行现代阐释,认为其“有其深刻的保守翻译本体之秘密的重要意义”[4].更有学者如梁启超所说：“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我国传统翻译从鸠摩罗什的“折中”到玄奘的“调和”,风格、思想大定.我国后世的翻译主张,也都没有脱离圆满调和或和合调谐的传统主旨.严复的“信达雅”是三元调和论,傅雷实际上是在推崇一种“以神为用、以形为体”的积极的审美调和统一论[2].可见当代各翻译理论家对古代佛经翻译理论的重视程度,也由此可见玄奘翻译理论的成熟与其思想高度.而且刘宓庆教授认为,“‘圆满调和’的翻译思想对我们今日之翻译操作仍切中所需.我们需要的是局部和整体的“圆满调和”、古与今的“圆满调和”、中与西的“圆满调和”以及对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和对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圆满调和’”[2].这种对于“圆满调和”的认识无疑是今人对古人翻译思想的阐释,发扬和借鉴,而这也正是如今翻译理论所欠缺的一面.玄奘提出的理论固然是针对佛经翻译,但其“圆满调和”的思想却适用于其他翻译理论的研究和社会其他方面.我们从对古代佛经翻译理论的探讨中发现,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代佛经翻译理论为我们今天的翻译实践和研究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三、佛经翻译理论

与西方翻译理论的离合点

不论中国还是西方,既然这两种宗教翻译理论的源头都是宗教,其中必然有其共同点,如所探讨翻译理论的方面.由于同样是翻译宗教典籍,所以译者不可避免的认为其宗教典籍具有神秘和崇高的性质.在古代中国,翻译家们强调译者必须热爱佛法,精通佛教以保持其译文的准确性；在古代西方,翻译家们认为翻译《圣经》之人必须是基督教徒,也就是说懂得教义,才能更好的翻译.二者不无相似之处.

对于同一理论问题,相近时代的学者,只是措辞不同,所产生的见解却颇有几分类似.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之说对翻译者如何避免背叛原文具有警示作用.与道安差不多同时代的西方神学家圣哲罗姆对翻译有过不少论述,其中有的说法与道安的不谋而合,如他所说的“偏离原文”与道安“失本”是一个意思[7].

根据各自对宗教典籍的翻译,中西方译者都提出了针对翻译过程的理论.根据《续高僧传》记载,玄奘对译经的过程及分工非常严格与明确,包括译主、证义、证文等十一项.而在西方,奈达也提出了关于翻译过程的理论,共分为十项.虽然提出的年代、文化各异,但其中仍不乏相似之处.既然都是针对宗教典籍翻译提出的理论,而且同为翻译,必然与其他类的翻译有些共性.所以继而《翻译论》作者指出“虽然玄奘和奈达都是针对宗教典籍的翻译工作制订的程序,但其中一些原则,则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7].

同时,也由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如中国求同,西方求异,因此而产生的翻译理论也必然存在着不同.西方宗教翻译理论中,各自保持着相异性.各个翻译家都在追求各自所认为的忠实,准确,完美.虽然彼此相异,但其理论不乏其合理性,可行性.不同的是在古代中国,玄奘却提出了“圆满调和”的理论,与西方强调相异相反,它追求的是一种协调、协和、完满.任何一种翻译理论都有其合理性,但同时由于只涉及翻译问题的某一个方面,所以具有其片面性.如若真能做到刘宓庆教授所言的几个“圆满调和”,那将是世界翻译理论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佛经典籍皆由梵语所著,今天能识译梵语之人已寥寥无几,佛经翻译也就随之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人们对于佛经翻译理论的阐释并没有停止.如孔惠仪博士的力作《重写翻译史》,其中对佛经翻译及其理论作了很有见地的论述.

通过现当代翻译界的译者对佛经翻译理论的种种认可,以及简单分析古代佛经译论与西方《圣经》翻译理论的异同,从中可以看出,佛经翻译理论并没有随着佛经翻译的消逝而淡出人们的研究视线,人们仍然热衷于对其进行解释、分析、发扬和运用.现当代译者眼中的佛经译论并没有变得陈旧,相反,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对其的阐释有了新的内容,赋予其新的活力,让古老的智慧之言再次散发出光芒,让世界认识到古老中华文明的魅力.

【参考文献】

[1]宗教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1013.

[2]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5:85.

[3]蒋素华.关于翻译过程的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8,(3).

[4]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丛道安到傅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12.

[5]许钧.翻译的最高境界[A].沈苏儒.信达雅漫谈[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6]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54.

[7]许钧.翻译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乔影,集宁师范学院外语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