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说,形势变了.“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
风云际会的1971
1969年底,做出全面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国务院成立了计划起草小组,5月,起草小组改名为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顾秀莲成为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她亲历了新中国首次从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和设备的“四三(即总价值为43亿美元)方案”的制定.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全面主持日常工作,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打破了中美两国间20多年的坚冰.
在这次会面中,对尼克松说:“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
正如所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解决人民“衣被甚少”、吃穿短缺的问题,也有了新的可能性.
顾秀莲证实了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1971年8、9月间,到南方视察,一天,派身边工作人员上街.这是他出巡时常用的一种社会调查方法.这位工作人员在一家服装店排长队,写了一条“的确良”裤子,回来后汇报说,为了写一条“的确良”裤子,千辛万苦排了半天队.对此,颇为感慨:写件“的确良”不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
第一个报告出台
1970年7月,钱之光出任轻工业部部长.周恩来宣布:全国重点抓轻工,轻工重点抓纺织,纺织重点抓化纤.“反正不能只靠棉花过日子.”
1971年下半年,钱之光提出,可以利用中国自己的油气资源,建设几个化纤基地,要搞100万吨,相当于2000万担棉花.所需的技术设备,则可以从国外引进.
对此,周恩来、李先念指示国家计委研究一下,考虑引进解决穿衣问题的化纤设备和解决吃饭问题的化肥设备.
时值1972年1月初的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分管轻工业部的顾秀莲找来该部与会代表、计划组副组长陈锦华,请他向钱之光部长汇报,并要他代计委起草报告.
陈锦华根据指示,在部里讨论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交给了顾秀莲.
按照报告提出的计划,进口总值为4亿美元.在化纤方面,拟从法国、日本进口4套装置,约需2.7亿美元.建成后每年可生产合成纤维24万吨,约等于500万吨棉花,可织布40亿尺(耐用方面比棉织品高几倍).其中,“的确良”将达到19亿市尺.“城乡人民对‘的确良’的需要,将进一步得到更好的供应.”
计委将这一报告上报国务院,李先念、和余秋里联名上报周恩来.2月初,周恩来、先后批示同意.
2月中旬开始,轻工业部、燃化部和对外贸易部共同组成两个化纤技术考察组,分赴日本和西欧考察,选择引进对象.考察组回国后,于5月份向国务院递交了考察情况和进口化纤设备安排方面的请示报告,获得批准.由此,四大化纤项目进入谈判阶段.
最先开始谈判的是上海项目,其后是四川、辽宁和天津项目,1972年6月开始,次年9月结束,历时一年多.
在辽宁项目的谈判中,因1000多万美元的分歧,中法之间迟迟未能签订合同.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亲自出面洽商.他在法国驻华使馆宴请周恩来,希望中国政府在上让步.他说,如果中法两国达成合作,将会轰动欧洲和世界.最终,中国政府作出让步,签订了总值达12亿法郎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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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方案”
引进化纤、化肥项目的消息传开后,各部委一下子炸开了锅,天天到计委来,为本部门申请引进项目.
冶金部第一个提出,进口一米七轧机.长期以来,钢铁一直是中国的重点行业,也是薄弱环节,稍稍好一点的板材都要依靠进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冶金部在50年代和60年代曾两次提出报告,要求在武钢建设一米七热轧、冷轧薄板轧机.这已是第三次提出.虽然引进一套设备要2亿美元,但国家每年进口钢材都要花费3亿美元.算一算这笔账,还是划算的.因此,计委表示了支持.
1972年8月,国家计委呈送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获得批准.由此,引进工作从石化扩大到钢铁行业.
11月,国家计委提出了第三个报告——《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并且提出,配备专职人员,来负责这项工作.
这时,各考察团回来后,相继提出多个技术设备引进项目.周恩来感到很零碎,同时认为,既然有这么好的机遇,事情就应该做大一点,所以指示国务院业务组和国家计委,把这些项目合并起来,“要准备采取更大规模的引进方案”.
1973年1月,计委提交了综合性的第四个报告,即《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
这一总体方案,计划引进技术项目26个,共需资金43亿美元,所以被称为“四三方案”(这一方案后来经过追加,总投资为51.8亿美元).
二月初,周恩来、先后批准了这一方案.
引进所需外汇,大部分来源于外贸收入.为了节省有限的外汇,“四三方案”只能尽可能压缩软件技术的引进,而注重引进能够快速形成生产能力的成套硬件设施.
此外,引进大部分采用延期付款方式.在对被引进国的选择上,能否提供出口信贷成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有时,即使是专利技术拥有国,仅仅因为不愿向中国提供出口信贷,中国就转向第三国.这不但影响了技术的成功转移,而且使得很多工程出现质量问题,被迫拖延工期.银行也为方案的实施筹措了部分外汇.1972年,陈云复出,参加了对四三方案的领导工作.1973 年6月,新上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和副行长乔培新,为筹措外汇资金的问题请示陈云:现在可以搞到10亿美元甚至更多,但是,这是否不符合的自力更生方针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
对此,陈云回答,现在形势变了.“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
“四三方案”引进的26个大型项目于1982年前陆续建成.“四大化纤”1982年全部投产.
(刘大鹏荐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