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工程师治国”

随着七位政治局常委的集体亮相,十八大高层人事布局已经尘埃落定.这次权力交接令全世界瞩目,因为他们的决策思维、政治思想和执政风格,将深远地影响这个东方大国未来的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除了权力安排和分配,新的领导人的背景也颇引人关切,分析人士从中揣摩各种因素,以便将他们划入特定的利益群体之中,或者借以预测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其中,领导人踏上政坛前的学科背景也引起人们的重视,许多人还据此得出“告别工程师治国”的判断.

人文社会学科的崛起

新一届政治局成员有一个醒目的特征,即具有更加明显的人文社会学科知识背景,这将深远地影响他们的政治认知和决策思维.

七位常委中,最高领导人1975年进入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此后在1998年进一步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李克强则是北京大学法律科班出身,并拥有该校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张德江早年就读于延边大学朝鲜语专业,后到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经济系学习；俞正声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刘云山在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后担任过教师和记者；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的王岐山,从政前曾从事近代历史和农村问题研究；则拥有厦门大学经济系的知识背景.

七位常委的教育背景包括法学、经济、史学、语言、工学以及师范教育等多个学科,其中只有俞正声一人是完全的理工科背景,而且是其中唯一拥有工程师职称的领导人.

与此大为不同的是,在十年前的十六届政治局常委中,九位领导人全部是工程师或高级工程师.更早之前的十五届政治局七位常委中,也只有李岚清为企业管理系毕业,其他六人均为理工科教育出身.

这一现象意味着延续多年的“工程师治国”现象正在发生改变,而年轻的网友则用更加时髦的词称此为“文科生的逆袭”.

事实上,这一现象不仅体现在最高领导层,在人数更多、范围更广的委员群体中表现更加明显.

据媒体统计,在新一届205名委员中,除了21人（占比10.2%）是理工科背景外,其余具备大学以上学历的委员均是人文社会学科背景,或者是具备理科、文科复合背景.其中,最集中的专业学习背景是经济管理、法律、政治学等领域.

党报称：“这是一个具有全新背景的决策群体,预示着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将全面进入一个经济学家、法学家等具备人文社科知识背景的精英治理时代.”

年轻一代中国政治精英的学科背景也印证了这个趋势.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俊生在一份学术报告中指出：据公开数据,截止到今年8月,内地全部161位“60后”省部级官员中,超过60%是人文社会学科学位获得者.而一个月前进入25人组成的政治局,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胡春华便是其中一位,外媒分析,他有望在十年后接掌最高权力.

技术官僚是历史的过渡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认为,由更多具备人文社科背景的政治精英治国,符合现代国家治理的趋势.尤其是法政型精英人才的崛起,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

“技术官僚毕竟是个历史过渡,它能适应过渡时期的经济建设,却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建设.”学者朱学勤早在2005年接受采访时就做出了这个判断.现在看来,技术官僚当权或者称“工程师治国”时代的终结不仅是趋势,而且具有必然性.

历史纵深发展具有不可抗拒的合力,中国也因此形成了特色鲜明的领导人代际特点.分别以和为核心的第一、二代领导集体是革命家治国；接下来由和领导的两代,占政治主导地位的则是工程师（或者称之为技术官僚）,他们在旧体制中获得晋升,也很适应使中国“现代化”的市场改革路线；而今后的中国政治精英的知识背景将更加多元化,并且极有可能以人文社科为主.

第一、二代领导集体成员大多是革命精英,这其中有激进文人,也有军事统帅,这表现了“打江山坐江山”的中国政治传统.比如上海解放后,陈毅担任第一任市长,北京第一任市长为聂荣臻,广州第一任市长是叶剑英.

1956年9月,在谈到八届委员会的组成人选时就曾尖锐地指出：“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等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

“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官员选拔的断档,改革开放后,革命战争期间成长起来的一批领导人已经年老.于是,在1980年始大力开展干部制度改革,中国掀起了一场广泛而意义深远的政治精英的大转换.这场精英转换的指向是政治精英的“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不到十年,几乎所有的年迈体弱、缺乏良好教育和专业知识的老干部离开了领导岗位,代之而起的则是一大批技术型官僚.

改革开放终结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路线,在全国范围内将党的总目标和总任务由过去的改造社会和人的思想转变为发展物质经济,这一重大政策转变必将引发精英政策的相应转变.大批政治上可靠,拥有技术专长的年轻工程师,迅速走上领导岗位.而这同样也与1949年后的教育体制相吻合,出于对文人政治上的不信任,许多人文社会学科被认为是“伪科学”“资产阶级科学”,几乎被集体剿灭.“工程师治国”便是在这些历史的合力之下形成的.

“工程师治国”只是历史的过渡,又一次的政治精英转换正在到来.上世纪80年代的政治精英转换主要依靠内在政治动力完成,基本上是一个政策过程,但新时期的转换将更加具有结构性社会经济变化的特征,是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一部分.

技术官僚带领中国实现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创造了巨大成就.但是,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社会不平等加剧,社会矛盾不断积攒,有随时爆发的可能.虽然领导层一直在喊着“改革”的口号,但仅仅只在经济领域单兵独进,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与此同时,民间对于的呼声正日益强烈,公众要求得到更多的权利来维护切身利益.现代社会越来越趋向于复杂化,尤其是价值观的多元、社会矛盾冲突的增多、环境保护的紧迫,对于人文精神、价值判断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人文社会学科在领导层中的崛起正是这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的体现.

制度的影响力更大

虽然还没有理论表明,经过人文社会学科教育的政治精英必然比理工科背景的精英群体更加适合治理国家.不过一般认为,理工科背景出身的优势在于执行的效率,更注重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人文社科背景出身的优势更注重人与人的关系,注重分析探讨决策的合理性与恰切性,可以尽量避免决策失误.

中国经济在“工程师治国”的时代突飞猛进,这当然是各种力量综合的结果,但也应该与技术官僚务实、精于计算、重视逻辑理性的特点有一定关系.技术官僚的基本特征就是崇尚“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但这也让他们受到“迷信科学主义”的诟病,他们被批评：缺乏人性化,不善协调和包容,坚持己见,想象力不足等

而中国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中绝大部分人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成长、接受教育,相比成长于阶级斗争环境中的前人,应该对不同的观点和社会观念更具包容心,更具开放意识.

但总体来说,仍然很难断定教育背景与治国理念之间的联系是否被高估.因为政治领袖除了教育之外,生活经历、工作环境、制度结构等都对他们形成重大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冯昭奎就认为,出身于何种学科,或许对政治家的能力和性格有所影响,但很难证明领导人出身于何种专业为最佳.“出身理工科的人未必就缺乏‘人文关怀精神’,反之,出身文科的人未必就具备‘人文关怀精神’等你能说曾以地质技术为所学专业、并且长期从事地质技术工作的温家宝‘缺乏人文关怀精神’吗?”

世界国家的政治领袖,绝大多数来自于法政经等文科专业.美国200多年历史中,半数以上总统是律师出身,日本的政治精英大都有文科背景,当今台湾政坛上也活跃着许多学法律的.

为何美国很多律师做总统?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前院长克罗曼教授认为,这是美国法律人的政治家理想,而决不是因为这些人更有与法治精神.

那么对于中国新的政治精英来说,也许不应该有特别的期待,因为官僚制度的影响力可能比学校教育的影响更大.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生态和干部选拔评价体制下,绝大多数经过二十年以上宦海沉浮终于走到领导岗位的政治精英,彼此之间政见不会有明显差别,没有必要因为领导人在大学学习过什么课程或者最近在读什么书而兴奋.

本栏目责任编辑：张杰（zhangiwfree@g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