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上的保代人

每年近千家公司备战IPO.枯燥、繁忙的上市环节中既孕育着财富也隐藏着悲伤.保荐代表人就像《摩登时代》里流水线上的工人.机械而疲惫.

郭熙敏的离开,使保荐代表人一时间成了“精英过劳死”的代名词.

8月9日,在八宝山东北角白楼东礼堂,300多人参加了郭熙敏的追悼会.郭的同事们,国信证券投行部17个投行业务团队一一送上花圈.与郭熙敏深交的人并不少,他的生前好友,各路同学都从四面八方赶来,人们安静地排着队,只为见“老郭”最后一面.

一位参加郭熙敏追悼会的同事对现场的景况十分感叹：“只剩F孤儿寡母,他的儿子小维尼才不到两岁,妻子也没工作.而且他父母已经年迈,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现在他们房贷还没还完,人却没了,真是太凄惨了.”

这个穷人家的孩子一直都是别人眼中的“有为青年”.当年,他从黄冈的一个小县城考进黄冈中学高中部,那是特别严酷的竞争,一个县城也没有几个名额.从那时起,郭熙敏一直都是人群中的佼佼者,他本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后考入了被称为“黄埔军校”的五道口金融学院,毕业后进入国信证券,一直到他去世.郭的一个高中同学回忆起和他聚会时的情形,当时郭熙敏是唯一在北京三环内写得起大房子的一个,而且又要做爸爸了,众人皆艳羡不已.

事实上,这样一个努力为家庭幸福而奋斗的人,却是一个连儿子出生都无法回去陪产的父亲.IPO项目的压力太大,远住宁波的他最终放弃了回京走一趟.他每天晚上两点睡,早上九点钟起床,唯一的休闲就是在工作的间隙去微博上关注下育儿经,期待在将来的某天能够用得上.

但他太努力了-以至于失去了这个“将来”.资料显示,郭熙敏在取得保荐资格没多久,就在2008年7月6日受理第一个签字的项目龙星化工,这是一个做炭黑生产和销售的项目,此项目具体挂牌的时间是2010年7月6日.一般情况下,一个上市项目从执行到最终发行,大概需要2—3年的时间.即使是这样的节奏,郭熙敏依然在四年中先后保荐了3个IPO项目.

在过世的前一个周末,郭熙敏还加了整整两天的班.一直到8月7日早上,他还未起床开始工作,便被突发的心肌梗塞打倒了.“保代人的压力确实都很大,我和郭熙敏一样,每天从早到晚工作,没有周末休息时间.他的办公室离我就400米远,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感觉像失去了一位朋友一样,十分难过.”一名国海证券的保代人告诉《中国企业家》,郭折射的是一个行业现状,每个保代人都难以置身事外.

自2004年保荐制度实施以来,保荐代表人就成了一个金领职业.

按照证监会的规定,保代人对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进行推荐并对其负有相应责任.要申请成为保荐人的条件十分严苛.首先,保荐人需要具备三年以上保荐相关业务经历,其次,其在最近三年内在境内证券发行项目中担任过项目协办人,最后,还要参加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保荐代表人胜任能力考试且成绩合格有效.于是,这个必需的工种在制度推出之时并没有太多人符合资质,而由于漫长的项目周期,想获得资质又十分困难.

正因为如此,保代供给量完全无法跟上IP0的扩容速度,保代的薪酬也随之水涨船高.“物以稀为贵,老保代都挣够了.”一个即将拿到保荐代表人资质的“准保代人”王海(化名)告诉本刊记者.最早时候,一个上市项目必须有四个保荐人.因此,有些保代只需要签字就拿几百万的年薪,即使他没有真正的做过项目.

券商的业绩驱动导致其对保荐人的需求越来越大,“有的保代不停地转会,从那时候到现在转了六七家的人都有,转一次就会涨薪一次.不停地有新的证券公司成立,就会不停地需要人.”有些小的券商仅有5名保代人,这严重地限制了其拿下项目的能力.即使在现住市场行悄如此差的情况之下,寻找跳槽保代的猎头都在一直忙碌着挖角.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2183名保代,其中只有约140名保代没有跳过槽,坚守在所在的券商投行部,这就意味着,保代的跳槽率高达94％.在2008年以前取得保荐资格的保代中,只待过一家投行的仅剩下将近70人,郭熙敏就是70人中的一名,属于实实在在的“稀有品种”.在本刊记者采访过程中,同行皆十分认可其踏实和优秀的作风.

然而,保荐制度一直存在弊端.权力集中进行寻租,执法力度过弱,制度形同虚设.首当其冲备受诟病的是上兕行的保荐人考试制度.已考了两次但仍未通过的一位投行人表示,自己还要继续考,一个考试的通过意味着身份的转变.但事实上,通过考试的人是否意味着具备保代人的能力则有待商榷.

而且,由于保代人资源稀缺,再加上违规成本不高,导致乱象丛生.统计显示,自2004年保荐制度实施以来,七年间共有47名保荐代表人被采取监管处罚措施.

监管层加大严惩力度让保代这个行业变得受人指责,也加强了保代自身的责任感.按照一位保代人的说法,现在项目过会,证监会会加大对保代人的问询力度,如果不是真正参与项目,很难安全过关,这使得保荐人压力陡增.而作为IPO项目的外部人,保荐代表人即使在尽职的情况下,也并不能完全的避免违规风险,“夹心层”就是如此.

2011年3月,郭熙敏就曾对目前IP0现状做出评价,“什么是中国的IPO就是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包装,这其实是个矛盾.为了规避其中风险,监管层要求券商承担责任,券商要求保代承担责任,保代要求企业承担责任.最终风险谁承担呢当然是股民.那么,对于券商而言,胆大的撑死,胆小的饿死.”

郭熙敏负责的慈星股份是创业板净利润额最高的上市公司之一.一般情况下,公司资质优秀,IP0审核也会比较顺利.即便如此,慈星股份从报材料开始,到最后发行完毕,每个环节都刚刚好在节点上,异常紧张.

在反馈阶段,所有的问题反馈完毕相当于重新写一遍招股书.如果是在美国或者香港上市,招股书的写作都是由律师承担的.但是在国内,这项极其浩大繁琐的工程完全是投行项目组的分内事,越尽责、越优秀的保代人就会越辛苦.

上市公司一旦出事,保荐代表人就会被问贵,虽然监管层的初衷是将责任规定到人而不是机构,这样方便执行,并以此促使公司上市的真实性的提高,但因此产生的压力也就真实地压在了“郭熙敏”们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