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工厂

不管对于一个个体,还是一个国家,这些曾经付出的热情、遭遇的挫折,所有的奇特的经验,不正是他们最值得珍视的东西吗?

似乎每个晚上,我都在等待妈妈回来.那年我七岁,刚刚从苏北的一个小乡村里来到北京.我的父亲出生于1949年,当他长到18岁时,大学之门已经封闭,当兵与进入工厂是年轻人最美好的选择.于是,他成了一名铁道兵,在我出生时,他已经是一名营长,在山西的吕梁山区里挖隧道.1982年时,妈妈带着我来到北京,因为爸爸调到了这里.尽管从我家住的军队大院每去一次天安门要花上整整两个小时,但那里仍算是首都.

大院的蚊帐厂刚刚开办,妈妈在这里开始她的第一份正式工作,那一年她30岁,之前她是乡村小学里的一名数学、语文、体育、政治全都教的老师,每个月挣18块.

爸爸常年出差在外,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日后想来,对于新生活,妈妈和我一样都既惊喜又有点不知所措.我要结识大院里其他的小朋友,他们来得更早,看起来都比我高,说的普通话也更标准,他们有时会很惊奇地发现,我的家里可真穷,没有电视机、自行车,甚至闹钟都没有.

妈妈则要适应工厂的新节奏.她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给我做饭,看着我上学.八点,她来到车间,扔掉了粉笔,她要学习如何将没有尽头的纱布分成一段一段,在机器上将它们拼接成一个完整的蚊帐.

那似乎是中国改革的黄金时代,中国人什么都缺,购写一切生产出来的东西,妈妈的车间彻夜不停,她总是在加班,在一些夜晚,我在成堆的纱布上打滚.妈妈喜欢这份新工作,她说她六岁时,别人问她长大最想做什么,工人是她脱口而出的答案,而且她很快就成为了车间里工作效率最高的一位,她有了新的朋友,也赢得了一些尊敬.同样重要的是,她在这里每个月可以挣到200元,这几乎是当时一位正部级干部的收入,是营长父亲的两倍多,我们家里可以添置十四寸的彩色电视机了.《快乐的单身汉》等洋溢着改革开放初期乐观情绪的电影,培养了我对于“青工”的浪漫主义情感,他们年轻、欢乐、上进,为了改进机器,夜以继日.

我不能说我对工厂多么有感情,尽管妈妈从30岁一直到50岁退休时,一直是个工人.从纺织工人到印刷工人,工资从200元到1000元,妈妈偶尔会抱怨她的聪明才智从来没有机会发挥出来.

等我逐渐长大时,工厂早已不是年轻人向往之地,甚至那种将炼钢工人印刷在上面的五元钱的人民币也停止流通了.曾经是新中国荣耀象征的东北工业基地,代表着铁饭碗的国营企业,已经光景不再；那些满手油污、在轰鸣的车间里气定神闲、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工人们,大批加入了下岗大军,他们在昔日的工厂门口卖羊肉串、麻辣烫,蹬三轮车送人等

写字楼取代了工厂,投资银行家、咨询顾问、程序员、企业家才是时代的新宠.列宁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而现在互联网不就像一个乌托邦吗?在全世界,工厂似乎都变成了一个遭人唾弃的词,它与污染、噪音、单调、笨拙、愚蠢、非人化相关,是狄更斯笔下的雾都伦敦与卓别林镜头里“摩登时代”的结合体.人们忘记了迪斯雷利曾说的：曼彻斯特也如同雅典,代表人类最伟大的业绩；也忘记了在几代人眼中,工厂曾经是“现代生活的前哨站”,而工人则挤到了生气勃勃的现代化新社会环境的前列.就像苏联的建筑师金兹堡的感慨――他们共同构成的图像曾是多么迷人：成千条胳膊和腿的有力运动着的肌肉的轮廓,秩序井然的机器的震耳欲聋的吼声,以及穿过光洁的玻璃和钢铁幕墙的光线等

我一度相信,一切都变了.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世界如何变得更轻、更薄了.见鬼去吧,石油世纪、钢铁世纪、混凝土世纪,趴在计算机面前戴眼镜的瘦弱的小子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世界,肌肉结实的工人们显得疲惫而无用.我们处在历史的另一个转折点,我们在地下铺设的电缆光纤,就像150年前在地面上铺设的铁轨.马克思、涂尔干、韦伯试图对一个正在兴起的工业社会作出解释,而我们必须要回答新的问题：如何理解一个由电子邮件、移动、24小时电视网、在线游戏、MSN和twitter构成的新社会.

世界总是变化得太快,往往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我们就要重新学习尼采的话――“重估一切价值”.即使连新浪潮的倡导者自己都感觉到对这种迅速转化的不适.“第三次浪潮”的发明者阿尔文•,托夫勒仍记得自己的第一份工作.那是1950年的1月,这个22岁的瘦弱青年坐了一夜长途汽车,身旁坐着他的女朋友,座位下是一纸箱书.透过雨水冲刷的玻璃窗,美国中西部的工厂迎面掠过,钢厂、铝厂、工具模具车间、炼油厂、汽车厂,鳞次栉比,一望无际.这个学了四年柏拉图的大学毕业生相信自己正来到“现实的时代中心”,美国是世界的心脏,而大湖区是美国工业的中心,工厂则是“心脏中心搏动的核心”.在接下来的四年中,他吞咽了工厂的灰尘、汗味和烟味,而蒸汽机、搅拌机的轰鸣声弄得他双耳欲聋,大腿上留下了火星四溅造成的伤疤.但仅仅过了二十年,他就开始欢呼力量的转移,工厂代表的权威时代结束了,它所代表的第二次浪潮让位于信息技术开启的第三次浪潮.

历史绵延向前,你不可能双脚同时踏入新世界.或许在理论上,工厂与它背后的工业文明已被宣判过时,但它永远不会死亡,不同的文明总是叠加在一起的.这种叠加感在中国更显著.我逐渐发现,我生活在一个多么狭窄的地带.中国社会的断裂性,使我可以处于一个信息孤岛之上.当一群年轻人自以为无所不能地谈论着纳斯达克、风险投资与彼得•,德鲁克时,那个庞大的中国仍在痛苦与欢乐交织地进行着工业化的进程.

是的,那些曾带着鲜明的时代痕迹的工厂正在破产、倒闭或是依靠输血维持.1990年代,北京的灯塔肥皂厂关闭了,旧厂址变成了新的地产项目.沈阳、长春、武汉等工业城市都失去了魅力.但是在那些曾被认为既缺少资源、又非战略之地的地区,工厂却像生命力旺盛的野花一样冒了出来.

当李鸿章在1865年创办江南造船厂时,工业化被视作对抗外来者的最主要的手段,对于中国人来说,陌生的工厂与民族情感联系在一起.那些本应在学习四书五经、吟诵孔子孟子的年轻人,在新式的学堂里学习如何开火车、挖矿石、操作机器.甚至制造面粉、肥皂、食用碱都成了有关民族兴旺的大事,在成为革命者之前,湖南青年就曾交过一块大洋准备学习肥皂工艺.

在漫长的冷战年代,工业也被视为中国在两个巨大的阵营之间赢得独立性的手段.曾指着眼前的北京城对当时的市长彭真说,不用十年,我们要让那里建满高高的烟囱.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你已经很难想象村村都有炼钢高炉的工业狂欢了.而现在,工厂是中国加入全球市场的一种努力方式,在1990年代初,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地方,家家是工厂的时代似乎又回来了.

从四川、湖南、甘肃、湖北、广西、河南的姑娘与小伙子涌入了广东、福建、浙江的那些数不清的大小工厂,生产鞋子、打火机、公仔玩具、微波炉、电视机、皮鞋、指甲刀等不断兴起与衰落的中国工厂,具有野草般的生命力,他们是中国的能量象征.我们甚至被称作了“世界工厂”,这个称号只有19世纪后中叶的英国、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曾获得过.我们的那一大群只受过中学教育的姑娘与小伙子们,在空旷的车间里重复着单调的活动,住在统一的狭窄宿舍里,排队吃饭上厕所,尽管不像三十年前一样把工厂看作光荣,但他们同样带着渴望而来,把每个月的大部分收入寄回家乡.他们在帮助了沃尔玛超市继续降低成本之时,也在缩小中国东部与西部的贫富差距,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他们和他们的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

他们对更美好生活的渴望,转变成举世震惊的物质生产力量.可惜的是,世界的游戏规则再次改变了,在前两个世界工厂的时代,工厂代表未来,而现在它却象征着陈旧；高耸入云的烟囱引发的不是骄傲,而是恐惧.人们总是受困于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人们改造环境也被环境所塑造.但正是人们在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努力甚至挣扎时,生命的意义才真正突显出来.不管对于一个个体,还是一个国家,这些曾经付出的热情、遭遇的挫折,所有的奇特的经验,不正是他们最值得珍视的东西吗?这些昔日的经验或许不能保证给未来提供明确的路标,却是我们曾经奋斗过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