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金融的转型时刻

中国碳交易体系的建立,尚处于理想状态与现实约束之间的博弈阶段.

2012年是“世界末日”好事者耿耿于怀的一个话题,在中国低碳金融界人士那里,这个年份同样令人忧虑.

郁闷的心情主要来自于持续已久的赚钱方式要改变了――随着2012年《京都议定书》的到期,清洁发展机制(CDH)将划上阶段性句号,但之后新的碳交易制度该怎么继续还是个未知数.

为数众多的中国企业,通过出售CDM项目给外国企业横赚了一笔又一笔钱,盯着被骂“贱卖”的名头,它们的转型时刻也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免费午餐只剩残羹

碳资产原本并非商品,也没有显著的开发价值.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订改变了这一切.

按照《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包括二氧化碳、甲烷等在内的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2％.

但由于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高,能源结构优化,新的能源技术被大量采用,因此本国进一步减排的成本高,难度较大.而发展中国家能源效率低,减排空间大,成本也低.这导致了同一减排量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成本,形成了差.

发达国家有需求,发展中国家有供应能力,碳交易市场由此产生.

根据《京都议定书》建立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发达国家如果完不成减排任务,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项目或购写温室气体排放量,获取“经证明的减少排放量”作为自己的减排量.

“别人掏钱,你来减排.”这是业内对清洁能源机制最通俗的解释.因此,那些既减排又赚钱的CDM项目称为是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免费午餐.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权交易则主要通过项目市场来实现,即碳交易更多依托清洁发展机制.

自然,这是一个聚宝盆.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是开放式的,所以一旦有了强大的金融杠杆做支撑,碳交易市场可以迅速发展起来,所以很多资本蜂拥进入.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在100美元／吨碳以上,而在中国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进行CDM活动,减排成本可降至20美元／吨碳.这种巨大的减排成本差异,促使发达国家积极进入发展中国家寻找合作项目,为碳交易开辟了绿色通道.

不过现在,绿色通道渐渐因消化不良而堆满了“垃圾”.

北京环境交易所交易运营中心副主任龚俊松说,国内碳交易企业目前来看还都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交易平台也比较滞后.

由于中国企业对于该领域的了解有限,缺乏相关知识,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使得同国际市场的相比,中国相关碳排放量交易产品存在严重的价值低估现象.国内一家财经报纸则毫不客气地批评,外资倒腾“中国碳”,碳交易多数遭到了贱卖.

比如,2008年,宝钢公司以10欧元／吨的向英国瑞碳公司、瑞士信贷集团出售碳排放量,美国国际集团(AIG)以6.5美元／吨的向新疆和四川购写碳排放量,而就在荷兰和世界银行进行碳交易时,碳排放量的已经达到了23.15欧元／吨.

在参与国际碳交易市场上,中国碳排放资源虽多却没有定价权,中国国内节能企业运作模式,也被业内人士称为“游击队”模式.

另外,节能科技市场上很多公司对行业并不了解,只是觉得这种项目有利可图,出低价谈下项目,然后拿到钱就跑,不仅完全没有信誉可言,也扰乱了市场的.

金融机制决定创新力度

不良的碳交易运作体系,跟银行也撇不开关系.

近年来,国内已有部分商业银行开始通过不同方式涉足CDM项目和其他碳减排项目的融资.

比如,兴业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IFC)签订切入了中小企业的能效融资项目,农业银行专门投资银行部与多家企业达成了CDH项目合作意向书,中国银行、浦发银行等推出CDM项目开发咨询怎么写作、项目融资和碳交易衍生品等.

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汪小亚承认,国内目前的碳交易市场和金融创新还比较滞后.目前,绿色金融仍是以信贷为主,直接融资比重小,融资方式除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外,其他形式鲜有涉足.

世界银行统计,2008年中国在CER一级市场交易中的份额达到84％,2002～2008年全球66％的CER供给源于中国的CDM项目.但由于碳交易议价能力弱,没有定价权,中国目前仍处于全球碳金融交易链的低端,其中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缺乏统一有效的碳交易市场和成熟的金融相似度检测.

目前中国碳减排额主要通过一些国际碳基金、世界银行等中间机构进入国际市场,国内远低于国际,而且人民币被排斥在碳交易的计价结算货币之外.与此同时,近年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山西等12个省相继成立了环境交易所,但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分散谈判,使中国企业在碳交易中不具备方面的话语权.

中国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的深度和广度有限,发展缓慢,商业银行以发展碳金融为目的、为企业做财务顾问或进行融资的案例较少,在为碳减排项目提供直接融资、参与国际碳交易、为企业CDM项目获得联合国专门机构认证提供咨询怎么写作等金融怎么写作尚处于空白状态.

在培育国内排放权交易市场上,金融产品创新和政策激励同样不足.由于交易品种少、市场规模小,特别是因减排交易品种的污染特性以及环境管理体制的块块模式使其难以跨区域交易,而且排污收费机制不健全,导致环境交易市场发展缓慢.

英国新能源金融公司于今年6月发布的预测报告显示,到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交易额将达到3.5万亿美元.另据估计,在2020年,全球银行业仅从碳交易、基础设施融资和咨询业务中一小部分业务活动所获得的收入就可能高达150亿美元.

由于我国银行现有的创新能力仍然难以适应低碳经济的发展.由于缺乏各类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碳金融衍生工具,限制了我国在全球碳交易市场上的定价能力.

一些商业银行人士坦言,支持低碳经济是大势所趋,但在现实中却难以盈利,所以眼下还是会更关注那些能赚钱的项目.而对于低碳项目贷款,目前一些银行尚未制定具体的计划,也没进行过专门的统计.

汪小亚认为,地方政府一是应推动建立绿色信贷担保制度,通过财政资金担保杠杆,放大环保信贷的投入规模；二是应设立专项基金,投资于环保企业或为环保企业提供优惠借款,对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设施建设、环保设备投资提供中长期优惠贷款制度：三是应综合运用财政贴息、费用补贴、税收优惠等多种政策方式,合理分散金融机构加大对环境保护项目融资支持的信贷风险.

标准建立路程漫漫

然而,金融手段的获得需要多种基础性规则的确立,标准建设也就成为当前中国碳市场交易的重要工作之一.

在当前国内最为活跃的京津沪三家交易所中,都在积极推动各自的碳自愿减排标准的建立.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发起了“企业自愿减排联合行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则启动了碳强度标准研究试点,北京环境交易所则推出“碳自愿碳减排熊猫标准”.

目前,京津沪都有自己的环境交易所,如此发展之下,很有可能每个省区都建立自己的类似机构,而对于碳交易这样一个解决全球性气候问题的产业,行政区域的分割很可能导致单个市场的赢弱.

中国真正的碳交易还不成熟,交易的发生基础,法律政策的框架体系的建立应该尽快建立.

目前由于不承担强制减排责任,中国不会实行“总量控制”,也就不搞碳配额交易,目前的交易都是基于碳补偿机制.碳补偿一方面体现在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CDH(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应用上,另一方面也包括VER(自愿减排机制)项目.

北京产权交易所董事长熊焰说,VER在中国的前景十分看好.

目前从政府到相关企业再到像北京环境交易所这样的市场机构,都把VER交易作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但因为碳市场在中国才刚有苗头,基于市场化目的的碳排放权写卖尚在酝酿,相关法律也在探索制定中,因而碳交易还处于萌芽阶段,与欧盟等发达国家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建立碳交易体系非常重要,但又非常困难,一个交易体系的建立,永远在理想状态与现实约束、可能性和可实现性之间博弈.”熊焰说,市场建设周期多一个积极性总比少～个积极性好,至于最后逐渐演化成什么,应该由市场力量来决定.

CDM推崇的宗旨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以较低的实现自身的减排量；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通过开发CDH项目可以得到资金技术支持,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因此,财政部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主任陈欢说,CDM所推崇的理念在2012年以后仍然会存在.不管它是继续叫CDM,还是取一个新的名字,这种碳交易仍然会存在,

熊焰也乐观认为,环境问题本质是发展问题,最终还是要靠经济规律和市场机制来解决.他甚至预计,今年内中国就会启动第一个碳交易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