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的旅行

摘 要：鲁迅在文学上具有无可与抗的深刻影响,《呐喊》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小说里故事通常以其蕴含的深刻思想、高超的文学技法被解读,而本文则从文化旅行的观点来剖析小说,通过小说里的时间、地点、民俗、语言等的变化来体现文化旅行的确切存在与变迁发展.

关 键 词：呐喊；文化旅行；时空演变

鲁迅的文学地位,当然不只是《呐喊》这一部小说集能撑起的,但小说集里的人物、环境、遭遇是对封建主义及人性冷漠的批判.《呐喊》一共收集了鲁迅14篇小说,包括了如《孔乙己》、《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鲁迅知名的代表作.

从文化旅行的角度来看《呐喊》,是从其小说里的某个侧面,如地点转换、时间转换、民俗变化、当地语言等,这些侧面,都是鲁迅文学里的一种“旅行”.

一、文化旅行视野下的《呐喊》

旅行的主体是多样化的,并非单单指人.杰姆克勒福雷（JamesClifford）在《旅行文化》里强调文化也是一种旅行,后来克里斯罗杰克（ChrisRojek）和约翰乌里（JohnUrry）在相似基调下强调旅行与文化的微妙关系：“人、文化与文化产物无时不刻不处于流动之中等人在不同文化之间旅游,而文化和文化产物本身也不断移动旅行”文化的旅行,像理论旅行一样,从这个人到那个人,从此一时到彼一时,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从一个场景到另一个场景,在不同的元素之间旅行.在流通中,某种文化现象或者文化内容得到了发展、丰富,从时间长河里看,这样的丰富与发展构成了这一文化现象或内容的旅行.

《呐喊》中的每一个故事、每位主人公都有不同的遭遇、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民俗活动、不同的语言特色,在文化旅行视野之下,它们毫不例外地都在不同的小说里、迥异的环境中不断变化着、“旅行”着,构成自己的文化要素,一直在不同的条件下旅行.

从文化旅行的视角看鲁迅文学里的旅行,是以鲁迅小说集《呐喊》为研究对象,从其局部表现出发,归纳整理小说里的文化现象、内容,将其以文化旅行的理论方法加以阐述,最终得到一种发展了的理论解读方法.本文以下部分拟从《呐喊》里的部分典型小说为代表,粗略地梳理小说里的文化要素旅行线索,并予以分析、总结.

二、时间轴里的特意安排――以《药》为例

小说是一种时间艺术,沿着时间的线索而展开,《呐喊》中如《孔乙己》、《药》、《祝福》等名篇,都不外如是.小说里的时间并非一成不变,更不是呆板的陈列与展示,而是委婉地表达或借助实物象征时间的转移.鲁迅在作品中特意安排的时间转换,一方面关系着小说情节的连接发展；另一方面,与人物的心态、遭遇或是命运直接相关.

鲁迅在小说《药》里用以表示时间转换的词很多,如在小说的开头就写到：“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这里鲁迅用秋天而不用春天、夏天、冬天,是想衬托出一种秋日独有的悲凉、肃杀的氛围,为整篇小说奠定感情基调.而写在后半夜,是为接下来的情节做铺垫,老栓想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用一种他自己都不敢想的方式救儿子的命,他此刻出门的心情是沉重的.

接着时间发生了转换,“太阳也出来了；在他面前,显出一条大道,直到他家中,后面也照见丁字街头破匾上‘古轩亭口’这四个黯淡的金字.”这里的时间不是简单的太阳出来,它不仅预示着天已经大亮,更表明他心情的转变,由出门时的沉重转变为兴奋,意味着他们家的太阳已经在希望中升起.

在故事的末尾,讲到夏瑜的老母亲祭奠因革命而牺牲生命的儿子、恰逢华大妈也来到小栓坟前时,鲁迅如是描述：“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杨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清明,祭奠的季节,暗示故事已到结尾,华小栓始终逃不脱命运而过世.夏瑜母亲的境况与华大妈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而“新芽”也由此而产生特殊的意义――鲁迅在小说里寄托了自己的希冀,依稀看到了革命胜利的曙光,新世纪的曙光.《药》里时间转移的对象都是鲁迅特意的安排,巧妙地利用象征性的事物来表示时间的推移,从而推动情节发展.这是鲁迅小说里惯用的艺术手法,也是小说中耐人寻味的关键的时间线索.

三、《呐喊》的空间转换――以《阿Q正传》为例

小说的空间转换是另外一种艺术手法.我们通常注意小说里的时间结构,而往往忽略了空间在小说的叙事结构、思想表达等方面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作用.曹文轩先生说：“我们说小说是时间的艺术,是从小说形式而言的,而小说所要关注的、最终作为自己内容的那一切来看,空间问题又成了它基本的,永远的问题.既然它所关注的对象无法离开空间,那么它也就无法抛弃空间.并且,恰恰因为小说在形式上属于时间艺术,因此空间问题反而在这里更显得更加引人注意了：作为时间艺术的小说如何看待空间,又如何处理空间?空间问题就成了小说的一门大学问.”空间是小说里各种关键要素的置放点,是容纳事件、冲突、画面的结合点,相对于其他要素而言,作者在空间上选择的余地或许会大一些.

鲁迅在小说里虚构的地点,在现实中较为集中的出现于他的故乡――绍兴,他出生在这里,熟悉这里的一切,于是他将家乡写进了小说,通过以绍兴为现实依据而虚拟的不同地点的转换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希冀.

《阿Q正传》是《呐喊》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名篇,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小说的空间结构,以故事的演进为导引,着重分析空间地点的选择及其特点围绕着故事的发展所发生的不断的变化.

(一)未庄土谷祠

无论阿Q平日里走到哪里,终是离不开土谷祠――也许可以算得他的家,他的命运与土谷祠紧紧联系在一起.阿Q在未庄里没有受到丝毫的尊重,他时常被人当做笑柄,甚至他头上的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都成为人们拿他取乐的笑料.土谷祠一直扮演着一个见证者的身份,见证阿Q的一生,从他在未庄的穷困潦倒,而中兴,而没落,直到最终的身首异处,土谷祠一直在原处冷眼旁观,一如这个世界的每一处空间,在一定时期内,留存着某种历史的记忆.（二）酒店

酒店是阿Q经常去的另一处地方,每次当他“在如是等等妙法克服怨敌之后,便愉快的跑到酒店里喝几碗酒”,可见阿Q也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当然,在酒店里的他也并未被尊重,依然是一样的被人欺负、调戏,但是他依旧定期地到酒店去,赌钱、喝酒,用他的精神胜利法去弥补他的卑微与懦弱.他试图去欺负别人,却发现自己只能欺负静修庵的尼姑,他为这样的自己感到自豪,得意自己竟在小尼姑身上报了别人欺负他的仇.

酒店承载着阿Q欺软怕硬、自欺欺人的性格特征,从土家祠到酒店,阿Q的身份发生了改变――从破落户到座上客,但在人们心中,他的地位从未变过,他依旧还是被人欺负的短工.

(三)城里

小说并没有正面讲述阿Q在城里的生活,从作者对他回乡后的种种叙述略可窥知,在未庄人眼中,阿Q在城里混的比在未庄好.阿Q处处表现出对城里人的蔑视,不屑再入城,但事实上却是因为阿Q在城里偷窃而不见容于城里,以致被迫还乡.人们得知真相后,对他“敬而远之”,他便又由刹那间的风光变回了依旧的落魄.在小说的最后,阿Q被抓到城里,他被呵斥“不准革命!”他成了莫名其妙的牺牲者.城里象征着另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充斥着先进但势利的气息.阿Q作为一个“惩一儆百”的悲剧人物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无人怜悯.

《阿Q正传》里空间转换就主要围着这三个地点,土谷祠、酒店、城里分别代表着不同层次、不同背景、不同职业、不同权力、不同举动的活动空间,它们本来互不干扰,却因为时事又互相关联,阿Q的命运被三个空间制约、作用.小说中空间的转换构成了主人公及看客之间的变化因素,使其故事带有转折性的精彩.像《阿Q正传》这样的关于空间转换的小说在《呐喊》中还有许多,都同样表达了空间权力下的人物命运.

四、民俗下的微观世界

民俗是鲁迅小说里常见的活动,在文化旅行的观念中,民俗活动属于旅行客体文化,反映着人们精神上的一种寄托与旅行,而不独是人们物质生活的一部分.

在鲁迅的《呐喊》里,有关民俗活动的文章有《社戏》、《故乡》、《阿Q正传》、《风波》等.鲁迅在小说里提到的民俗活动,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习俗三类.物质民俗如浙江绍兴的“三乌文化”――乌毡帽、乌篷船、乌干菜（见于《阿Q正传》、《风波》等）,酒楼上的绍酒、香豆、油豆腐（《阿Q正传》、《孔乙己》）,长衫（《孔乙己》）等这些物质民俗现象不仅代表着当时社会上的衣食住行,更是社会人群的身份与阶层的划分标准的象征.就如《孔乙己》里的长衫,本是“读书人”（士绅）的象征,孔乙己到酒店写酒喝,从来只穿那件似乎十几年都没有补过、洗过的长衫,满口的“之乎者也”,但其穷困潦倒的生活现状与其以“读书人”自诩的精神追求之间表现出一种严重的失衡.他扮演的只是一个饱含讽刺意味却每使人为之心酸的角色.鲁迅刻意着笔“长衫”,在刻画孔乙己人物形象的同时,更表现了他本人在近代中国士人社会的转型时期,对旧式文人身份地位剧变的深刻观察与慨叹.

而另外两个方面――社会、精神民俗则包括如六斤、八斤、九斤老太、闰土、水生、单四嫂、吴妈等的称呼（《风波》、《故乡》、《明天》等）,以及婚丧习俗、岁时节令习俗、祭祀活动等.鲁迅的《故乡》里就写到祭祀民俗：“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个忙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年；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称忙月）等”《呐喊》对于祭祀活动的描写很多,充分表现了当时社会对于自然界的崇拜及人们精神的强烈寄托.如《明天》里的丧事习俗、《社戏》里的社戏等是精神民俗,也是社会民俗.又如《药》里的用“人血馒头”治痨病、还有《狂人日记》里“吃人”的恶习等,鲁迅用畸形变态的旧风俗来反讽这个社会,希望能唤醒那些被困住的灵魂.

一系列的物质、社会、精神习俗展现了江南小镇的特有的民俗活动,这些民俗活动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行走,它们或许已经渐渐被改变.鲁迅记录它们的同时也使它们发生了形式上的变化,在小说里它们是现实的延伸,是人们对理想生活的向往与寄托.

五、语言里的地域风

鲁迅写《呐喊》的时候,正是“五四”时期,、科学思潮不断涌进,并与传统的旧思想激烈碰撞,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奥的文言渐渐被取代,浅易的白话文学开始盛行.其主要倡导者除胡适、陈独秀等人而外,鲁迅也使用白话文创作小说,并采用家乡绍兴的凝练且富有表现力的方言作为小说人物的主要语言,并且在描述名字、动作时也掺进了方言因素.

相关的例证不胜枚举,如《狂人日记》中的“发昏”、“怕得有理”、“作冤对”、“教我怕”、“娘老子”、“白历历”、“兜肚连肠的吐出”等,《故乡》中的“谋食”、“忙月”、“管西瓜”、“狗气杀”、“厚障壁”等,《孔乙己》中的“排出九文铜钱”、《药》里的“撮着‘人血馒头’”,大抵皆是其类.这些词都是鲁迅故乡里常用的方言,鲁迅能够灵活自然地运用到小说里,也使得他的小说富有语言的张力和鲜明的地域特色.

语言上的地域特色,直到现在仍是文学上的流行词,最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就曾说过：“方言是人类宝贵的财富,我只是将它搬到了写作中.”的确,能够熟练灵活运用方言到写作上的并不多,鲁迅也算其中一位,越是民族的越能引起共鸣,鲁迅的文学影响力,也许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六、来自故乡的文化认同

在文化旅行的理论中,文化认同是较为抽象的一个概念.认同感,从本质上来说,是来自于对事物的认知及认可.文化认同是从认同感的一个分支,文化认同大多形成于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环境.鲁迅在《呐喊》中多处提到的“故乡”――鲁镇,与作者的故乡绍兴已有太多共同点,不得不说小说里虚构的鲁镇是真实的绍兴.鲁迅生活在绍兴,对于家乡的一草一木、一房一屋都有深刻的感情,浓厚的故乡民俗不是作者凭空捏造的,在浙江绍兴,小说中的习俗确实存在.鲁迅的故乡情结被写进去,并且被读者感受出来,产生了新的文化认同.检测如现今我们读鲁迅的书,依旧可以感受到绍兴的地域文化,我们或许认同这样的习俗,或许不认同,也或者只是保持中立,这就是新的文化认同,是加深了的认识.

鲁迅对故乡的认同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变革不断加深.《呐喊》里收录的14篇小说,对冷漠麻木的中国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批判,但其侧重点及主体却各有不同.比如《药》里侧面歌颂的是革命者、《孔乙己》侧重揭示的是像孔乙己这样的读书人的悲惨命运的根源；《故乡》里检讨因阶层地位而淡漠情谊的世故之人等等.鲁迅故乡里有各色各样的人物,鲁迅试图从故乡不同角色当中去描写中国人的所有特征,并且通过这些角色的塑造让更多读者产生共鸣,从而达到“救国”的目的.鲁迅对故乡的认同感加深、变化的过程,也归为其文学中的“旅行”.从对故乡的依恋、离去、归程、怀念,到甚至是热爱的程度,都深深地成为鲁迅文学一种活的元素.

七、小结

鲁迅文学也在不停地旅行之中,文化上是相通的,以文化旅行的观点来解析《呐喊》这部小说集,是一个新的视点.本文只是节选了其中最突出的几个方面进行阐述.从以上内容来看,不管是时间、空间、民俗、语言、认同的变换发展还是其交叉混合,都是观点分析上一个新的尝试.这些要素在小说里的旅行也许说不上是真正的跳跃性旅行,但其变化发展始终围绕故事的开展、紧密联系人物的命运,是小说进行的主要线索,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