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家庭教育中修身教育的转型其对高校德育的

摘 要：中国家庭教育历来重视子弟的修身教育,随着近代社会转型,家庭教育中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传统的修身教育也发生了改变,独立、平等、乐观、利群、合作、公德等元素开始成为一些家庭修身教育的内容.近代家庭教育中修身教育的转型,对当今高校德育的内容和方法都产生了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 键 词：近代；家庭教育；修身教育；高校德育

中图分类号：G7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568（2013）35-0155-02

作者简介：吕雯慧,女,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教师教育、特殊教育.

所谓修身是指个体自身的道德修养问题,修身是一个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中国家庭教育中历来重视子弟的修身教育.北宋司马光在《家范》中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凸显了修身教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位置.[1]清初思想家唐甄在《诲子》一文中指出“君子之道,修身为上,文学次之,富贵为下”,要求儿子在教子的时候重视修身教育.[2]这种重视修身的家庭教育传统在近代得到继承.曾国藩在家书中指出：“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3]为此他专门作了《不忮诗》和《不求诗》,教导子弟从不妒忌、不贪名利入手,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国民党军政要员李烈钧也告诫儿子不要追求钱财,他写下了一则庭训：“一点点好事都要做,一点点坏事都不能做,尤其不可搞钱.子孙不如我,要钱做什么；子孙强于我,要钱做什么,”[4]要求儿子们每天晚上,都要列队站在父母面前背诵这则庭训,儿子们从小到大,一天也没有间断过.

一、家庭教育中修身教育的近代转型

近代,随着现代思想的初步形成,家庭教育中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传统的修身教育也发生了改变.近代社会所提倡的独立、平等、乐观、利群、合作、公德等元素开始成为一些家族修身教育的内容.胡适先生很注意培养儿子的独立人格,他在《我的儿子》一文中,以直接对儿子倾诉的口吻写出了自己家教的宗旨――“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儿子祖望十岁时,他便把他从北京送到苏州寄读,以培养其独立的人格、社会责任感、合群助人的品性.陶行知先生也注意从小培养儿子的自立、助人的精神.他除了为孩子做出自立立人、自助助人的榜样外,还就此和儿子商议出一个教学做过程,分四个阶段：“三餐喂得饱,个个喊宝宝.小事认真干,零用自己赚.全部衣食住,不靠别人助.自活有余力,帮助人自立.”梁启超先生非常注意孩子乐观精神的培养.他认为：“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他反对悲观与沮丧,在给孩子们的信中他写道：“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惟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人生的最大毒菌.”他要求子女正确看待忧患,“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梁启超为孩子树立了具有乐观精神的人格榜样,他在给梁思顺的信中写道：“我关于德行涵养的功夫,自中年以来就很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界,常常是快乐的.”梁启超还注意从孩子的日常生活入手培养乐观的个性.他注意培养孩子的业余爱好,思成到美国留学学习建筑后,梁启超去信要求思成“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学科中之某部门,稍为多用点功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在同一封信中,他还对女儿梁思庄说：“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梁启超还建议女儿梁思庄“每日拿出几点钟来,每礼拜拿出天把来玩玩,因为做学问,有点休息,从容点,所得还会深点.”当孩子遇到挫折时,他及时劝慰孩子,以使其时刻保持乐观开朗的心境.1923年,梁思成要迟一年才能出国留学的时候,梁启超写信劝慰道：“人生之旅,历途甚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畏.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行之好机会.”梁启超先生十分注意培养孩子乐观的精神呢,他认为“忧伤憔悴是容易消磨人志气的.等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他预见自己孩子“这一辈青年,恐怕要有十来年――或者更长,要捱极艰难困苦的境遇,过此以往却不是无事业可做,但要看你对付得过这十几二十年风浪不能?”他要求孩子“要有这种彻底觉悟,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十二分注意锻炼,修养”好.[5]由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梁启超先生培养孩子的是一种能够坦然面对人生的困难和挫折,而能做到“烂漫向荣”的德行修养,并籍此发挥孩子的个性特长以有益于社会.而冯玉祥订立于1936年的《冯氏族约》则要求族人要团结、利他、有公德,更综合彰显了近代社会对个体修身的社会性要求.他指出,“团结”就是“守正义与公理者团结起来与恶势力斗,与自然界之压力斗,以求人类自由幸福平等之社会之实现也”.“利他”就是要改变“今人多专谋利己,不顾其他”的社会风气,发挥墨子兼爱、耶稣博爱的精神,“以爱己之心爱人,以为已之心为人,则事事为他人谋,时时为公众谋,人人交相利”.公德就是“以已之心,度人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互相利赖,尽其在我；千万人之事,应遵千万人共守之纪律；有利于社会国家之事,率先倡之行之,有害于社会国家之事,率先改之除之”.[6]虽然冯玉祥将军对团结、利他和公德的解释内容有重合之处,但其内蕴的则是近代社会对个体道德修养的新的要求.

二、近代家庭教育中修身教育的转型对高校德育的启示

首先,它启示我们思考高校德育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启发当代高校德育在保持内容稳定性的同时适应时代的发展,及时地更新德育的内容.当代社会已经进入知识信息社会,电子商务得到飞快的发展,诚信与信誉、公正与正义、团队合作、尊重差异等价值观念在今天得到彰显.高校德育要积极研究信息社会对人提出的道德要求,及时更新德育内容,以满足学生精神成长的需要.

其次,高校德育应该重视修身教育的内容.长期以来,很多人把修身的问题看作是个体自身修养和家庭教育的内容,这就使得一些高校对学生的修身问题关注不够全面.教育要对学生的一生负责,高校德育要从完善人格的建构入手,引导学生建立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修身目标,并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把修身教育落到实处.以梁启超先生所倡导的乐观、人生趣味思想为例,高校德育可以通过社团活动、兴趣活动、课程选修、心理辅导等多种形式,来培育学生的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高校对学生修身问题的重视,会有益于学生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减少当前大学生生活中存在的一些人际矛盾,减轻学生因学习压力、就业压力、感情纠葛所引发的心理疾病.

第三,高校应该拓宽德育的渠道和资源,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开展德育工作.大学生道德水平的提升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家庭、社会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学期间,由于学生住校,大学的德育多关注学生校内生活,不像中小学那样把学生的学校德育和家庭德育紧密相连,因此家庭的德育资源就利用不够了.高校德育如何密切联系家庭教育,利用家庭德育资源,是当前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