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先民的宗教信仰综述

摘 要：红山文化是东北地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红山文化先民的宗教信仰是我国原始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学术界关于红山文化先民的宗教信仰研究进行梳理,并对当前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归纳,希望这一工作有助于红山文化宗教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关 键 词：红山文化；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巫

中图分类号：B9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2-0010-03

红山文化是已定居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一种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化,它分布于东北西辽河、大凌河、西拉木伦河流域,包括赤峰西水泉、建平牛河梁、胡头沟、三官甸子,喀左东山嘴等.宗教信仰是红山文化先民解释自然和社会的思维方式,红山文化宗教信仰研究对于我国原始宗教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仅就诸多资料所见,试对红山文化先民的宗教信仰研究状况作一综述.

一、综合性研究

张永江在《论红山文化先民的自然崇拜与工具崇拜》一文中认为：“本文所论红山文化,原则上指红山诸文化或称红山系列文化.包托前红山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构文化）、红山文化（早、晚期）、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也涉及到明显具有红山文化因素的其它地方类型和相邻文化交叉地带的遗址.”此文可谓对红山诸文化宗教信仰研究的开篇之作.该文针对考古工作已经揭示的自然崇拜和工具崇拜作了综论性的论述,将自然崇拜归纳为日月崇拜、云崇拜、星辰崇拜、地神崇拜、山岳崇拜、石崇拜、水崇拜、火崇拜、雨神崇拜等.随之,张永江在《论红山诸文化反映的原始宗教信仰》一文中,将上文论及的“红山文化”直接称之为“红山诸文化”,将红山文化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概括为自然崇拜：由具体现象崇拜到抽象天地崇拜,并对自然崇拜的具体现象崇拜在前文的基础上做了些调整,没有论及雨神崇拜.经过漫长的岁月,人类的思维在不断进步.当人们将所崇拜的天地间万物的个体逐渐加以归纳,天地就开始被抽象出来.他们将天和地分别赋予圆和方的形状,于是就有了“天圆地方”的观念.从具体的自然物、自然现象崇拜发展到抽象的天地崇拜,显示自然崇拜已经走向高级阶段.工具（石斧）崇拜是自然崇拜不断发展出现的新的崇拜现象；动物崇拜――灵物崇拜：动物崇拜如鸟、猪、狗、虎、鹿、龟、蚕、蝉等,动物崇拜的不断发展,使人们不再满足于对某一种具体动物的祟拜,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幻想集几种动物的灵性于一身的更高级的灵物出现,猪龙、凤鸟形象便是红山文化先民灵物创造的杰作；鬼魂信仰与祖先崇拜：基于鬼神信仰的祖先崇拜意识,比较充分地表现在红山文化的墓葬上,牛河梁墓葬就处于女性祖先崇拜向男性祖先崇拜的过渡期；生殖崇拜：由崇拜生殖进而崇拜祖先.牛河梁遗存就是女神崇拜处于鼎盛期的反映.该文不仅对红山文化先民的宗教信仰进行了总结,并对各种宗教信仰的发展阶段及其代表遗存进行了分析.雪莲的《红山诸文化中所反映的原始宗教观念问题》,从红山文化的自然生态环境、红山先民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自然与人之间的相似度检测――巫的产生等方面讨论了红山文化中所反映的原始宗教观念,指出“红山诸文化的聚落、墓葬、祭祀址等都反映出红山先民们对大自然的崇拜.红山先民对大自然的崇拜包括对自然现象、自然力的崇拜和对动植物的崇拜,它是原始崇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崇拜之外,红山诸文化先民还存在动植物崇拜,并且产生了自然与人之间的相似度检测――巫.陈鹏硕士论文《红山文化的宗教崇拜与神话问题》,主要针对红山文化的宗教崇拜与神话传说进行综述性研究.关于红山文化的宗教崇拜研究,主要集中于女神崇拜以及红山文化墓葬中的随葬玉器两个方面.在女神崇拜问题上,陈鹏将西方原始文化中发掘出土的女神塑像,作为红山文化女神研究的参照,归纳出关于红山文化女神原型研究的几种主要观点：生殖女神崇拜、始祖女神崇拜和大地母神崇拜.红山玉器则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神秘的内涵,被认为是图腾崇拜的偶像或宗教活动中通灵的神器.并且指出,从红山文化的墓葬特点来看,红山玉器已初具礼器的雏形.

二、红山文化中的生殖崇拜研究

冯利的《红山文化中的生殖崇拜》认为：“红山文化出土的相当多的器物与生殖崇拜相关.这些器物包括四类：生殖女神、、合体人像、男女媾合人像.根据遗物推究,可以肯定,生殖崇拜在红山文化时代曾盛行一时,是当时宗教信仰相当核心的内容,它植根于红山古人对自身种族繁衍的强烈关心.”杨福瑞在《红山文化生殖女神崇拜初探》中也对红山文化中的生殖崇拜进行了探讨,指出：“红山文化各遗址中出土了丰富的反映生殖观念和女神崇拜的考古资料,红山文化所出土的女神像首先应该是史前人类生殖观念的反应,随着氏族社会的发展,女性的地位不断提升,氏族成员的生殖崇拜观念也在不断发展中,原始人的生殖崇拜融入更高的文化观念――巫女神和女祖先崇拜中.”并将生殖崇拜上升为女祖先崇拜.

三、红山文化中的祖先崇拜研究

陈星灿《丰产巫术与祖先崇拜――红山文化出土女性塑像试探》一文对红山文化出土的女性陶塑像进行分析,指出：“红山文化东山嘴与牛河梁遗址出土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女性塑像,具有不同的宗教内涵.‘小型孕妇塑像’,与欧洲旧石器时代和西亚新石器时代的女像一样,是原始人施行巫术的‘道具’,目的在于谋取猎物、植物和人类本身的双重的丰产,它显然与女性崇拜和祖先崇拜无关.大型人物坐像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祖先崇拜的偶像.它虽然与小型孕妇塑像同出于祭坛,但却不具有巫术的意义.它们所接受的是人们的祭祀和祈祷,它们的存在,确切地表示了红山文化的进步性.”

四、东山嘴遗址的宗教信仰研究

关于东山嘴祭祀遗址的宗教性质,殷志强认为,该遗址为原始宗教遗存,并指出其存在地神崇拜、祖先崇拜等形式；王震中认为“祭坛为社坛,社坛为社崇拜的原生形态”；容观复否认了王震中的观点,认为东山嘴遗址为萨满教遗存.

五、红山文化的“巫”

郭大顺在《红山文化“玉巫人”的发现与“萨满式文明”的有关问题》中指出,牛河梁“玉巫人的发现,则是史前时期与萨满宗教最为直接的一件实物例证”,“对于研究中国及东北亚地区的“萨满式文明”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李世龙在《红山巫师：被完整考古资料形成物证链锁定的阶层》中指出：“随着红山文化遗址考古资料的不断涌现,该时期巫师阶层存在的考证,从已有的‘坛冢庙’遗址到墓葬人体；从巫师使用的法器到玉人巫师形象的出土,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物证链,充分证实了红山巫师阶层的存在.其一,红山文化积石冢数量众多,主次分明,这种等级鲜明的墓葬分化,在史前考古中尚属首见,客观反映出红山先民祖先崇拜的思想观念.其二,红山文化中的女神庙,在结构布局上体现出原始宗庙具有的封闭性和神秘性,作为红山人祭祖的场所,着实见证了巫师阶层的出现.其三,红山文化遗址中的两处祭坛,虽然使用功能各有不同,但均是红山先民举行祭祀天地活动的圣地,体现出部落联盟公共活动的特点.其四,从红山文化遗址发掘出的诸多玉器中,有数件法器、礼器和神器当为神职人员祭祀时所用,从巫玉角度看,再次佐证了当时巫师的存在.其五,红山文化首次发现的玉立人像,是考释巫师存在的有力物证,从巫师的真实形象中,说明其宗教地位崇高而绝对.此外,从盛极一时,集祭坛、女神庙、积石冢三位一体宏大的宗教圣地推断,红山文化时期应该存在一个巫师阶层,也正是由于这些巫师频繁的祭祀活动,才真正推动了当时宗教文明的发展.”通过层层考证,证实了红山文化巫师阶层的存在.杨福瑞的《试论巫觋集团在红山文化中晚期的神权地位》对红山文化中晚期形成的巫、觋集团及其职能进行了探讨,认为巫、觋集团操控着红山文化的祭祀活动,他们沟通着人神之间的关系,具有崇高的神权地位,形成了红山文化中晚期以巫觋为最高领袖的神权社.会.杨伯达的《东北夷玉文化板块的男觋早期巫教辨――兼论兴隆洼文化玉文化探源》,从玉文化角度对兴隆洼墓葬尸主的社会地位、身份及其玉器的名称、功能等做出判断,进而对其史前原始宗教――巫教进行了说明,指出：“通过对兴隆洼文化M118、M117、兴隆沟M4三座居室墓的分析,可知有的巫觋事神兼执狩猎指挥,有的巫觋则单一事神,还可知正常葬式与凶葬的区别及其后者所反映出来的惩罚方式.这些都是考察兴隆洼文化巫教所处的阶段的重要证据和鲜明标志,我们可以说其巫教仍处于‘神民杂糅、家为巫史’的阶段,但女巫的权力已转移到男性觋手中,已完成了巫觋权力的初步调整,进入男觋中早期巫教的阶段,走出巫教源头已有很长的时间和较远的距离,在其前尚有一个女巫掌权的早期原始巫教时代.”并为学术界指明了方向,即“兴隆洼玉文化探源实际上是探索女巫巫教之源”.六、龙崇拜研究

索秀芬的《红山文化玉龙》,对红山文化玉龙的发现、玉龙类型、玉龙特征进行了介绍,进而指出玉龙的用途：“佩戴在巫师身上的玉龙是想象的灵物,是被崇拜和祭祀的对象,是巫师以此通天地的法器之一,通过玉龙通天达地,实现人与神的沟通,以达到人们祈祷的目的.”宿晨的《红山玉龙的原始图腾性》对红山文化出土玉龙所具有的图腾崇拜的性质进行了探讨.田广林在《红山文化与中国古代崇龙礼俗的起源》中认为：“中国源远流长的崇龙礼俗最早是起源于东北西辽河一带的赵宝沟――红山文化时期,龙最初的形象特征是兽首蛇躯,周身蜷曲.至红山时代晚期,源于红山文化的崇龙礼俗,开始流行到黄河流域和江淮之间.三代以后,崇龙礼俗遂凝结渗透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并在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长期地起到重要的规定性影响.”

七、动物崇拜研究

叶舒宪的《红山文化鹗神崇拜与龙凤起源――兼评庞进（凤图腾）》,对红山文化中存在的鹗崇拜进行了分析,并指出敖汉旗小山遗址出土的赵宝沟文化尊形陶器上刻画的鸟、鹿、猪的造型“给中华龙凤图腾起源研究带来新的刺激,也为红山的玉雕猪龙和鹃龙造型提供出发生学的雏形”.王刚在《浅谈红山文化玉蚕和祭祀》中认为：“红山文化玉蚕的出土,不仅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将此供奉信仰,同时也表明了蚕神形象的多原性.”李倍雷在《神器、礼器与艺术――红山文化“玉鸟”的图像学与艺术学研究》中认为,红山文化“‘玉鸟’图像略有区别,但最大的意义是在于祭祀或作为图腾的崇拜物”.

八、红山文化与萨满教

曹雅洁的《红山文化玉器与萨满教》探讨了红山文化玉器与原始萨满教之间的关系：“红山文化玉器的形制和使用制度都是受制于和服从于当时萨满教的宗教观念的.红山玉器文化作为当时的一种特殊的宗教理念,来源于这种原始宗教观念,其功能也是为这种宗教目的举行的巫术祭祀仪式怎么写作的.”唐玉萍在《红山文化特殊类玉器的宗教内涵探析》中认为：“红山文化中出土的特殊类玉器是巫、史等神职人员司职的神器和法器,它的出土对于研究北方远古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及意识形态具有重大意义.特殊类玉器作为祭祀神器,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祭祀观念,进一步证明红山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了原始的宗教体系――巫教,神职人员（巫）借助它来‘绝地天通’,并以此来维系氏族或部落内部的稳定与团结.”

（责任编辑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