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工具背景下基础教育与教育的基础

2012年8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某教授在电视台科教频道中说,炒菜的时候多炒一些时候,盐会分解,然后只剩下钠；2012年8月6日,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的国家发改委专家杨某说,中国的民族复兴指数已经达到62.74%；同样是2012年的8月,14日,著名经济与社会学家秋风率领学生集体跪拜孔子；以上本文写作当月的例子数不胜数,有些可能是学者们的“行为艺术”,有些则确实是缺乏常识,然而无论如何,引起我们的思考,这些能够登上大雅之堂拥有名校专家教授台头的基础性出格举动绝非偶然.

当我们为华人也能够获得诺贝尔奖而自豪的时候,甚至自诩基础教育“赢在起点”的时候,如果经过冷静分析不得不承认,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越来越不是我们这个60多年教育体系中基础教育培养出来的,而我们面对的更加残酷的现实也许是,我们的教育最后的一块遮羞布基础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公民、专家、教授所犯的错误越来越“基础”,越来越远离常识和应用.这其中当然包括令人扼腕的85版《红楼梦》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本容易治疗的乳腺癌的耽误,和2012年4月18日去世复旦大学的女博士于娟,生命的最后时刻把机会放给江湖医生.也许在信息压力面前,人越容易体现出来的不是他受到多少优质的高等教育,基础教育的底子,更能够本能地表现出来.

有些人生阅历的中年人都会体会到,一个人,在不同的压力面前,所体现的道德水准和选择是不同的.信息社会,面临不同的信息压力信息工具,接受过不同基础教育本质所体现出来的行为、能力与情商也是不同的.有的时候,任何人之间的差距在信息压力面前顷刻会被打回基础教育的原形.乔布斯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家,最后的选择也是耽误了治疗,这点上和杰克韦尔奇和巴菲特完全不同,其原因也许也在于,他们基础教育的不同.

对于中西的基础教育的看法,即使是名人名家,看法也大相径庭.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2011年6月22日对于中国的基础教育怀有深厚的感情地说：“中国的基础教育打下的‘底子’要比国外扎实.”而菲尔兹奖获得者,著名数学家邱成桐在2006年11月却给中国的基础教育泼了瓢冷水：“这都是多少年来可怕的自我麻醉!我不认为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学得有多好!”对于这些现象,而华南师范大学的王红在通过对范德堡大学的合作以及中美校长9次互访的系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在终点输了,在起点也不见得‘赢了’!”“我们的高等教育质量不如美国,基础教育质量也不见得就比美国高.”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作用基础教育的中小学,究竟应该为学生未来的发展奠定什么样的基础?更犀利的说法是资中筠女士在香港表达的“中国现在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传授的就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功利主义.如果中国的教育再不改变,中国的人种都会退化”.

那么,在当今的信息社会的信息压力面前,我们的基础教育到底需要培养什么样的基础?什么样的能力和什么样的情商呢?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教育背景下的孩子,就数学物理化学基础学科的知识来说确实比同龄美国孩子要好.如果进入中小学的课堂我们会发现,美国8年级的程度,还不如国内小学5年级.正是由于这个事实存在,我们很多人认为：“我们虽然输在终点,但是我们曾经赢在起点.”事实果真如此吗?我的女儿就在美国读高中,初中毕业来到美国上课的第一天就遇到巨大挑战：没有班级和固定的课堂,小班的教学更是探究的学习,刚来的中国孩子与其说不能融入美国课堂,更应该说根本不知道该干什么.美国的高中就有经济学和微积分,更重要的是有些孩子进一步分析使用的问卷处理方法和软件使用,是在国内的研究生毕业还不能掌握的东西.到了考试,确实是华人的孩子沾光,多数公立学校的华人的孩子分数很高,在匹兹堡北部著名的公立学校,分数前50名学生几乎都是华人学生,他们并没有在国内接受过教育.从以上事实我们看出,我们陶醉于的基础教育优越,也许是源自于华人和东方文化对分数的重视而已,而信息社会真正的基础,是这些分数吗?

卡内基梅隆大学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和决策管理专家赫伯特·西蒙密不可分,西蒙说：“什么地方都有两种人,一种是LEARNED,一种是IDEA.”西蒙就是一个具有IDEA的人,在校期间,西蒙的分数只有一门A,却是拳击.西蒙代表了美国很多人的学习思路,而2011年在美国也引起巨大反响的“虎妈”,是典型东方式的学习思路.在过去的100年,东方的思路和西方的思路各有千秋,做出科学巨大原创性贡献的更多的是西方基础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而支撑这种科研的更加“基础”的人员,却离不开大量的华人、印度人、日本人和韩国人,今天的美国大学如果把以上东方人撤离,美国大学也许将不是今天的样子.然而,“基础”的作用,在信息压力时代,作用还是一样的吗?

华南师范大学的王红说：“尽管中国的中小学生奠定了很扎实的知识基础,但未必是学生进一步发展和学习的必需基础,相反,过多过重的知识学习,常常会压抑和挫伤学生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后劲.就拿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的创新人才培养来说,很多研究已经表明,创新所需要的基础,并不是知识性基础,而是美国中小学特别关注的好奇、探究、兴趣、质疑等为核心的能力性基础.正如《科学研究的艺术》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并不是出研究成果的主要因素”,“对科学的好奇和热爱是进行研究工作最重要的思想条件.”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中小学较好地履行了它们的“基础”功能,学生的基础不是“弱”而是“强”.王红说的极对,如果从信息压力的角度进行补充的话,在过去如果掌握基础知识的人在团队中还有“基础性”的作用的话,在信息社会中,这种“基础性的作用”很快就会被网络和云所替代,也许用不了多少时间,东方式的“基础科研人员”,将逐渐退出美国的高校和研究所,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的教育再不改变,中国的人种都会退化”之说并非危言耸听.

举一个能力的实际情况.目前中国有很多的留英大学生,然而大学到美国的著名高校,就不那么容易申请,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美国没有完全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然而社区志愿活动、科研等都纳入各个大学的录取考量指标,因此中国学生死记硬背式的学习比较难进入美国高校.我认识一个美国的高中生,自己花了一年时间去到农场收集芦荟、到化工厂去加工,到实验室去分析,写出试验报告,应用效果,这个课题的目的是什么呢?说来好笑,是：“证明在家里面也可以制作美容保健产品”.这个学生最后被一个学科排名很靠前的生物学专业全额奖学金录取,比得并不是SAT成绩,而是一次高中期间的交流和面试活动.我的女儿在国内很好的一个外国语学校读初中,到美国上课作为家长很快就能发现在基础教育方面的中西差距.女儿就读的是一个私立高中,美国的十年级对应国内的是高中二年级,上课一周后,我发现,原本担心的语言问题和课程问题都不是问题,上第一天的数学课,女儿飞快地口算出来了类似（1-0.6274）的数学题,而美国的孩子还没有打开计算器,数学老师拿女儿的例子告诉全班：“你们不要自己算,只要会算就可以了,把这些事情交给计算器”,转而对女儿说：“下次课你一定要带一个TI-84的德州仪器的图形计算器,很多功能都要交给计算器的.”后来我才知道,美国的高中数学作业和考试根本不会像国内一样手算,复杂一些的公式,全部交给图形计算器.女儿对我说,美国的作业不像中国,能够做的图形老师都凑成整数,美国的作业经常会有根号10.74这样的题,不使用工具图形很难画,客观上训练学生使用复杂工具的能力.看着这个复杂的和电脑有接口100多美金的计算机,我才明白了国内一直在练学生的算盘能力,而美国训练的是学生使用工具和原始创新能力.轮到第二天的《经济学》课程（我们的大学生也未必学经济学）,女儿下课后花了3个小时询问我家庭开支的问题,原来她有一个作业要求学生举五个自己家中的“机会成本”的例子并撰写论文.孩子最喜欢的历史课程,课堂几乎是玩,课下的作业却是要求女儿论述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美国的相关论文.女儿上课的班级也很有意思,完全是大学的选课制,女儿不同的课程与不同年龄的孩子一起上.最让人吃惊的是私立高中竟然没有体育课,然而体育馆却是非常奢华的,教师和学生也是专业级的,如果你不选和没有达到一定量,那就真成了冷板凳队员了.因此,美国的孩子课外班一点也不少,但几乎都没有补习课上的内容：音乐、美术、舞蹈、体育、志愿者,孩子如果没有一技之长,仅仅是学习好,基本上是你自己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在信息社会,信息工具的使用（比如知识和计算器）比会算重要的多,把有限的时间做“人应该做的事情,其它交给机器吧”,也许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的标志.而本文开始所列的误区,恰恰都不在于知识,而在于该人做的最基础和最常识的东西出了问题.

如果回到本文的主题,基础教育的比较和发展,在美国会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由于学校采取的是鼓励教育和个性发展,培养出来出类拔萃的精英,确实也培养出来经过10多年的教育,高中毕业加减乘除一塌糊涂的大量学生.这也难怪,人没有鞭子,天天像美国教师对学生说的那样“verygood”,还不能公布学生的成绩和排名,不培养出一批笨蛋才怪呢.鉴于此,美国前些年出台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对公立中小学进行严格的评估,评估结果公布,不合格的取消办学资格.但是与中国的评估不同的是,这次的美国评估是“及格评估”.教育学研究深入,就是社会学范畴的东西,非常复杂.但是对于信息压力视角的基础教育来说,东方学习西方,西方也学习和借鉴东方,不过千万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我们还在某个领域能够抗衡,在教育方面,不要说对抗,我们还没有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