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教育危机和教育变革

----以1905 年废除科举、建立新学为始,我国现代教育的建立和生长基本是20世纪的事.

如果对近20年的教育作一简单的评价,可以说是“发展大于改革”.虽然教育的规模、培养能力获得了巨大发展,但平心而论,教育内在的品质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改善：教育的主体性和人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尚未确立；教育至今仍然处于国家高度集权、垄断和包办的状态,尚未成为面向社会的开放系统,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大众日益高涨的教育需求；现代学校制度尚未建立,高等学校尚不具有基本的办学自主权；高等学校脱离社会发展、效益低下、官本位等弊端,致使学校缺乏活力,学术品质恶化,人文精神、大学精神的流失和人才流失同样严重.曾被称为“最后一块净土”的教育领域的种种腐败现象渐趋严重,令人关注.尤其是80年代以来封建传统教育的复活强化,使中小学教育陷入“应试教育”的炽烈氛围之中,其对整整一代人文化素质、身体心理等所造成的严重伤害,将会越来越清晰地显露出来.

传统的教育制度、教学管理和师生关系,已经成为青少年个性发展和创造性培养的障碍.全社会性的人才危机并未过去,我国最优秀的青年人才仍然在源源不断地流向国外,我国与世界教育和科技先进水平的差距仍在继续扩大.

与社会其它领域的改革相比,教育不仅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其滞后于社会变革的体制落差正在拉大,成为社会现代化的制约和瓶颈.教育系统被诟病为计划体制的“最后一个堡垒”.

面对世纪之交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的教育改革,面对信息时代的挑战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教育滞后于社会发展的严重弊端更加凸显出来.就像上一个世纪末一样,变革教育又一次成为全社会共同的、紧迫的呼声.

应当说,世纪之交中国教育的改革,是有实质性内容的,这主要是指对“应试教育”的改革.这既包括课程、教材的改革,也包括小学免试升初中、重点中学不再开办初中、考试制度和高考制度之类的制度变革.同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对“应试教育”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目前,幼儿园和小学的教育环境已经开始变得比较宽松和比较“正常化”.然而,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虽然是可以预计的,却并非轻而易举.

按照规划,到2010年适龄青年的毛入学率将达到15％（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下限）,这意味着各类高等学校在校生将在今年秋季约800万人的规模上再翻一番.它马上就遇到了最为艰难的制度变革的坚壳.事实上,如果不打破国家垄断、包办教育的局面,要实现这一目标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促进教育的多元化和多样化；向全社会开放教育系统,促进教育的社会化和建设终身教育的体制；向地方下放教育权力,促进教育的地方化,即教育的“解放”、“开放”和“下放”.

与制度创新同样重要的是文化创新.作为1300余年科举教育的原生地,教育内在的传统性――重文凭而轻实用,重知识而轻能力,重共性而轻个性,以及墨守陈规、缺乏适应性和创造性等等――是中国教育的深层危机.很多人的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如果不变革传统的教育思想、内容、方法和培养模式,即便我们花很多钱,也仍然与大师无缘,与世界一流无缘,与现代化无缘.

应当认识的是,人才辈出、大师云集,主要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早在40年代提倡创造教育的陶行知,就已深刻认识到创造力的文化和制度背景,“提醒大家注意创造力最能发挥的条件是”,“只有才能解放最大多数人的创造力,并且使最大多数人之创造力发挥到最高峰”.对于中国的教育现代化而言,当前我们亟待补上的,恐怕正是由“五四”知识分子启动而至今尚未完成的启蒙,使诸如教育、儿童中心、崇尚个性、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这样的现代教育的ABC重新成为普遍的常识.

多元化的、开放的教育体制和以人为中心的教育价值,是我认为面向新世纪的中国教育需要确立的新的目标.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新的世纪重新弘扬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大学之道和教育之光.

作者为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