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和践行者

长期以来,教育体制在中国和西方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西方的教育体制主要以启迪智力、认识世界为目的,且大多是面向大众的近代学校教育,而中国的传统则是以博取功名、光宗耀祖为目标,仅面向少数贵族、文人的传统教育.萧友梅的一生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起步是紧密的联接在一起的.而萧友梅为何选择音乐教育作为其艺术活动的中心内容?他的音乐教育思想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中形成,以及如何形成的?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以西方为师,构建了自己的教育体系是利还是弊?中国音乐到了近代究竟是否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呢?事实究竟如何,历史应当是公正的裁决者,而金桥先生的这篇文章——《萧友梅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给出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格局的宏观把握和事实依据,使我们距离历史的真相更近一步,从而对萧友梅的认识也可以获得一个更客观公正的认识和深入的理解.

《萧友梅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这篇文章,是由上海音乐学院金桥的博士学位论文《萧友梅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而成的同名书稿,全书内容丰富,资料详实,对近代音乐教育的成败得失,笔者都进行了合乎情理的评价.而且书中还引用了大量的书稿、乐谱、证书、作业等手迹和原稿影印件之外,书稿附录中还包括了对廖辅叔、谭抒真、陈洪、陈传熙等与萧友梅先生有过直接交往的前辈音乐家的采访录.这些都足以给我们提供直接的见证,而面对多位前辈和音乐家的辞世,这些采访录显得更是弥足珍贵.

作者以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开创者和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人萧友梅作为主要人物,对他的重要认识分歧以及对于已在一些人的观念中形成思维定势的若干认识和谬误中进行了剖析和澄清,以及对萧友梅本人的功过是非和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成败得失作出论证和判断.文章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讲“萧友梅之前的中国音乐教育”,第二章为“萧友梅的音乐实践及其主要业绩”.第三章为“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和实践对后世的影响”.此部分是笔者所感触最为深刻的一部分,这部分首先写的是萧友梅去世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进一步发展的主要脉络和大体轮廓,然后又对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进行概括和总结,以及对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成败得失所作出的评述.文章结尾的附录中还包括了萧友梅年谱简编和论著作品的目录,以及对廖辅叔、陈洪、谭抒真、陈传熙等与萧友梅和上海国立音乐院素有往来的老一辈音乐家的访谈录,文中所引用的谱例、照片、音响等材料的索引以及参考书目等.

萧友梅是近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著名的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要想做到客观地评价一位历史当中的重要人物,首先应掌握全面、客观的第一手资料,这是做任何研究的出发点,并对萧友梅本人以及与他同时代的相关人物的言辞、文论、作品等有关材料进行冷静、客观的分析,这样才能获得相对客观、公正、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对于萧友梅,文中写道：作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事业的主要开创者之一,萧友梅的一生可谓即是中国近现代音乐由幼稚走向成熟的缩影,他在音乐艺术的诸多领域所进行的实践和取得的业绩,也包括了那些不可避免的局限和不足,都留下了特殊时代的深深印记.

萧友梅尽其毕生之力所从事的音乐教育事业,及其所产生的作用,似乎并未得到音乐界充分的认识和肯定.有一种意见认为,萧友梅在音乐理论、创作、表演等诸多方面都水平有限,他之所以能在音乐教育方面有所成就,主要是因为他的留洋经历和某些政界要员的支持；另一种意见认为,萧友梅“对自己的音乐没有从根本上了解”,他的音乐教育观是“全盘西化”思想在音乐界的集中体现,正是他积极倡导的音乐教育思想,导致了民族的、传统的音乐文化在近代社会的进一步式微,甚至面临着丧失音乐“母语”的危险；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萧友梅所从事的音乐教育事业,是国民党政府粉饰太平的产物,是革命的‘新音乐运动’的对立面”；更有一种意见推而广之地认为,以西方为师而欲解决中国的问题,是萧友梅和他同一时代的知识分子所犯的一个共同错误.（金桥.萧友梅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

一、是“全盘西化”的拥护者吗?

“全盘西化”思潮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可以被视作是对清末“欧化”、“西化”思潮的延续进一步发展.这种思潮的特点首先是坚持文化的整体性,主张百分之百地引入和接受西洋文化,其次是强调文化的时代性.

长期以来,萧友梅和他所开创的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事业常被冠以“全盘西化”的罪名而受到各种非议,其理由是萧友梅所支持的音乐教育从学制安排、课程设置到教学内容等多来自西方,他本人曾经多次将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做过比较,并得出了中国音乐在诸多方面皆落后于西方音乐的结论,他还认为西方音乐要在世界乐坛有一席之地,必须用西方音乐的理论、技术和工具来整理旧乐,改造国乐等.在“全盘西化”论者看来,西洋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是时怎么发表展和文明层次的不同.中国要想消除这种差异,走向文明,就要彻底接受西方的文化.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全盘西化”思潮的出现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性.自清末民初以来,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们提出了“全盘西化”思想,希望借助西洋文化之力对积弊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动更有力的冲击,以推进和加快社会变革的步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具有相当进步意义的.

在强调音乐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这一点上,萧友梅与“全盘西化”思潮确有相似之处.他将中国音乐明确地区分为“旧乐”和“国乐”,表明他确信中国固有的传统音乐是属于过去年代的音乐文化,因此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实际上与考古无异”,“若拿现代西洋音乐来比较,至少落后了一千年”.正因如此,萧友梅认为将西洋音乐全盘接收过来,“当然是一种很好的试验”.而在他看来可以被全盘接受过来的,除了西洋的乐器、乐谱、乐理之外,最关键的就是西方的近现代音乐教育制度,而中国音乐未能获得充分发展,也正是由于自唐宋以来,一直到民国还没有人出来认真提倡音乐教育.萧友梅以西方音乐发达国家的音乐教育为摹本,一心致力于创建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正是想解决导致中国音乐发展滞后的这一关键问题,以赶上世界音乐发展的步伐. 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全盘西化”思潮之间的相同或相似之处是非常有限的.首先,他从来不是一味彻底的“反传统”、“反调和”主义者,相反却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相当注重并且颇有研究.比如他拟定了从“确定国乐之定义,并确定复兴之步骤”到“训练学生,使从旧乐及民乐中收集材料,作为创造新国乐之基础”的复兴国乐的计划及七条实施步骤等.其次,他对西洋音乐文化的采纳是有条件、有选择的,并非是百分之百的全盘接受,而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变化过程.他自己郑重指出“余并非主张完全效仿西乐,不过学得其法,藉以参考耳”.

无论是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还是对西方音乐有目的、有选择的学习,都说明了萧友梅音乐思想的终极目标是“创造我们的新音乐”,而不是像极端的“全盘西化”论者主张的那样,将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抛弃而以西方文化取而代之.

二、选择音乐教育作为艺术活动的中心

萧友梅致力于音乐教育活动的20世纪上半叶,正是中国近代社会剧烈变动,各种思潮层出不穷的年代.虽然各种思潮与学说的出发点和实施步骤皆不尽相同,互相之间还时有抵触、冲突,但在“抵御外辱、振兴中华”这一根本目标上却是基本一致的.萧友梅并不是一位先知先觉的思想家,而更像是一名执着坚定的实干家.他之所以选择音乐教育作为其活动的主要内容,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基于他对东西方音乐的深入了解和理智思索.他认为正是由于中国没有像近代西方世界那样提倡和发展社会普及音乐教育,才致使中国音乐落后于西方,而并不是中国人民在这方面缺乏才能.

他想到了借兴办现代化的音乐教育以促进中国音乐文化的进步,借提高国民的艺术素质以改变他们的精神状态,最终达到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萧友梅充分体现了他“趋于实做”的个性和不达目的暂不罢休的执著精神,虽然屡屡遭受挫折,他却“锲而不舍,贯彻始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等”但是仅靠兴办音乐教育或培养少量的音乐人才,要达到萧友梅心目中的最终目标,只能是一个美好的幻想和憧憬.

但另一方面,在以“忠君尊孔”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教育制度沿袭几千年,并与时怎么发表展的潮流明显发生抵触的情况下,积极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等“五育”为核心的近代化新型教育,的确是打破封建束缚,促进思想解放,培养建设近代国家所需人才的有效手段.萧友梅一生所倡导和从事的音乐教育事业,虽然未能立即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落后面貌,培养出来的新型音乐人才在数量上也比较有限,但他们的努力却有力地冲击了传统音乐教育的许多弊端,促进了西方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中西音乐文化的融合,初步改变了近代音乐教育事业一穷二白的局面,为中国音乐在20世纪的巨大发展铺设了起步的基石,进行了初步的人才准备.

三、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成败得失

萧友梅个人艺术实践有迥然不同的评价,实际上表达了人们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乃至对中国近代音乐整体发展走向的不同看法.乐观者认为,通过从学堂乐歌开始近半个世纪的努力,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从一穷二白的状态中获得了质的飞跃,不仅引进了西方先进的音乐技术和理论,促进了东西方音乐的交流,也培养了大批高水平的新型音乐人才.而悲观者则认为,正是这近半个世纪的音乐教育思想和实践,造成和强化了“欧洲文化中心论”在中国音乐界的广泛影响,在系统学习西方音乐技术、理论的同时,严重忽略了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和教学,导致了在广大音乐学子心目中唯西方音乐最为高雅.而“音乐母语”濒临灭绝的危险局面,这样的教育体系培养出的是“黄脸黑发的西洋音乐家”,这些音乐家创作的不过是西方音乐的某种翻版而已,这种“远缘杂交”而成的“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变种”,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道路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歧途.

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以西方为师来构建自己的教育体系,这样对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是利还是弊?对于这个问题,作者分析以西为师构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体系的有利之处在于：

1.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近代化的音乐教育机构,或使音乐教育迅速进入当时的新式学堂.

2、可以利用社会化教学之优势,尽快培养出数量可观的新型音乐人才,通过他们将音乐教育普及到社会各阶层,从而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3.使西方音乐文化走出了教堂和皇宫,迅速为广大中国人所熟悉和接受,缩短了中国与世界音乐文化之间的距离.

4、通过中国人自主的教育行为,打破西方教会学校对音乐教育的垄断,宣传求学上进、爱国自强的时代精神.当然这也不可避免的造成一些负面作用,如：基本照搬西方音乐教育的做法导致中国迟迟未能建立有自身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未能获得充分的展开；由于大部分音乐教育机构以西方经典音乐为其主要教学内容,导致青年学生们对西方音乐的了解大大超出了对中国传统音乐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诱发和加强了“欧洲文化中心论”在音乐界的影响；由于在教学过程中基本以西方音乐理论为主,中国音乐理论体系尚未能构建起来,致使部分青年学生误认为西方音乐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甚至用它来衡量中国传统音乐,加深了音乐学子与传统音乐之间的隔膜感.

综合而言,作者认为以西为师构建中国的近代音乐教育体系利大于弊.我们必须了解,当中国近代音乐教育起步,正是封建王朝行将崩溃,帝国主义步步紧逼,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亡国灭种迫在眉睫的非常时代.近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们绝不可能拥有充裕的时间去准备好一切必须的条件,他们需要做的是在“救亡”和“启蒙”之间用最短的时间培养出尽可能多的新型音乐人才以担负起复兴国乐的重任.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采用所谓的“拿来主义”的方法并逐步加以完善也许是惟一可行的途径.当然,正因为这一行为未能深思熟虑,所构建起来的体系存在某种缺陷和漏洞是在所难免的,近代音乐教育的先行者们后来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以着力予以弥补.

到目前为止,对于萧友梅在音乐教育方面所做的贡献,以及他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影响,不少学者已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工作,并发表了一些有关于对萧友梅自身纪念回忆、生平考证、音乐分析等方面的文章、论述等.但是却没有一本是对于萧友梅在音乐表演、音乐理论、音乐创作、音乐教育等方面的成就做出全面评述的专门著作,对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以及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所产生的影响,缺乏客观全面的剖析.金桥先生的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上所说的这一不足和空白,从而对萧友梅进行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和较为准确的定位.这些对于我们认识和评价20世纪中国音乐的发展道路,展望21世纪中国音乐的健康发展,进一步优化现行的音乐教育制度,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