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务应用文的历史沿革

摘 要：本文对我国历史上公文文体、应用文体和国际商务文体的产生、发展过程,以及基本语体特征进行了纵向的探索,论证了这些文体都是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求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并对汉语国际商务文体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 键 词：应用；国际；商务；文体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06)04-0057-05

21世纪,当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崛起的百年,作为联合国认定的5种主要语言之一的汉语,其国际经贸应用写作的重要性,已经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全球化的汉语学习热潮的掀起,更加突现出来.在我国的外经贸系统,使用母语撰写国际商务应用文书,原本就具有很强的需求性.我国是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在世界各个角落都散布着祖国的侨商与侨资企业.即使在新中国刚诞生的前后,大陆与港澳台同胞的商家、企业,以及世界各地的旅居华商大多使用母语进行商务联系：或投书派驻各国的领使馆商务机构要求介绍客商；或径直进行商务联络建立交易意向；或询问商家详情、索要商品介绍；或联系加工、转口业务；或发函询价、还盘和应盘；或催寄信用证敦促运货；或提醒对方应尽之各种责任；或寄发索赔、理赔等交涉函件；等等等.加之近二十几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经贸事业的蓬勃扩展和我国政府体制的改革,外经贸机构和企业也日益发展、加强、增多和变大.作为政府机关和专业的外贸机构、以及有关企业、事业等单位,在其上下联络、管理和运行的过程中,又需要一整套规范的专业公文文书,来进行日常的运转.

国际商务应用文书理应是最早“与国际接轨”的汉语专业应用文书.它既要求其具有传统的典雅、含蓄和文质彬彬的语言特点,又要求符合国际贸易的诸多专业行规与国家的有关法规；既受到传统公文文书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同时又不免受到外文同类专业文书,尤其是英美系统的国际商务应用文书的影响.

综上所述,今天我们来对国际商务应用文书作专题的历史渊源、语言要求研究,可谓正当其时.而对于一种专业文书和语体的研究,如果不考察其源流、甄别其得失,就无法全面地把握它,更无法在整个外经贸行业中使其进一步趋向标准化和规范化.

一、我国古代应用文的发展及其语体特征

华夏史河,上下五千年；文海载籍,浩瀚如云烟.我国应用写作的源流,一直可追溯到以虞、夏、商、周四代历史文选结集的《尚书》.自此而下,一直到清代中叶,我国文章学的理论虽然在不断发展,然而对于应用文体的研究,却发展得相对缓慢.这是因为,其一：各代学者历来非常重视对属于“雅文学”的“词命体”（刘知几语）的研究,而忽略对解决民间“俗务”的属于“俗文学”的一般实用性应用文体的探究；其二：我国历史上长期的封建帝制下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商业得不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遂使以商业和其他“俗务”为对象的文体研究,成为无人问津的“末学”.

尽管如此,我国的古代应用文体的发展道路,依然有迹可求,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而各阶段的应用语体的特征仍旧可以清晰地归纳出来.

1.先秦、两汉阶段

在先秦时期,诚如《韩非子显学第五十》所说,儒家和墨家成为“显学”；及至两汉,而儒学遂定于一尊.因此,《尚书》成为儒家的经典.历代学者历来特别重视对属于“雅文学”的“辞命体”研究的原因,主要是受儒家的影响.众所周知,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他把《尚书》中的历史文献当作学生学习政治史的教科书,让学生通过学习这些文献来举一反三.那么,其中的典（典册）、谟（策略）、范（法典）、诰（训辞）、誓（演说辞）、命（命令）等文种,无不被囊括在公文文书的范畴之内.据统计,在现存的《尚书》古、今文篇目中,公文文书竟占50%弱.至于民间的书、契之文,则自无有留存的可能了.两汉的词命体文书,在《史记》、《汉书》等著名史书中保存颇多,煌煌名篇,垂映史册.而当时用于民间的应用文书,都是通俗质白,容易上口的语言.

2.魏晋南北朝阶段

魏晋南北朝这三四百年时间,所以被称作我国古代“文学的自觉阶段”,除了文学自身发展的原因之外,最重要的是由于儒学的衰微,在发展中突然摆脱了儒学的羁绊和压制.从而产生在文学艺术作品上的突破.在古代,文学艺术作品与“词命”体和其他笔札、书简等文体并无分野,其意义基本是一致的.

首先是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在文体学研究上的突破,可看作文学自身发展的征兆.文论及8种文体,其中属于现代“文学艺术”意义作品类的,只有诗与赋,而其余6类都属于应用文书,可见古代应用文书,尤其是“词命”体文书之发达.嗣后,晋代挚虞作《文章流别论》,这是一篇以文体为纲,来讨论文学作品性质、源流的论文.《文章流别论》原文已亡佚,就以辑录者来看,作者除对诗与辞赋体作品以外,对于箴、铭、颂、诔、哀辞、碑、图谶等应用类文书,都提出了写作要求和简洁的评论.这种势头似乎一发而不可收拾.到南朝梁代刘勰作《文心雕龙》.对应用类文体搜罗之广博,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魏晋南北朝时期同时又是文学“雅化”特甚的时期.除了在南朝刘宋文帝时成立了文学馆这样的政府的专门机构并恢复对新异民歌的采集,以及文学理论和文章学著作更为成熟和“文笔分流”之外,还有诗歌音韵理论的发展,以及文学作者的更加专业化的倾向等等.所谓“文笔分流”,是我国古代第一次粗线条地将有韵的纯文学作品与无韵的应用类文书甄别开的先兆,意义十分重大.“文笔分流”的总结者依然是文学理论家刘勰.

此外,还可指出的是：北朝出现了用以散为主,骈散结合的实用文体写成的一些著名著作,其中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之的《洛阳伽蓝记》,若按体裁来分,已经可以归为“说明文”一类了.

3.隋唐五代宋元与明初阶段

隋唐五代宋元与明代初期,正处于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阶段的文学成为独立的学科的洗礼之后,由西晋“五胡乱华”时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部落,在隋唐两代,基本上先后完成了汉化的进程；又由于国家的统一,南北文风开始融合,之后出现了唐诗、宋词、元曲这样的作为“雅文化”标志的“一代文学”,还出现了唐、宋两代的两个影响深远的“古文运动”.但是,这些朝代又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特点.在这漫长的八百余年里,社会动荡的年代,还是占据了大半.因此,从这个角度考虑,又不能说文学的发展,有太大的突破和质的飞跃.

隋代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首先对六朝形式主义的文风提出严厉批判,这对于保持应用文书（尤其是“词命”体文书）语体的直述明晰、平易流畅大有积极意义.中唐时期,韩柳“古文运动”的兴起,又是对革除骈文弊端,保持应用文书的语体的周全严谨、凝练直捷、明晰畅达的特点的极为重要的保障.韩愈反对在语言上一味模拟仿效、食古不化,而主张词必己出；要求语言的创新,提倡探索精神.宋初的人们同样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先是对于类书《太平御览》和文学总集《文苑英华》等的修撰,后是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提倡以平易流畅的语言进行写作,同样挽五代浮靡文风（主要是骈文）之狂澜于既倒.后人将这种势头传承下去,越过元代,一直保持到明代初期.

二、我国近、现代应用文的发展及其语体特征

中国古典文学在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到达总结的阶段.大致而言,明清两代文化政策愈益苛严,而学术研究却空前发达,无论对于诗歌、辞赋、小说、戏剧、散文,以及文章学的理论研究,都有长足进展.可以说,至清晚期之前,古典文学完成了向近代文学转变的准备.应用文体与纯文学分流,从古代的文学概念中派分出来已经成为定局.

而我国古代的“外贸活动”的文字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而盛于唐代；至于国家的海外交易行为,则鼎盛于南宋的“回易”（为了支持战争的消耗,南宋政府通过海上航运,下南洋、印度洋诸岛,用以货易货的方式取得珠犀、香料、药物、工艺品和马匹等物资,故称“回易”）.这种外贸活动,一般只需带上几个“司通”,根本谈不上国际商务应用文书的往来.但是,自清朝晚期开始,应用文书与中国文学一道发生突变,在人们心目中,也渐渐成了独立的文体.

1.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

明朝统治者从蒙古贵族手中夺取政权,开始使用的是当时的新文体.到达明代中叶以下,出现很多文学派别.其对于廓清文学样式和语言特征,都不无益处.在论述文体的专著中,明人更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其中著名的有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和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清代立国之后,从乾隆三十七（1772）年开始,化10年时间,修成了规模巨大的丛书《四库全书》,这无疑为古代文化典籍的保护和文章学理论留下宝贵的资料.

2.从清代后期至民国初年

自清朝晚期开始,尤其是“战争”（1841）和“甲午海战”（1894）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渗透和侵略,使得民族产业和商家纷纷倒闭.这迫使民族资本集团学习新的经营和管理的方式,加速内部的改革意识；在此情形下,许多官僚资本的工厂、企业也不得不改变经营方式.各类非“词命”的应用文书的社会需求陡然猛增.刘熙载于同治十二（1873）年写成了《艺概》一书.“应用文”这个专用名词,在我国文学理论著作中第一次“登台亮相”.尽管推敲起来,当时所指的“应用文”,主要仍然指现在所说的公文文体（刘熙载所谓“辞命”体）,却实实在在是一种“萌动”.这显然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方的文学观念,将公文文书那样的应用类文字,从纯文学的概念中区分出来；而只将诗歌、小说、剧本、散文等等,归为纯文学的大类.自此以后,旧文体学向新文体学发展的大门已经开启.

3.从1933年～1948年

1933年,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夏尊、叶圣陶,在合著的《文心》一书中,把文章分为“普通文”和“文艺文”.这就是应用文体从纯文学的文体中独立出来的最早、最典型的一例.嗣后,有关应用文的书籍就开始陆续面世.

至于我国近、现代,从海外进口商品,大凡都委托各国洋行写作技巧.故迄无留存华商直接向海外华商联系的专业应用文书.写作委托书,又明显与国内使用的一般应用文书不同,大致使用温润有礼、凝重典雅的古文文言,而且非常注意文字的周密和平实,以免造成误会,产生歧义和引起争执.

三、新中国诞生以后应用文暨国际经贸应用写作的发展及其语体特征

综上可见,应用文书是随着时代政治、经济的发展需要而应运而生的；因此,自其诞生起就与政治、经济的变化发展结下不解之缘.新中国诞生之初,由于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彻底革命,应用文书的改革势在必行.

1.从解放初期到上世纪70年代

这二十几年的主要特点是：首先,新政权刚成立之初,干部的总体文化素质并不高,党和国家非常注重对干部的文化素质的培养.比如：当时中华函授学校举办语文学习讲座,请老一辈专家、教授等讲授应用文.被列入的应用文种有：总结、调查报告、新闻、公文、通报、计划、申请书、学习笔记、书信、黑板报等.其次,冷战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封锁,我国的国际商务活动未能大规模展开.我国除对于少数国家有贸易往来之外,主要是对于港、澳客商的区域性贸易活动.再次,3年“自然灾害”和10年“”,对于我国经济建设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些都制约了我国外贸事业的发展.

当时的汉语外经贸业务应用文书,主要指的是外经贸函电.受到传统“词命”体文言和外文函电的语言的影响,一般使用了平实、流畅的书面语言,来写作询价、发盘、还盘、应盘、催（寄信用）证、催运；或寄发索赔、理赔等等往来函电.在此时期,我国政府曾先后多次发布了公文处理的规定和办法,并不断规定了新的文书种类：第一次：7类12种：（1951年9月1日政务院《公文处理暂行办法》）报告、答报,命令,指示,批复,通报、通知,布告、公告、通告,公函、便函.第二次：10类12种：（1964年2月21日国务院《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试行办法》）命令、令,指示,批转,批复、答复,通知,通报,报告,请示,布告、通告,函.

2.从上世纪80年代到上世纪末

从20世纪80年始,随着国内信息科技的逐渐产业化,应用文的文种产生了巨大变化,随之扩展为：公文、规约、契据、凭证、信息、函电、柬启、幛联等8大类.为此,国务院于1981年2月27日又一次公布了《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暂行办法》规定公文文种共9类15种：命令、令、指令,决定、决议,指示,布告、公告、通告,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批复,函.到1987年2月18日,国务院又公布了《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将公文规定为10类15种：命令（令）、指令,决定、决议,指示,布告、公告、通告,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批复,函,会议纪要.后来,国务院于1993年11月21日修订、1994年1月1日起施行了《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复又将文种规定为12类13种：命令（令）,议案,决定,指示,公告、通告,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批复,函,会议纪要.

之所以这样频繁修订《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和调整文种,是因为当时正值“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政府的机制和职能在逐渐地改善之中.

与此同时,应用文的教学进入了大学的课堂.从高职、大专到本科生,几乎所有的在校学生都修过应用写作课程.有关应用文的教科书、专著越编越多、越来越精.各大专院校也都根据自己的学科特点,量身写作了应用文教材.如北京大学出版了胡双宝、汪景寿编写的《实用公文写作教程》并历经多版,印数庞大；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编写了由华东理工出版社出版的以赵福洲领衔主编的《外经贸业务应用文写作》教材,历经3版,印数庞大.这些都是比较著名的应用文或专业应用文教材.此时的国际商务应用文书的常用文种,除了以往的外贸业务信函外,增加了传真和伊媒儿（）,而原先频繁使用的电报、电传等文种,都随着信息科技的产业化而被彻底淘汰了.由于国际商务机关和专业机构的不断加强和增多,专业公文的文体和语言也日益专门化.这些专业应用文书的语体,都受传统应用文书和外语国际经贸文书语体的双重影响；同时大多具有法律约束性的文书.所以,明白畅达、周全简扼、不容歧义是他们最大的特征.

四、结束语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为加速与国际接轨,我国应用文体跨入发展的最新阶段.国务院2000年8月24日发布、2001年1月1日起施行《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并规定新的国家公文文种共13种：命令（令）,决定,公告,通告,通知,通报,议案,报告,请示,批复,意见,函,会议纪要.新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取消原有下行文种《指示》,而改设上行、平行、下行兼用的文种《意见》,正显现我国政府为适应“改革、开放”中瞬息万变的发展局势和时代赋予的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要求,以努力加强这方面的政府机制；另一方面看,又充分显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为与国际接轨,我国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和政府职能的变化.因此,一些重大的改革举措,往往能在公文的些微变化中找到“蛛丝马迹”.

同样,在这种新的形式下,国际商务应用写作的加速变化发展,也是势在必然.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