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对中国环境学的影响

【摘 要】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观认为,不仅人类具有价值,自然也具有价值.自然不仅具有工具价值,还具有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自然价值是客观的,人类要尊重这种客观的自然价值,要承担对自然的道德义务.自然价值论作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重要派别,它引导了中国环境学者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倾向,同时自然价值论中的生态思维、客体价值思维和理性思维也对中国环境学者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影响.

【关 键 词】自然价值论,生态思维,环境学

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传入中国并且在中国迅速地传播.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给中国学者带来的一种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新的价值观,同时自然价值论对中国环境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自然价值论对中国环境学者的思维方式的影响

要阐述自然价值论对我国环境学者的思维方式的影响,首先得阐述“思维方式”的含义.思维方式是人的大脑思考问题的方式,大脑对信息进行加工活动的方式.从人类认识的角度看,思维方式是人类精神生产的方式.一般来说,人们总是按照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来思考,这就是主导性的思维方式.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中的生态思维、客体价值思维和理性思维,对中国环境学者在中国自身生态文化传统和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整体思维、主体价值思维和直觉思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生态思维对整体思维的完善

生态思维也叫生态方法论,就是用生态的观点来观察和认识事物,思考我们存在于其中的世界发生的问题,并用以指导人们更为合理地理解和解决问题,它是在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并威胁到人类生存的背景下被提出来.生态思维反对还原主义的方法论,主张用动态、整体的思维去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它从动态变化过程的观点看待事物的宏观特性,认为过程比结构重要,结构是变化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东西,如它认为生态系统不是生物个体的静止组成,而是太阳能流与地球表层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从事物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整体观点来看待事物,认为关系先于关系物,关系的整体决定部分,认为环境决定着事物的存在的性质,认为事物是网络性的存在,相互作用的随机性和偶然性在事物的变化中有重要作用,涨落与放大效应,认为人类处于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中,人类的生存发展离不开与生命世界血肉相依的关系.人与自然应该建立和睦相处的关系.从生态思维来看生态系统,不仅要看到竞争,更要看到协同,所以要善待自然,尊重生命,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健康和美丽.

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是以生态学、宇宙学、地球科学、协同学、一般系统论、进化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理论、超循环理论等自然科学和理论为基础,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了形成了自然价值论的生态思维.生态思维包含了整体思维,又超越了整体思维,它还强调事物的自组织性、动态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更加注重直觉,是缺乏自然科学和理论基础,这种以现代自然科学和理论为基础的生态思维对中国环境学者的整体思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的学者在中国生态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形成了整体思维,他们认为世界(天地)是一个整体,人和物也都是一个整体.整体包含许多部分,构成整体的部分自身又是由更小的部分组成的子系统.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余谋昌教授在《可持续发展观与哲学范式的转换》中写道:“生态哲学存在论是关系实在论.它认为世界各种事物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在这里‘一切事物与一切事物有关’.它重视研究一切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关系,离开对事物关系的分析,我们不能全面认识事物.生态哲学存在论是过程实在论,它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运动和变化的.在这里,结构不再被看成是基本的东西,结构是基本过程的一种表现形式,过程是更基本的”.他还认为“事物的性质由整体的动力决定,整体的动力学是主要的,部分是次要的”,同时,“事物作为创造结果的整体,又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进化的”.生态世界观“不强调首要次要之分,不强调以什么为中心,因为它认为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比它们之间的相互区别更重要.所有生态因素都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是互补的.”而且“生态哲学认为物质作为自组织系统,它具有相对的自主性、主动性和积极性等物质演化的不同阶段有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主动性,包括无机物的主动性、生物主动性、人的主动性,事物的自主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以及创造性和智慧,都是演化的,具有层次性和阶梯性.”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余谋昌教授吸纳了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论中的生态思维,并将其融入可持续发展之中.

在自然价值论中的生态思维的影响下,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叶平教授在《像一座山那样思考》中运用这种生态思维诠释了利奥波德的“像一座山那样思考”的含义,他认为“一座山是活着的实体,它是群山和大地的组成部分,其上有活着的存在,动物、植物、微生物和人类.这座山知道山的历史,知道其上的一切生物都处在相互依存的有机体结构关系中,体现活着的属性:整体性、稳定性、多样性、有限性和时滞性,具有目我调控的生态功能”.

南京林业大学的王聘教授也较早地接受了生态思维.他认为生态思维是从机械论到有机论的本体论转换、从还原论到复杂论的方法论超越、从支配论到协同论的价值更新.他说:“生态思维一开始就是以一种更为复杂的观察地球生命结构的方式出现的,在生态科学看来,无序、不稳定、多样性、不平衡、非线性关系以及暂时性是生态系统演化最基本的现象,现代生态思维的基本方法是复杂论的方法,这种方法包容和运用了现代所有严格的分析技巧,但又超越了分析方法.复杂论方法的最本质特征是整体性和动态性,更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强调生态系统的不断生成、不断展开和不断转变.”他认为现代生态思维是人类新世纪理性认识的一种新形式和新方法,其关于世界的认知模式、认识方法和价值取向的生态化阐释,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撑,还会带来哲学观念的深刻变革,为哲学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正如王国聘教授所说的,生态思维确实给中国环境哲学和环境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如江华教授的《论生态思维方式对工业思维方式的超越》和付晓男的《生态思维方式――对辩证思维的回归》等文章从不同方面对生态思维进行了论述.

王聘教授还将生态思维用于现代城市观的更新中,他认为生态思维为城市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理念,生态思维的普及和完善,也必将带来城市发展观念的深刻变革.在《论现代生态思维方式与城市观的更新》一文中他写到:“从生态思维的系统整体观看现代城市,城市是一种生态系统,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他主张对构成城市生态系统的各个要素或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作整体性调节,不断提高系统的整体功能,使之走上尽可能优化的发展道路.此外,他还从自然与人共生的生态思维方式的价值取向,对城市的价值做了新的解读.他认为根据人与自然共生的城市生态价值取向,城市应该具备能流和物流效率高、废物流低,生态宜人度高,城市文化体现多样性等生态特征,他还认为将网络化与模型化的生态思维方式的研究方法用于现代城市规划与设计中,可以实现城市的社会、经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此后,在《现代生态思维的价值视域》一文中,王聘教授对生态思维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二)客体价值思维对主体价值思维的促进

中国的环境学是在80年代引进和翻译西方环境学著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在此之前,中国学者一直处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下,并且他们并没有觉得人类中心主义有什么不合适,认为环境污染和破环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他们还没有开始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危害,也没有怀疑只有人类才具有价值或自然对人来说只具有工具价值的价值思维有什么不当.当中国的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时候,中国的一些敏锐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此时,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的传入,正好给中国学者带来了不一样的价值思维.自然价值论作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要派别,它把价值当作事物的属性来理解,并且认为价值最重要的属性是创造性,肯定自然物的内在价值、工具价值和系统价值,由自然价值推论出人类对自然的道德义务,“人类不仅为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利益需要保护生态环境,也需要从自然物自身的内在价值出发,去尊重、保护和合理利用这些具有内在价值的自然物,承担对它们的道德义务.”很显然,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的价值思维是一种客体价值思维,他把价值当作事物的属性来理解,认为自然物本身也具有价值,自然物本身也是价值主体,而不是只有人是价值主体.在此之前,中国学者在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的影响下形成的价值思维是一种主体价值思维,要么认为自然没有价值,要么认为自然对人来说只具有工具价值,只有人是价值主体,自然只能是客体,它只有在满足人的需要的时候才具有工具价值.在这种主体价值思维的指导下,导致了中国经济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环境也日益恶化.

在中国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现实基础上,在自然价值论的客体价值思维的影响下,余谋昌教授于1987年发表《生态学中的价值概念》一文,提出了自然界除了具有作为人的手段(工具)的价值外还具有内在价值的观点,人类不能仅仅从人的尺度进行评价.我们需要承认自然界具有内在价值,这就是生命和自然界的生存,从承认自然界的价值出发,主张把道德权利的概念扩大到生命和自然界的其他实体.在1994年发表的《中国环境问题与环境学》中,余谋昌教授明确表明环境学对中国的环境问题的解决有重要意义,他认为否认自然界的经济价值是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自然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具有非商品性价值,如科学和自然史价值,宗教和文化价值等,“自然界不仅具有以人为尺度的价值,这是自然界作为人的工具的价值,即自然界的外在价值,而且具有以它自身为尺度的价值,即自然界的内在价值,生命和自然界的道德价值”.此后,余谋昌教授还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客体价值思维,他说人类中心主义“在价值观上是不全面的,它认为只有人有价值,生物和自然界没有价值.因为只有人是目的,只有人有利益,这也是局部真理,是不全面的.

除了文章中所体现的客体价值思维之外,余谋昌教授在《惩罚中的醒悟――走向生态学》、《生态学哲学》和《自然价值论》这三本著作中也都体现了他的客体价值思维.从接受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中的客体价值思维以后,余谋昌教授的文章和著作中,基本上都体现了他的这种思维方式.广东省委党校的佘正荣教授在《自然的自身价值及其对人类价值的承载》中认为传统的价值概念需要新的拓展,他认为“价值是自组织系统的本质特性,是自组织系统在进化过程中‘有目的地’维持自己而固定在稳态结构中的成果,以及它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超越性活动.”据此概念,佘正荣教授认为自然自身具有创造性价值和维持性价值、整体价值和局部价值、自为价值和工具价值,他说“自为价值可以看做系统自身的内在价值.”其价值分类和自然价值论中的价值分类不一样,也可以看出佘正荣教授是认同自然价值论中的客体价值思维.

(三)理性思维对直觉思维的充实

理论界一般都认为,所谓理性思维就是人脑所具有的一种逻辑思维以及按照逻辑思维规律和客观事物规律进行认识的形式和认识能力,是认识主体通过一定的逻辑化、程序化过程、途径来反映对象的认识方式和认识能力.直觉思维就是非逻辑的非理性的思维,带有意会性和模糊性.生态学揭示了整个生态系统是一个包括人类在内的人与自然、事物与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生态学本身就是一种理性思维的产物.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是在作为自然科学的生态学知识的基础上建构,并且是以理性思维加以严谨的逻辑论证来阐明.持有中国非人类中心环境观的学者们大都认为,中国以“天人合一”为基调的中国生态传统对于当代人类克服全球性生态危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这种立足于农业文明时代经验基础之上的直觉思维成果仍然缺乏西方科学发展的理性思维,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中国先民在农业生产实践中的观察经验,是其思维方式传统形成的基础,其观察的特殊方式就是以象观物.以象观物的观察方式深刻地影响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重效验的经验思维和内在超越的直觉体悟.它缺乏严格的概念分析和逻辑推理,疏于对事物进行概念的本质分析,层次结构的深入解剖,和事物间关系的稳定法则的掌握.

在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论的影响下,学者们看到了直觉思维的局限性,努力以理性思维的要求,去严谨地阐明和论证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如余谋昌教授的《生态学哲学》一书,便是运用理性思维来思考哲学问题,书中大量地阐述了生态学的概念、生物与环境的适应和进化、生态系统层次结构的等级性、生态系统的演化、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转化和再生规律、生态有序与无序、环境因素的生态作用等,并从本体论的角度、认识论的角度、实践的角度和价值关系的角度对生态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进行分析,以便给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提供一种坚实的科学和哲学基础.佘正荣教授在《中国生态传统的诠释与重建》一书中,吸取了西方生态学、系统哲学、自组织理论、生态哲学等成果,重新诠释了中国生态传统的内容和在当代的价值.并且在第四章中,专门探讨了中国传统的直觉思维方式的根源、基本特征,其合理性和局限性,以及如何利用西方科学理性思维来改造完善这种思维方式的基本途径.

当然,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是是相互依存,非理性思维脱离了理性思维,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理性思维离开了非理性思维,就失去了认识的重要手段与思维的动力,使理性思维无法正常进行.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中的理性思维是对中国环境学者的原有的非理性思维的促进,从而使中国环境学者能够将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更好地结合起来,进一步促进中国环境学的发展.

二、自然价值论对中国环境学的影响

自然价值论在对中国环境学者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的基础上,也影响了中国环境学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此后,中国的众多学者都对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进行了阐述,有赞成其观点,也有反对其观点,也有赞成或反对其部分观点,但是从客观上看,都促进了中国的环境学的发展.

(一)自然价值论与中国环境学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

在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的影响下,1994年,余谋昌教授发表了《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文,提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随后引起了一场关于环境学价值定向的大讨论.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文中,余谋昌教授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局限性,“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伟大思想,并作为价值观指导人类的伟大实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类在一定的意义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这种成功是局部性的,或者暂时性的.这种价值观的‘反自然’性质的作用导致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又从根本上损害了人类的目标,并从而使人类陷入深深的困境之中.”所以他认为“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这是人类的必要选择”.

同时,在这场关于环境学的讨论中,叶平教授也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以人类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为出发点或最终目的的生态,实际上是把地球或生物圈当作工具或手段的社会.因为这种:(1)只是社会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应,(2)没有把考虑真正扩展到生物圈,其症结在于只承认人类利益.生态学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人与自然的协调进化.它的科学基础有赖于对自然界总体的看法和人在自然界地位的认识.”叶平教授认为环境学应该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此后,叶平教授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中分析了人人类中心主义的四种局限性“首先,它只关心人类及其环境,不顾其它生物的生态,这是一种传统的学等最后,人类中心主义是不科学的,其也是人类主观的.”

杨通进博士在《人类中心论与环境学》中写道:“作为一种环境学理论,人类中心论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充分的.它为人们保护环境的行为提供了一个重要、但不是唯一的理由.只有当人们也同时把保护环境理解为人的‘自我完善’的一个内在要素、并承认自然存在物的道德地位的时候,自然环境才能从价值的“根”上得到保护.”他认为人类中心论把人的存在维度和意义空间完全压缩和限制在人际关系范围内,这种只关心其同类存在物的做法是有待超越.因此,要超越人类中心论,因为“人类中心论是关于人的生存的学,而不是关于人的完善的学”.

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一大批学者如王国聘教授、佘正荣教授、雷毅博士等,都纷纷在他们的文章中表达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我国环境学呈现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

自然价值论自此传播到中国以后,就引起了中国学者极大的关注,他们纷纷对自然价值论加以阐发,其中有支持也有反对.

余谋昌教授著的《自然价值论》一书,就从自然价值的概念、性质、结构、分类、进化、生产、评价与评价模型等各个方面对自然价值做了详细的阐述.他还将自然价值和可持续发展观和人类的未来联系起来,肯定包括内在价值的自然的全面价值,他认为环境保护、资源保护、可持续发展、世界和平与发展、科学的转变、经济学的转变、学的转变都需要确立自然价值概念.他说“在整个世纪,人们否认自然价值,发展了一种自然界没有价值的哲学和科学.现在对自然价值的关注也许会成为一种时代精神,以至它会成为21世纪的关 键 词”.何怀宏教授从权利到价值、主观价值论到客观价值论、生态系统的价值和自然价值论的应用这几个方面阐述自然价值论的,他认为罗尔斯顿没能解决事实和价值、实然和应然的统一和同一,这便是自然价值论的缺陷,也是西方学的缺陷.佘正荣教授则从道德范围的扩大和自然的价值、人类应该如何尊重生命和自然界、人类发展和自然保护这几个方面来展开.他认为“罗尔斯顿虽然跨越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界限,但是还没有跨越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界限.

王国聘教授认为“罗尔斯顿把哲学关注的目光转向‘人类与地球生态系之关系’,转向一个不曾被人们所重视的荒野自然,通过确立生态系统的客观的内在价值,为当代保护生态系统提供了一个客观的、独立于人们的主观偏好的哲学依据.”杨通进博士主要从自然价值的特征和生态系统的价值两个方面去阐发自然价值论的.李庆臻和李易在论述生态和谐时,认为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生态是生态和谐发展链条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王超和李奇伟认为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是对传统价值观在实质上的重建和范围上的拓展.贾向桐在承认自然内在价值理论尚存在许多不足的基础上,对其积极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首先,自然价值概念是针对传统人类中心论观念而提出的,它试图通过批评、否定来超越那种认为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的传统观念,而对价值概念加以扩展和重新界定,从而开阔了我们思维的视角,丰富和发展了传统价值观念.而且这种价值概念内涵的转换带来了新思维方式的出现.其次,它毕竟体现了人类为实现自我超越、克服在种族上的局限性、重新认识、评价人与自然关系的努力.在实践方面,自然价值理论为人类保护环境提供了更为根本的理论依据,从而消除了人类中心主义在环境保护运动中的不彻底性,为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铺平了道路”.

黄炎平、刘建金认为自然价值是生态学这一学科的理论基石,“这一崭新的学一方面扩展了有用性的内涵,不再从人与自然的对立中来看待自然,而是从人对自然的依赖性来理解这一概念,另一方面从目的论与整体论视角肯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在时间维度上将人类道德义务扩展到了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空间维度上则扩展到了人与自然之间.”马兆俐认为“西方环境学领域中对自然价值最系统、最经典的论述,当数美国环境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所创建的自然价值论,从自然价值的主客观统一性、自然界价值的层次性和内在价值、工具价值与生态系统价值模型三个方面创建了一种自然价值‘新’论.”“罗尔斯顿摒弃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旧范式,提出了自然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新范式,开创了从价值论的角度研究环境学的方向.”

也有人反对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如傅华教授,她是不认同自然具有独立于人类的内在价值的.她认为罗尔斯顿的客体属性说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而她赞同关系态这种观点.“‘自然价值’是反映、概括和表述人与自然的一种特定的实践一认识关系的哲学范畴,其主体必定是人,只能是人,依据人的需要,自然具有四种价值:资源价值、科学研究价值、审美价值和生态价值,人类作为自然价值的主体,不仅是自然资源的开发者和享受者,而且是自然生态进化的保护者和引导者.离开人类主体的需要去讨论自然价值,是对“自然价值”的曲解和误用,依据这样的概念和范畴所建构起来的所谓‘生态学’,其科学性是令人怀疑的.”傅华教授还通过认真剖析自然概念的不同外延,分析了自然价值的实质.她认为我们所说的自然价值就是指社会自然的价值,也就是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属性对人类需要的满足,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意义.

刘福森教授认为生态价值概念的提出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生态学的价值观也不是没有问题的.“由于它离开认人的尺度去理解价值,就必然陷入把‘价值’等同于‘存在’的理论困境.如果说‘自然之物的存在本身即代表了它们的价值’的话,那么还有什么东西没有价值呢”他认为,我们之所以把自然界的那些生态机能叫做生态价值,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它对人类生存具有积极意义.他还认为价值是主客体的关系属性,而非单纯的客体的存在属性.离开同人的关系,自然物的所谓内在属性只不过是一种自在的存在属性,并不具有价值的属性.生态学把生态价值说成是自然本身固有的属性,实质上是把事实等同于价值,把“是”等同于“应当”,把存在论等同于价值论,混淆了价值论与存在论、科学与的区别.他还提出生态价值是一种“存在性价值”,即自然物的消费性价值只有在自然物被毁灭、消灭时才能实现,而自然物的生态价值则只有在保持其存在时才能实现出来.除此之外,张德昭、何文模、黄爱宝、高田纯、杨曾宪、刘英、李建珊、胡军等人也从不同的方面对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的环境思想进行了否定.

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或者是赞成或反对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的部分观点,都可以看出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对中国环境学者及其环境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