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美经贸合作的消极因素

点赞:5527 浏览:19172 近期更新时间:2024-03-31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内容提要 近年来,在美国国内存在一系列影响中美经贸合作的片面认识和消极因素,如认为“中国贸易只惠己”、“中国对美出口剥夺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就业机会”、“中国对美国企业关闭市场”、“人民币汇率导致美中贸易逆差”等.从美国国内政治角度看,这些消极因素的产生和存在有其政治博弈的根源;从国际政治角度看,有其遏制中国的意图.应正确分析影响中美经贸合作的消极因素,以便理性应对,推动中美经贸合作良性发展.

关 键 词 中国 美国 经贸合作

中国和美国分别是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和规模最大的经济体.1979―2006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从24亿美元增至2500亿美元左右,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场,美国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国.世界上任何两个国家的贸易都达不到中美这样的水平,这是经济全球化和两国经济互补的结果.但全球化带来的效应并非都是正面的,随着中美两国经贸合作规模的不断发展和扩大,也出现了一些影响中美经贸合作的消极因素.

特别是进入2007年以来,围绕贸易不平衡、人民币汇率等问题,美国对中国压力不断,中美贸易摩擦较为频繁.2007年5月,在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闭幕式上,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表示,中美经贸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为复杂的经贸关系之一.要妥善处理这种关系,推动中美经贸合作不断向前发展,需要我们有智慧、有胆识、有能力地进行创造性的工作.的确,中美经贸关系的复杂性是客观的,频繁的经贸摩擦短时间内也难以避免.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分析影响中美经贸合作的消极因素,以便更加理性地应对.

一、美方具有消极影响的片面认识

在近些年的中美经贸摩擦中,美方具有“宏观性”和“整体性”的议题是中美贸易的不平衡.而美国之所以大谈特谈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实际上暗含了一个前提,即在此种贸易格局下,美国是受损的,中国是受益的;而且中国的利益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美国大众和国会往往还把贸易问题跟其国内就业岗位的减少和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放缓联系到一起.这实际上是一系列的片面认识.对此,我们可以逐一分析.

(一)“中国贸易只惠己”

美国少数人认为,“中国贸易只惠己,中美贸易逆差对美国有极其消极的影响”,这实际上是影响中美经贸合作的片面认识.

1.从中美贸易对美国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看.

很显然,美国消费者直接从中美贸易中获得了实惠.中美经贸合作是推动两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对美出口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为主,主要包括低技术含量的玩具、鞋类、箱包、服装等,大部分为美国国内不再生产或不愿生产,但又是消费者必需的产品.大量中国产品出口使美国家庭可以写到物美价廉的日常用品,降低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节省了美国消费者的开支.据统计,1995年至2006年来自中国的商品使美消费者节省开支6000多亿美元,特别是近几年,美国消费者每年节省的花费约在1000亿美元以上.显然,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出口大大增加了美国的消费者福利.

2.从中美贸易对美国企业利润的影响看.

部分美国人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必然减少美国企业的利润.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斯坦福国际发展中心的劳伦斯洛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在仔细分析后指出,事实上美国从中美贸易中获得了很多利益,这是因为美国经济从对华出口上获得了更大的附加值,比中国从对美出口上所获得的附加值要多.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正在产生越来越强的溢出效应.中国的一般贸易是逆差,实现中国贸易顺差的绝大多数是加工贸易,而加工贸易有80%以上是外资企业实现的.跨国公司是中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据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银行统计,以欧美为主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出口的产品占中国2006年出口产品的58%.如果把这一部分扣除,中国的贸易顺差将大幅减少.而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6年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生产产品在华销售总值,加上以中国为基地再出口到其他地方的总值是1100亿美元,再加上美国怎么写作贸易的顺差,再加上货物贸易中的逆差,这几个值相抵,实际上中美之间在贸易利益上是平衡的.中美贸易表面上顺差在中国,实质上利润在美国.对此,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说过,正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是互惠互利的,“中美的贸易才能一路顺风,越做越大,越做越好”.

(二)“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剥夺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就业机会”

美国有人强调,大量中国廉价商品的涌入和制造业大规模向中国“转移”,使本国制造业者的饭碗被“抢走”,加剧了失业问题.有人甚至指责说,中国应该为近些年美国制造业丧失的近300万个就业岗位负责.

而我们注意到,在2007年5月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启动之前,针对美国国内有所升温的保护主义思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曾专门发布研究报告,指出在对美中贸易及投资的认识上,美国国内存在几大误区.其中一个误区就是,认为美国制造业的衰落,特别是就业的下降是中国造成的.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过去四十年中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一直在下降,因为美国经济已经从制造型经济转型为怎么写作型经济.而中国成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则是发生在最近几年的事情.所以并非是中美贸易剥夺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

随着世界新兴市场的崛起,全球产业分工布局不断调整,发达国家一些传统制造行业的竞争优势迅速丧失,由此出现就业岗位转移的问题.从美国制造业情况看,美国制造业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失业问题,更多的是由于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逐渐失掉竞争力等原因造成的.事实上,由于中美双方产业结构本身的互补性,即使中国的某些产品被拦在了美国门外,其他国家的产品依然会取而代之占据美国市场.而中国产品对美大量出口,虽然对美国的制造业就业造成了压力,但也为美国的怎么写作业,包括零售、批发、运输等行业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三)“中国对美国企业关闭市场”

在美国还有人认为,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是中国对外国企业关闭市场.

而实际情况是,近年来中国市场面向全世界积极开放.中国在扩大出口的同时,一直积极增加进口.中国既是出口大国,也是进口大国,既大量出口商品,但也在大量进口商品.在中国国内,中国扩大内需的政策、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施以及增加农民收入、“三农”难题等战略都将成为世界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驱动力.中国的快速发展向世界各国提供发展的机遇、市场和空间,中国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而是一个“现实的大市场”.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发展模式显然是与世界互利共赢的.

尤其是针对中美贸易逆差的加大,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甚至开始采取“一次性采购”的做法来缓解双方贸易不平衡的状况.2006年4月,由吴仪副总理率领的中国经贸代表团在美国13个州进行大采购,最后成交金额达162亿美元.2007年5月,中国贸易投资合作促进团在美国签署了138个采购、投资合同或协议,总金额达到326亿美元,采购商品包括飞机发动机、第三代核电站技术和设备、通信及网络设备、手机、半导体设备及材料、铁路打磨车、汽车及零配件、计算机软件、环保设备和一些农产品.

可见,中国从未对美国企业关闭市场.2006年,中国内地和香港合计为美国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市场,出口总额高达730亿美元.在2000年至2006年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240%.近年来,美对华出口增速远远高于对其他贸易伙伴的增长速度,过去十年中增长了近四倍,中国已连续成为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

(四)“人民币汇率导致美中贸易逆差”

部分美国国会议员认为,是“人民币汇率导致美中贸易逆差”.

从历史上看,大国之间争夺有利于己的汇率安排的利益斗争和较量几乎从未停止过.自2002年12月以来,美国的某些政客、学者对“人民币升值论”的鼓噪一直没有停息.美国部分议员对人民币汇率耿耿于怀,他们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理由便是,由于中国国内消费严重不足,于是通过低汇率等手段,形成商品低价优势,将过剩的商品推向国外市场,并造成了巨额的对美贸易顺差.而如果人民币升值,就可以大大削弱中国产品的优势,阻止中国商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同时可以扩大本国的商品出口,缩小贸易逆差,实现贸易平衡.

部分美国人,特别是部分国会议员越来越多的把人民币汇率问题视为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突出问题.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莱德伯格斯坦曾经在国会证词中说:“要纠正全球经济失衡现象,人民币对所有货币的汇率应上升20%以上,而对美元汇率要上升40%左右.”2005年2月,党参议员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提出著名的《舒默――格雷厄姆议案》,指责中国政府人为地把人民币汇率跟美元直接挂钩,使得中国出口商品在上得到了平均27.5%的优势.为了向中国施加压力,美国的国会议员提出,如果中国在汇率政策方面不能有重大改革,就要对全部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加征27.5%的关税.

众所周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已突破了7.7:1关口.统计显示,至2007年5月,与汇改前相比,人民币已净升值0.5814元,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比率约为7%.同时,中国向美方保证,会让人民币汇率区间有更大弹性.但扬言要对中国发动制裁的美国国会议员却并不领情.中美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后,美国部分议员仍然对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依不饶.党参议员舒默称,他和他的同僚们都觉得“受到挫折”,因为会谈“明显忽略”了人民币必须升值的问题.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马克斯鲍卡斯一直主张采取措施制裁中国,对本次对话没有涉及“低估的人民币”问题“深表关注”.

尽管美国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如此关心,部分国会议员将人民币汇率指责为中美贸易失衡和美国国内部分产业岗位流失的“罪魁祸首”,甚至试图对中国强硬施压,但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导致美中贸易逆差”实际上是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最大的片面认识.

从实际情况看,人民币币值被低估导致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仅仅是问题的表象.导致中国产品低廉的主要原因是其他一些因素,例如,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甚至是中国的低环保成本等.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认为,在对美中贸易认识上,美国国内存在的最大误区就是,人民币低估是造成美国贸易赤字并阻碍美国产品更多销往中国的直接原因.该委员会的报告指出,中国尽管的确有加快汇率市场化改革的需要,但人民币汇率问题绝非美中贸易的关键问题.汇率并非影响其在中国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相比之下,更多企业担心的是,如果两国在汇率问题上的摩擦加剧,美国企业对中国的出口可能受到负面冲击.

著名经济学家蒙代尔也认为,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美国对中国大幅增加的贸易逆差等问题,并不能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事实也证明的确如此.强压贸易伙伴的货币大幅度升值是美国的习惯做法.美国在上个世纪曾压德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在短期内将其各自货币升值40―64%,而多年以来,美国对德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的贸易逆差仍在扩大.后来,美国还将同样的手段用在了欧盟身上,从2002年1月到2006年7月,欧元兑美元升值了50%,而美国对欧元区12国的贸易逆差却从2001年的540亿美元增加到了2005年的915亿美元,增长了70%.同样的,人民币汇率调整后,按美方统计,2007年一季度美对华逆差569亿美元,比2005年一季度对华逆差419亿美元增长了35.8%.人民币升值对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未起任何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结构调整、产业转移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将纺织品等产业转移到中国不过是数十年来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延续.这些产业之所以转移到中国,并不是缘于中国的汇率优势,而是因为中国有大量优秀而廉价的劳动力,这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产业链中的比较优势,因而即使人民币升值,这些产业也不会重新流回美国等发达国家.因此,美国解决贸易失衡和岗位流失的关键在其国内.有鉴于此,摩托罗拉公司的全球商业关系主管里奇布莱克说过:“人民币的升值对整个美国贸易状况和国内制造业就业形势的影响几乎可以不予考虑.”


二、产生片面认识和消极因素的根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美国国内存在着一系列影响中美经贸合作的片面认识,这些片面认识显然是影响中美经贸合作的消极因素.实际上,对从中美贸易中获得的既得利益,美国很多学者和政客都心知肚明.美国一部分人之所以不断以经贸问题为借口对中国横加指责,实际上是经贸问题的“政治化”.分析起来,既有国际政治的因素,也有美国国内政治的根源.

(一)从国内政治角度看,片面认识和消极因素的产生和存在实际上有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因素.

在中美经贸交流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老的问题虽然得到解决但没过多久又发生反复,而且新的问题又会接着发生,可谓是此起彼伏、接连不断.这实际上凸显了美国国内政治周期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正如《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家马丁沃尔夫不久前所指出的,“世界经济是全球的,但世界政治却是国家的.简而言之,这就是全球治理的两难困境.”

1.美国国会、党派竞争的影响.

美国炒作中国议题经常是随着其国内政治经济“气候”变化而变化的.中国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上半年通常是中美之间的多事之秋.美国舆论拿中国“说事”每年都有一个周期.二月份开始出现迹象,三、四月份升温,五、六、七月达到.其中的原因就是,每年的上半年都是美国国会通过各种预算案的时候,各种力量都要为自己多切一点预算蛋糕而制造理由.于是,跟美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有差异,贸易又不平衡的中国便成了首选的靶子.

美国国会和政府之间的权力争斗和制衡也是影响中美经贸气候的重要因素.美国政府和国会都有借对外政策“作秀”的成分.尽管政府是相对务实的,但就对外贸易政策而言,由于美国宪法把管理对外贸易的权力授予了国会,国会在贸易政策上的影响力大于在其他领域的影响,因而在政府和国会的互动过程中,对外政策有时便会成为牺牲品.美国政府是不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因为这并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而在“强势国会”的压力下,政府又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

与白宫相比,国会议员更多地代表着各自选区的选民利益.在美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下,美国国会议员要对本选区的选民负责,他们的提案多数反映本地区选民的意愿.有些涉及中美经济关系的提案在局部地区来看,可能对保护当地经济有利,但从全局和战略层面看,则可能会损害美国的长期利益,也不利于中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国会议员首先考虑的是选票,只要对增加选票有利,都会被用来炒作,至于提案本身是否从根本上反映国家的根本利益倒在其次.

2.美国选举政治和利益集团的影响.

美国学者彼得格里维奇在其著作《困难年代的政治――对国际经济危机反应的比较分析》中指出,政客们和其他在体制中有一席之地的人做出最终的政策选择.他们的权利来自于现存制度.不过政治领导人总得想办法谋得职位并且保住它.所以当他们做决定的时候,他们希望能从受影响的劳工、投资者、消费者那里得到认可,最好是得到欢迎.他们的政策选择必须能够动员或维持政治支持.

首先,面对选举政治,美国需要为不景气的经济寻找“替罪羊”.经济问题历来是美国选举的重要问题.而近年来美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范围很广,例如,双赤字问题、医疗支出问题、养老金问题等,这些都使经济问题在各种选举中突出出来.各种政治力量会围绕经济问题互相攻击,做足“文章”.因此,为了选举,美国政府需要一个“替罪羊”.这一点,就连美国的《纽约时报》也指出,从失业率居高不下和制造业萎靡不振的痛苦中,美国的政客和商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为这些麻烦而责备的对象:中国,或更明确地说是人民币,已成为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替罪羊”.

其次,面对选举政治,美国要迎合利益团体的需要.显然,在美国,无论是贸易政策还是国际金融政策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利益集团相互角力的政治过程.近年来,“健全美元联盟”是美国国内“人民币升值”运动的积极推动者.这个由美国全国制造业协会等80多个团体所组成的联盟,代表着美国最大的制造业和农业贸易团体的利益,是美国、共和两党必争的“票源”.为了获得众多诸如“健全美元联盟”等制造业团体的支持,布什政府和国会自然要迎合他们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愿望.

事实也证明这些利益集团的游说是非常有效的.近年来,美国国会为人民币汇率举行了大量听证,并接受了制造商的几乎所有言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的很多经济学家也认识到,政府的做法实际上是受政治利益驱使的.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官员是回应国会的要求,货币保护主义的主要目的是要说明政治家在为制造业选区的选民考虑.从这个角度看,要求中国浮动汇率实际上是治疗美国国内政治伤口的手段.

(二)从国际政治角度看,片面认识和消极因素的产生和存在实际上有遏制中国的意图.

1.利用经贸问题逼迫中国在其他领域让步.

把经济问题同其他问题挂钩对美国来说并非新鲜事,而那些对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持批评态度的人更是认为,贸易仍然是处理中美双边关系时逼迫中国在其他领域让步的一张可以利用的“王牌”.他们认为美国需要用经济压力来抵抗中国的外交攻势.早在1999年中国追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美国有议员就曾经非常露骨地说:“中国如果以现在的条件被世界贸易组织所接纳,那么美国总统在未来就不可能运用这个‘挂钩’来牵制中国的力量.”他们认为,“一旦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就不可能再有效地运用从中国进口的方式来应对中国对台湾潜在的威胁、在西藏对人权的侵犯以及对宗教信仰的迫害”.

同时我们注意到,美国国会在批准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时附加了许多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在美国国会单独设立一个与行政和立法部门联合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主要的也是唯一的任务就是“监督中国的人权记录”.

时至今日,某些美国议员仍坚持着这样的思维方式,即一项不能带来政治利益的贸易政策便不是什么好政策.所以他们在考虑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时便往往“项庄舞剑”,“醉翁之意不在酒”,总是试图通过经贸的压力达到经贸以外的目的.

2.利用经贸问题羁绊中国发展.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美国越来越把中国视为对手和竞争者,美国国内的“中国威胁论”,尤其是“中国经济威胁论”抬头.2007年5月,美国合众社和佐格比调查机构共同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越来越被视为美国的经济威胁.24.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而59.9%的人则认为中国已经是美国的经济威胁.在被问到什么才是中美之间最为重要的议题时,29%的人认为是巨大的年度贸易逆差,21%的人认为是中国不断增强的全球影响力和经济实力,而另外13%的人则认为是美国工业和制造业的就业机会流失到中国以及中国公司对美国公司形成的竞争.另外,在采访中,还有83.7%的人认为,与印度相比,中国是美国经济的更大威胁.

“威胁论”必然导致“遏制论”.遏制中国,延缓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对华战略的组成部分.2007年5月,在“全美高智商组织”主办的一场题为“聚焦龙:中国繁荣会给美国带来麻烦吗”的辩论会上,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说:“对美国来说,最好的情形是在国际体系中保持最强大国家的地位.别的国家与你的差距越大,你就越安全.如果未来二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像过去二十年那么快等如果中国崛起了,美国的麻烦就来了.”显然,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重大差异,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和崛起,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必须从战略上对中国进行遏制,而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是最理想的方法.否则,等到中国经济真正崛起的时候,美国就失去了战略上的先机.因此必须在对华贸易上对中国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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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俄罗斯《商报》引用俄经济学家的话说,美之所以在贸易上找中国的麻烦,根本上还是因为把中国看作检测想敌,不让中国强大起来,绝不希望在世界上出现一个可与美国相匹敌的大国.

总之,近些年来,中美经贸关系日趋复杂,仔细分析,其中的消极因素具有各个方面的根源.全面分析影响中美经贸合作的消极因素及其根源,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性地应对中美经贸关系,并进一步推动中美经贸合作.

(作者单位:济南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