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

《吴敬琏传》

吴晓波著

中信出版社2010.2

定价:39.00元

对于这位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来说,他所经历的80年是一个与自己的国家图强求富、蹒跚前行的80年.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史上,吴敬琏之重要性在于,他几乎参与了建国之后所有的经济理论争议,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吴敬琏对这个转型国家的贡献,除了改革思路上的创新外,还在于他那份独立思考、直言不讳的知识分子风骨.本文选编自该书.

经济学家为谁代言

自2005年之后,吴敬琏实际上陷入了三面夹击、两线作战的窘境之中.对他构成“攻击”的几种势力,一是来自顽固的“左派”力量,他们以“利益不均”为号召,反对市场化的变革,以“吴市场”出名的吴敬琏自然成了他们在经济理论领域重点打击的对象,一是来自某些垄断了资源分配大权的“当红新贵”,他们不愿意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中,也不愿意在市场化和法治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而是希望维持乃至扩大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的转型状态,以继续“寻租”获利,吴敬琏对法治化的呼吁让他们非常不安,还有一股势力,则是被上述两势力力图操纵的、来自社会底层的民粹主义浪潮,他们不由分说地反对一切的既得利益者.对吴敬琏来说,来自这一股力量的攻击最具杀伤力,几乎让他无可奈何.

据吴敬琏的分析,“派”之所以能够掀起大浪,是因为他们能够运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说,误导那些对于权贵资本主义怀有正当义愤的人们,使他们跟着自己走上反对改革的歧路.然而同时,在他看来,民众又是通情达理的,只要有正确的舆论导向,他们是能够弄明白什么是他们真正的利益所在.

2007年3月,过去几年里一直困扰吴敬琏的那个“经济学家为谁代言”的质疑再次发作.他在全国“”上的言论再次引来了铺天盖地的批评乃至谩骂.

第一波批评声浪由“春运要不要涨价”引出.近年来,由于铁路运力不能满足数以亿计的春节返乡农民工的需要,于是每到春节之前,人们哪怕排几天几夜的队也一票难求,而有门路从“后门”搞到车票的黄牛党却趁机大发横财.2007年,铁道部决定春运不涨价.这一举措引来了报刊上的热烈讨论,欢欣赞成的占绝大多数,也有一些零星的反对意见.

3月7日,政协委员分组讨论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那个工作报告提及,今年春运不涨价就是政协向领导反映委员意见的结果.在讨论中,吴敬琏对政协工作提意见说,在遇到有争议的问题时,最好双方的意见都反映.可是我们往往只反映“主流”的意见.过去像讨论“体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的问题,反对的意见得不到反映,全体大会上听到的发言都是一片赞同.这次对“春运涨不涨价”的反映也只有一面之词.我看到网上茅于轼教授的文章,他指出,春运票价不上浮的结果不理想,事实上有很多农民工连夜排队却写不着票,另一方面黑票上涨,票贩子发了大财.还有批条子等寻租活动也十分猖獗.吴敬琏说,他觉得茅教授说得很有道理,因为不涨价并不能增加火车席位的供应,农民工并不会因此而得到实惠.听说铁路部门因为不涨价,全年少收了两个多亿,为什么不拿这两个多亿给全体农民工发一个年终奖金至于是不是一定要在春节前夕回乡,或者换乘车辆,由每个人自己决定.

这些言论顿时在网上招来无数口水,失望、责备乃至辱骂之声四起,有网民在博客中写道:“吴敬琏曾有一段时间,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然而这‘良心’,大概属于经济学,而不属于民众.这有最近民众喷出的如潮口水为证.”互联网的信息洪流形成一种无序狂欢的“广场效应”,人们着迷于姿态、丑闻、黑与白的冲突以及偏执的民粹主义立场,因为这些都会迅速唤起滥情和关注.而对于理性与中庸的思考,却显得无比的不耐烦.在这样的舆论空间里,理性表达会变得非常可笑,像吴敬琏这种思维严密、表达谨慎的学者自然很难适应.这是一个封闭已久的社会在突然开放的舆论空间里所必然要经过的混乱阶段,沃尔特李普曼早在1922年的《公众舆论》一书中就对此进行过描述.在那些年里,几乎所有的市场派经济学家都遭遇到了类似的攻击和嘲笑,当然,除了吴敬琏,一向以怎么写作弱势人群为己任的茅于轼也在劫难逃.

面对这样的景象,吴敬琏表现得无能为力.不过,这位个性倔强的老人没有选择躲避或放弃,他似乎根本不在乎别人的那些担心.还是那一年的“”,在全国政协经济界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委员们讨论开征燃油税的问题.吴敬琏说,中国是一个贫油的国家,可是我们的燃油中的含税量比美国还低,这不是鼓励大家写车、烧油吗可是开征燃油税的问题谈了十几年还谈不下来,这是很不正常的.一位来自工商界的委员插话提醒他说:“老吴,你别提这个意见,这是会挨骂的.”吴敬琏没有好气地回答他说:“如果当政协委员就怕挨骂,那么我们这些人就不用当了,可以回家了.”然后,他还是继续说下去.

中国的改革会好吗

2007年9月,吴敬琏出版《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收录50余篇文章,记录了世纪之交以来作者的所思所言”.在序言中,吴敬琏充满忧患地写道:“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一路凯歌,经济改革所采取的从非国有部门入手、由易而难的策略,一方面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增加了改革的助力,另一方面又使以双轨制为特征的寻租环境得以广泛存在,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得以四处蔓延.”他进而说,“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潮流对于我们民族前途和未来的威胁.在我看来,克服这种危险的唯一途径,在于朝野上下共同努力,切实推进改革,建设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等经济和政治改革的迟滞,造成了两方面的严重后果,第一,中国经济继续沿着依靠资本和其他资源投入驱动的粗放增长方式一路狂奔,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第二,设租和寻租活动,以及随之而来的贪污腐败、贫富差别扩大和社会失范愈演愈烈,这些,都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

后来的国史记录者应当会如实记载――在30年中国改革的后半程,中国的学者一直保持着对制度改革滞后的警惕与批判.当然,变革的阻力之大、进展之缓慢,实在让人深感迷茫.

正在发生的历史都好似雾里看花,却又像在一个清晰的轮回中苦苦挣扎.正如吴敬琏在2004～2006年的大论战中就已经预言到的,由于没有改变经济增长的模式,“过热、调控、降温、速度下降,下一个阶段又重新出现可能就不能避免.”2007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又进入了这样的循环中,不可遏制的发展冲动,让所有的观察家都惊诧不已.先是股市的迅速升温,上证指数在2005年的6月跌到了令人绝望的998.22点,接着就在放量流动性的支持下转头上攻,2006年11月重返2 000点,然后一路高歌,到2007年的8月23日一举突破5 000点大关,中国股市总市值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同样炙手可热的是楼市,很多城市的房价都涨了一倍,甚至两到三倍.

与此同时,一个“幽灵”也重新归来,它就是自1994年以后就从未再见过的通货膨胀.生猪的出栏从2006年的6元/公斤猛然上涨,到2008年年初竟达到了20元/公斤的高位,民间惊叫之声四起.在2007年7月,居民消费指数(CPI)同比上涨5.6%,突破了温和通胀的界限,2008年2月、3月、4月更突破上升8%的中度通胀的界限.政府于2008年年初宣布进行宏观调控,猛然收紧银根,央行在短短100天时间里连续5次升息,试图让过热的经济快速降温.

与此相关的一个政策是,宣布从2008年1月1日起,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对企业解雇员工提出了非常严苛的规定.

在经济理论界,宏观调控政策似乎没有引起什么争论,尽管有人对紧缩的力度提出了一些异议.而《劳动合同法》则引发不小的争论,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政府将用工成本的提高全部转嫁到了企业头上.不过,谁也没有料到,2008年的中国将发生非常戏剧化的骤变.

在年初,除了一些忧心忡忡的经济学家,许多官员乃至百姓都认为这将是一个充满了玫瑰色的年份,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了第30个年头――可谓是进入了“而立之年”,而在8月8日,将于北京举办全球瞩目的夏季奥运会.在热烈的氛围中,百年复兴和“大国崛起”成了一个令人无比亢奋的主旋律.作为一个自始至终参与了改革全历程的重要经济学家之一,吴敬琏又成了媒体追逐和报道的对象.

就在新年到来不久的2008年1月12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的主持下,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有10年时间未曾同台的两个老对手――吴敬琏和厉以宁出现在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主持人将两位79岁的老者,连同80岁的茅于轼教授同时请上讲台,共同探讨30年来的成就得失.

这两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尽管在很多方面有不小分歧,不过在一点上却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改革开放30年中,最大的遗憾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失败,在日后的很多场合,他们一再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与厉以宁相比,吴敬琏的表述更具有批判性,他说:“它的原因我看还不是什么财政困难,而是部门从自己的工作方便、从自己的权利、从自己的利益着眼太多,所以愿意保持旧体制,所以使它迟迟不能实现.”

吴敬琏与厉以宁的这次北大对话,引起了传媒很大的关注.这两个同龄同籍的江苏人,从1947年起就有了生命的第一次交集,在后来的数十年中,多次展开了剑拔弩张的论战,他们的每一次分歧,都发生在中国经济前行中的关键时刻.吴敬琏说:“我跟老厉在这个问题(中国股市)上的争论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们要提倡一种风气,经济学家所秉持的原则是思想自由、学术独立,所以应该要形成一种氛围,使得各种不同的意见,为了一个目标,就是为了推进改革,为了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为了振兴中华.”

在后来的一年里,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年,国内各家媒体都进行了报道,开展了一系列的评选活动.《中国企业家》发起评选“30年最具贡献的十位经济学家”,最终,吴敬琏以67.14%的得票率位列第一.在那段日子里,几乎所有前来采访吴敬琏的记者都喜欢多得一些“总结”、“经验”,然而老先生却似乎没有满足大家愿望的意思.他说:“我对中国的发展前景,一方面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机感.由于受到某些社会力量的阻碍和反对,改革形势有可能出现逆转.”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告诫.在2008年4月号的《小康》杂志上,他是如此表述的:“这种阻碍和反对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某些在转型期中凭借特权受益的既得利益者的干扰,使得一些重要的改革受到阻碍或者遭到扭曲,从而使腐败等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愈演愈烈,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开放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维护者利用这种情势忽悠大众,把他们引向反改革开放的方向.如果他们相互为用,扭转改革的大方向,就有可能造成大好形势的逆转.”

与90年代的那个意气风发的吴敬琏相比,进入21世纪之后的他显得越来越焦虑和“不合时宜”.“中国的改革会好吗”这个问号在他的眼中似乎变得越来越大.这位具有人文气质和道德勇气的经济学家再次引用10年前曾引述过的《双城记》中的那段开篇语,“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我们这里的季节,“既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也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起奔向天堂,我们全又走向另一个方向”.

2009年10月1日,是共和国建国60年的大庆.就在9月底的《财经》杂志上,吴敬琏发表洋洋3万言的长文《中国经济六十年》,回顾改革历程,再度呼吁“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其进程更加不容耽误,中国经济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作为60年经济变革的目击者、参与者及政策谋划人之一,吴敬琏总结说:“在中国改革历程中,各个阶段的多种改革措施是相互穿插的,在前一阶段施行的改革中往往蕴含后一阶段主要改革措施的某些萌芽,后一阶段施行的改革,又常常保留前一阶段改革的某些遗产.”在肯定“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不小进展”之后,他进而谈及,新世纪之初,“由于改革有所放缓,社会矛盾的态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他看来,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

其一,当国有经济改革改到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重要行业的国有垄断企业时,改革步伐就明显慢了下来.近年来,围绕重要行业中,国有企业究竟应当“进”还是应当“退”的争论又起,社会上又出现了被媒体称为“再国有化”或“新国有化”现象.这种“回潮”的趋势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有些领域在已对民营企业进入发放“许可证”的情况下,又往后退缩,不让民营企业继续经营,二是一些国有独资和国有绝对控股的公司对民营中小企业展开了收购兼并,使这类企业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强化.

其二,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有所加强.自2004年开始,“宏观调控要以行政调控为主”成为正式的指导方针,各级政府部门纷纷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加强了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和控制,使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大为强化,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则遭到削弱.英国的阿克顿勋爵说:“权力易于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行政权力的扩张,导致寻租活动制度基础扩大,使腐败日益盛行.

其三,政治改革滞后.1997年的“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十六大”又重申了这一主张,而且还提出建设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但是,10年来进展十分缓慢,如《物权法》、《反垄断法》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都用了13年的时间才得以出台.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认基本正义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于是,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

在剖析上述三大问题的实质时,吴敬琏毫不留情地认为,“我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于经济资源的支配”.他警告说:“改革的时间拖得越长,新旧两种体制之间积累的矛盾就会越多,既得利益者积累了更多的利益,也就有更多的动力去阻挠可能影响自己利益的进一步改革.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尤其是与经济问题相关的不公事实,根源在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

就这样,吴敬琏再次擂响了改革的大鼓.战士已经垂垂老矣,却似乎仍有披袍再战的勇气.

眼睛盯着真理的人

吴敬琏的生命只与两个字有关――“救国”.

80年间,他的“救国”主题有过3次转折:20岁前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科学技术迷”,信仰的是“科学救国”和“产业救国”,35岁前,他相信“革命救国”,认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将让自己的国家摆脱贫困,变得无比强大,“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60岁前,他信奉“经济体制救国”,坚信市场经济将是中国变革的终极目标,而此后的他发现,唯有建立法治的社会体制才可能完成现代化的目标,他成了“法治救国”的倡导者.

即便在晚年的忧虑与不安之中,吴敬琏也没有失去他本质上的那种满腔希望.

从顾准、孙冶方到吴敬琏一代,他们深受唯物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熏陶.“受难者”顾准在读书笔记中写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不需乞灵于上帝.”他因此进而说,“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既然如此,那么,人们就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先验论,必须承认任何一种社会或经济模式的演进,是多种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综合作用的产物.顾准的这种思想也同样影响了吴敬琏,使他在认识论上确信人类具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相信民众以及一个国家能够摆脱迷茫,最终选择理性和趋优化的道路.

吴敬琏的人格特征,似乎可以如此描述:他是一个批评性精神与建构性人格的混合体.

在50多年的经济学家生涯中,他一直努力保持思想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这在他看来似乎是最最重要的.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你对自己成为决策层智囊是否感到骄傲”他当即回答说:“智囊不智囊的,一点不重要,作为经济学家首要的职责是研究科学,发现真理,做一个有独立立场的观察者.”他的女儿吴晓莲也这样评论他的父亲:“公众可能认为我的父亲距离决策层很近,但我不觉得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他只是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学者,向决策者提出尽可能正确的建议,至于被不被采纳,那是另外一回事.”从本性而言,吴敬琏不是一个好斗的人,他同“计划派”人士对阵作战,与一些学者激烈辩驳――有时候还包括多年的老朋友,在晚年,他与某些激进的网民“势不两立”,在这些过程中,他并没有感到什么乐趣,甚至还因自己的反对态度而付出了代价.然而,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必需的.

同时,他又总是以建构性的角度来思考所有的问题,即便在最困难的局面中,他仍然希望找到一条可能的出路.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的知识阶层就形成一种善于颠覆、乐于破坏的“悲情情结”,非“”即“极右”,视改良主义为“犬儒”,对中庸和妥协的精神保持道德上的鄙视,这实际上造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多次反复与徘徊.吴敬琏的学术人生无疑与这两种极端主义格格不入.在公众舆论及学界,吴敬琏常常遭到“误读”.有人因“吴市场”之名,认定他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主张把一切都扔给市场来解决,也有人因他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及政策设计人的身份,认定他是行政集权的最大拥护者.而两种观点似乎都有偏颇.吴敬琏的经济理论要复杂得多,与放纵任何一方相比,他似乎更相信“有限”―有限的政府、有限的市场、有限的利益与有限的正义.即使对于他所情有独钟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那也是一种在别无选择情况下无奈的“次有选项”.所以,他总是向人重复在1988年维也纳“改革经济学国际讨论会”上从东欧同行那里学来的一句仿丘吉尔论制度的话:“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好的体制,但它在人类可能实行的制度中是最不坏的一个.”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的社会变革正是呈现出一种渐进、改良的特征,尽管一直到今日,它仍然没有到达真正的终点,然而它确乎在质疑和摇摆中走出了一条曲线前行的道路.而这正可谓是吴敬琏式的胜利.

晚年的吴敬琏因种种言论而遭到指责,不过,他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改良主义对中国的重要性.在一篇题为《“左”的和“右”的极端主义都会带来灾难》的读书笔记中,他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同时将之与整整40年前,顾准与他在牛棚里一再苦思的那个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联系在了一起.

他用饱含历史感的文字写道,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好像一直在反复提出“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的问题,暴政――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一次又一次地轮回.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是事与愿违,当“也曾相信过”革命将会给中国带来“地上天堂”的顾准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18年后的1967年,亲眼目睹“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重新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顾准的回答是:“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为什么激进的革命道路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还转化成了新的专制主义”吴敬琏的思是――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在重大的社会变革中,理想的模式是政治观点分歧双方温和派的结合.如果不是这样,只要一方出现极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自己的极端派,如果两边的温和派不能掌控局面而逐渐被边缘化,社会就会被撕裂而趋向极端,而在两个极端之间震荡,“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

吴敬琏由这个结论,进而推演到对中国现代化的思考――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政界、学界、企业界有识之士痛定思痛,在建设富裕、、文明国家这一基本共识的基础之上,开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的差异,往往对于这些矛盾的由来做出了不同的解读,提出了不同的解救之策.在这种社会矛盾突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防止这种悲剧的关键,在于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人们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讨论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

吴敬琏继续说,有些人认为,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逃避.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轮回,是旧的社会结构的产物,而不是不可改变的.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间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在现代经济发展阶段,技术专业人员和经营专业人员的作用变得不可或缺,而且人数也越来越多.新中等阶层成为追求自由、平等与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目前中国也进入了这个过程.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等阶层,包括各类科研人员和学校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和技工、中高层经理人员和一般公司职员、医护人员以及公务员的队伍正在迅速壮大.虽然我国新中等阶层的利益自觉和公民意识都还有待提高,但他们是工薪阶层中更多地具有现代文化技术知识的部分,追求的是经济生活和政治环境的稳定改善,他们和社会弱势群体有着共同的利益,因而是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的中国完全可以依靠,也必须依靠的力量.

从吴敬琏的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读出梁启超、邓孝可、邓季惺、顾准的影子.这个在病床上延安广播的年轻人,这个在劳改队里默默苦思的中年人,这个在中南海勤政殿孤身出战的老者,这个在讲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的知识分子,最终在伟大的改良主义传统中找到了思想的归宿.他和那些前辈一样,反对暴力,相信人的基本正直,相信渐进的力量.

我希望,我的生命终结在讲台上

10月30日,吴敬琏给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08级的EMBA班讲完了最后一课,学员们起立鼓掌.一位学员代表大家赠诗一首曰:“大音希声闻洪钟,大象无形睹真容.八十春秋谱华章,百年风云笑谈中.”

早在1984年,国家经贸委与欧共体管理教育基金会在北京合作开班,为中国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授课,吴敬琏是学术委员会中唯一的中方委员,也是中欧最早的中方教授之一.1993年,中欧想要把办学基地南迁,吴敬琏拜会了上海市老市长汪道涵和时任副市长徐匡迪,促成此事.在过去十多年里,作为中欧的创院人之一和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他以《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为教材,给每个班的学生授课30学时,课程名称为“中国经济”,这是中欧的王牌课程,也是最受学员欢迎的课目.尽管年事已高,他仍然没有告别讲台的打算,对他而言,这是他的“战场”.在一次授课中,他对300多位听课的企业家学员说:“我希望,我的生命终结在讲台上.”

在2009年的最后两个月,他奔波于各地,参加了中欧的管理年会、上海的“浦江创新论坛”、浙江的“长三角论坛”等等,与各地的官员和企业家座谈,切磋观点,探讨改革.他依然保持着冷静而理性的思想锐度.

到2010年的1月24日,吴敬琏会迎来80岁的寿诞.对于这位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来说,这80年是一个与自己的国家图强求富、蹒跚前行的80年.

在一个物质至上、平庸的商业年代,吴敬琏的故事像那只最后的理想主义的风筝,它以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凭风飘弋,任狂风骤雨不能让它断线坠落,无论是光亮或昏暗的天空中,它总是保持着不合时宜的姿态,让人们在仰望中生出别样的勇气.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一个有限的人生实在无法穷尽时代所有的秘密,即便聪慧、勤奋如吴敬琏者,也是难免.中国的历史实在太过漫长,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所形成的集权专制主义传统几乎成了国民性中与生俱来的一部分,它的高贵与顽痼一样的深重,打断它,谈何容易.相对于变革的漫长,人生实在太短暂,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吴敬琏在口述史中自称是一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往往在现实世界里面,就会变得很悲观.”不过接着他又说,“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不可能被打断,它必将曲折而前行.”

在2009年的8月和9月间,他还腾出时间完成了长达二十多个小时的长篇口述史讲述.他的记忆力之好令人吃惊,尽管已年届80岁,却仍然能清晰地记起1972年中科院经济所图书室管理员的名字.在那次讲述中,对生命的感恩,对所有朋辈的感念与追忆贯穿了整个叙述,命运将如此多的际遇与冲突涂抹在一个人的身上,让一个温和的人成长为一个勇敢的战士,让生命以如此充满磨难而纯洁的方式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