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的三个转向

〔摘 要〕社会学自1979年在我国恢复重建以来,延续了费孝通等老一辈学者经世济民的思想,紧贴社会现实展开研究理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置身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场景,社会学研究重批判轻建设,重验证轻理论的研究取向和研究队伍结构混乱的现状,既不利于学科的合法性获得,更不利于社会学的可持续发展.为此,我国的社会学研究应该抱持美好社会的学术理想,有意识促成三个转向：由批判到批判性建设的立场转向,由消极研究到积极干预的策略转向,由亦步亦趋到独立自主的话语转向.

〔关 键 词〕社会学,立场转向,策略转向,话语转向

〔中图分类号〕C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1-0099-04

社会学是一门探究社会秩序的经世致用之学,发轫于19世纪初叶.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由于强烈关注社会问题,找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在探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延续学科价值,在西方国家被誉为“社会医学”.作为一门完全从国外引入的学科,社会学在我国最早是先贤藉以改造社会的工具,因此,经世济民便成为中国社会学最为鲜明的特色.严复先生对社会学冠以《群学肄言》,即寄希望借助于科学的法则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探究社会的功能,提出治理社会问题的方法；燕京学派的吴文藻、费孝通从社区研究做起,从解剖麻雀中整个中国社会,所谓差序格局关系中的乡土中国；梁漱溟、晏阳初投身乡村建设运动,从农村改革推动工业化；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立足中国土壤,以新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诠释了社会学的另一个面向.在改革开放后社会学恢复重建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社会学人兢兢业业的学术探索之路,延续了先辈的旨趣,展示了自身的智慧,但也出现了偏颇,需要引发我们反思.

一、立场转向：由批判到批判性建设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学严密关切中国改革试验场域中发生的一切,“不仅固守住了传统阵地,而且还深入到国家和市场的核心区域,努力到市场中去看经济学家所看不到的东西,到政府中去看政治学家所看不到的东西,到法院中去看法学家所看不到的东西”,〔1〕利用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难得的历史机遇,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社会学经验性、现实性的学科品质再一次彰显.一方面,中国社会学者陆续完成了一系列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社会分层与流动等领域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丰富了中国社会学实证研究,建立了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机制,形成了中国本土的社会转型中层理论系列,为党和政府社会建设执政方针的提出奠定了学理基础；另一方面,以改版的《社会学研究》和《社会》为标志,社会学研究的规范性增强,研究水平在国内社会科学中脱颖而出,得到了其他学科的肯定.〔2〕尤其是在高校扩招的大潮中,社会学高层次人才培养始终以质量为本,培养的一批优秀青年学者正逐渐活跃在国内外学术舞台上,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生力军.无论是频频见于媒体的社会学话语显现的社会学概念生活化,各地大学学术报告讲坛上随处可见的社会学家的身影,还是政府决策中社会学因素的考量,中国社会学以其鲜活的色彩感染了经济增长中的中国社会,尽力将中国社会引向生活世界.

但与此同时,以批判现实问题为取向的社会学研究不仅占据了该学科的主要阵地,而且成为人们对社会学学科特质唯一的认知.虽然在全面推动社会建设的当下,有学者提出中国社会学应该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学科理念,〔3〕循序渐进地推动中国社会学规范发展.然而,仅仅流于对社会问题的犀利话语和面对亟需解决的诸多社会问题束手无策的尴尬,成为中国社会学令人沮丧的现实写照.在网络成为我们社会一个不容忽视的信息传播和情绪传导的情形下,是附和于大众媒介和舆论的谴责声浪,并以专家的姿态自居,剖析声色兼备的媒体显微镜下积聚的社会问题,为弥漫的暴戾之气推波助澜,还是冷静分析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学科实证的研究专长找寻社会事实的因果逻辑,富有创建地提供解决的途径和策略,真正成为解除病灶的“社会医学家”,甘愿做默默无闻、行远胜于言的学术良心,需要每一位中国的社会学者的反思、抉择和担当.

中国社会学者从马克思现实批判精神中获取灵感,敏锐地发掘社会现实问题,自觉地追随鲁迅等公共知识分子的步伐,甘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都是无可厚非且应该鼓励的品质.但我们同样也不希望面对种种社会问题只有声讨.面对中国这个庞大的社会体系,不至于只能冷嘲热讽,而不见有识之士富有见地的一声呐喊.“师夷长技以制夷”,清末腐朽王朝的废墟上,尚且有魏源先生穿透时空的真知,在我们追求美好社会的征程上,怎能缺乏“重立悬破”或者“重立轻破”的知识分子群体?

社会学重建伊始,中国社会刚刚进入改革时期,社会问题随之扑面而来,于是带有应急意识的社会学研究就地取材,先是跟进美国社会学界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的热潮,之后又从东欧社会变迁中反观中国的社会结构,但此间也产生了诸多沉甸甸的社会学研究成果.陆学艺研究员领衔的课题组完成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研究报告》和《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孙立平教授的“断裂三部曲”,李强教授的“倒丁字型”社会结构为核心的“碎片论”,李路路教授“阶层关系双重再生产模式”,刘欣教授“阶层认知的相对剥夺论”等都颇具代表性.这些研究很好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型塑,因为它们是社会学者充分利用学科特长分析中国社会变迁的实证研究,发出的振聋发聩之声为社会学赢得良好声誉,一定意义上促成对于社会结构尤其是城乡、行业、东西收入差距等问题的关注.但是,在这些实证研究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判断指引下,原本只是意在罗列社会变迁过程带来的社会代价,却因其破大于立的叙述给社会结构蒙上悲观的色彩.也同样源于这样一种原因,后起的研究者对这些研究话题兴趣盎然,没有很好地承继他人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反而跟随网络世界的话语爆炸模糊了学术和日常生活的边际,逐渐走向暴戾的批判.加之面对社会现实问题空有理论探讨,难以为实务部门提供可以操作的解决方案,更鲜有战略性构想,故而加固了社会学只破不立的形象.且不论社会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具有的社会改良特性,仅在当下中国社会问题时空交错、类型多元、影响深远的复杂情况下,社会学者不应该只做袖手旁观的看客,而应该如所言：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至于社会学再次转移到欧洲兴起的反思性后现代社会学对我们的启示,即有破有立的立场,诚如我们一直以来在短时期压缩西方国家长时间现代化历程的做法一样,只需要萌发这种意识即可,毕竟贪多求全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一点由某些地方强力拆迁的城市化可以佐证.

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学研究要取得大突破,应该首先自我调整,突破以往批判的藩篱,注重实在社会问题的解决,并逐渐形成一种类似“科学环”的社会学研究立场良性循环,即走一条重破轻立→重立轻破→破立兼顾的路子（如图1所示）.

二、策略转向：由消极研究到积极干预

涂尔干提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事实.于是,很多中国社会学家都相信社会学的职责在于发现问题、解释问题,至于该问题的解决则不在社会学的视野之中,因而避免在研究中提出对策.作为社会学初级研习者,一直遵从这种学术取向,并把它有意识地贯穿到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中,虽然会遭遇学生和其他学科研究者对于社会学“述而不作”的诘问,但坚持这样一种立场――描述和解释社会现象,或许无可厚非.于是,我们一边在欣赏社会学家超然于现实的中立姿态,以此为圭臬；一边不满足于模型复杂、数据庞大的研究论文仅能得出过于接近社会常识的社会学知识.但是在我们的学科大踏步走了三十多年的今天,如果一直延续这样一种研究取向,虽则迎来了社会建设的政治机遇和社会转型的历史机遇,依然只能是孤芳自赏却又手高眼低,永远难以进入社会科学的中心地带,甚或还在边缘就已经把自己带入恶性循环的泥淖.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学要真正成为一门掷地有声、有所作为的应用型学科,还是应该有一种基于研究能力循序渐进的分阶段不同取向的分工体系（见表1）.

表1分阶段不同取向的分工体系

研究队伍的高中初划分与其说主要依据学术水平,倒不如说是研究经验和年龄.在奠基/基础阶段,初中级研究者在有经验和矢志于实证研究的高水平研究者的指导下,应从事规范的社会学经验研究,弄清楚自己研究领域内社会事实的脉络和结构,为自我能力拓展和后续研究奠定基础,这一阶段即以立为重,兼顾批判.实践/干预阶段的研究者应该是走出书斋的社会学少壮派,他们拥有丰富的学科背景知识,是本专业的行家,可以切实解答国家和社会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因其切实有效的工作为社会学赢得合法性和权威性,引领社会学研究进入社会科学的核心地带,这一阶段的学者在立的同时,也应该适当发出破的声音,以自身的影响力矫正社会上可能出现的偏误.有志于理论研究的少壮派学者和具有很高研究能力的社会学家不仅能使国内外本领域实证研究于运筹帷幄之中,而且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具体实践中积累了经验,也就自然进入反思/归纳阶段,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社会理论的建构、社会政策的得失都是由这些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完成的.通过这样一个多层级的分工体系,我们实际上也会发现,与社会学研究立场循环相对应,一个新的知识生产和积累的良性循环就会形成：奠基/基础阶段→实践/干预阶段→反思/归纳阶段（见图2）.其中,实证研究重在考查社会现象是什么,政策研究重在告诉公共部门应该怎么做,理论研究重在中层理论和元理论构建,为以上的研究做后盾.

我们都相信,中国社会转型为社会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实验场,社会学家施展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时代已经来到.有人专注于经验研究,有人躬身于积极实践,有人倾注于理论建构,既是中国社会学有限研究力量的优化组合,也是我们的学科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中国社会学者要一改埋头研究的消极与悲观,做社会有机体发展进步的工程师,要保持学者独立思考的自由,不必畏首畏尾,以严谨的学理、务实的研究取向和美好社会的研究理念,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健康自信成长.

三、话语转向：由亦步亦趋到独立自主

同社会科学中其他姊妹学科一样,我国的社会学完全照搬于西方,在社会学的知识谱系里,国人的名字弥足珍贵.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以美国社会学马首是瞻,迅速汲取了美国实用主义指向的定量研究,成为继经济学和管理学之后中国社会科学中走上“科学化”的学科之一.借鉴优势学科群体发展的模式,是每一个学科应该做的工作,也是避免走弯路的捷径.今日中国社会学家出现在世界的学术论坛上,用流利的英语传达来自中国的声音,也是社会学家国际影响力增强的表现.然而,肇始于费孝通先生等老一辈卓越社会学家的社会学本土化运动,时至今日我们不敢说是否裹足不前,甚或倒退,但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们已难以产生梁漱溟、晏阳初、孙本文、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林耀华这样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大师.他们渊博的知识和广阔的视野,让我们只能远远观望.于是,究竟是生硬地套用西方土壤里生成的理论来解释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社会现象,亦步亦趋地跟在“洋大人”后面甘为小弟,还是深入发掘我们的文化传统,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倾听中国老百姓的声音,用自己的笔触记录发生在乡土气息浓郁的中国的那些和社会学紧密相关的内容,又是一个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

自孔德开创社会学以来,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批判主义三种方法论倾向相互纠结,导致了社会学研究领域众多的研究范式,每一种范式都构成认识世界的途径和书写的话语体系.当人类社会的车轮急速驶过新世纪的今天,无论是哪个国家的社会学者都不再单纯地沉溺于某一种方法论原则,面对这个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和由感情世界更为纷繁复杂的人类共同组成的现实世界,学者们更加倾向于采用因地适宜的研究方法,在承袭本学科研究传统的同时,也十分注重综合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方法体系.当下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几乎可见从质性研究到量化研究的各种方法,相应的研究模式正在塑造截然不同的叙述格式,但对于定量的迷信和质性的简化,无疑可见美国社会学早期的影子,也是社会学家凌驾于社会万象之外,无力解决生动现实问题的根源之一.对于我们所要从事的作为事业的社会学研究而言,祛除笼罩在方法论之上的魅影,以研究对象的特征出发,因人、因时、因地选择适宜的方法取向,打通连接在现象和本质之间的路径,重塑一种真正由中国话语构成的学科言说体系,便是我们的社会学挣脱西方学术霸权,独立而不孤立身份获得的必需准备.

社会学研究者以文字抵牾铁一般牢笼的束缚,还是顺从于现代性肆虐的殖民化,是一个需要反思的议题.书写是一种建构,任由文字驰骋在想象的原野,还是一味迎合权力和话语霸权,是一个学术共同体能否自我建构和获得认同的要件.“社会学可能由此终于实现理性的头脑会合的启蒙之梦――无须求助于后启蒙的托词,这种托词伪装成各种通向一个没有问题、没有冲突和变化的世界的捷径,实际上却只不过是一些通往奥斯维辛的死胡同或曲折道路”.〔4〕（P223）中国的社会学尚在流变的现代性中寻找出路,西方学界早已宣告后现代性的到来,或者又在酝酿再次更新的思潮,我们总是在目不暇接、无所适从中焦虑重重.毋庸置言,中国社会学同样孕育着力图代表东方人口大国及其文化的突围冲动,这是一个被激发的自尊,是一切都需要重新开始的待发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