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理的转向

摘 要：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走过了一条从审美的内部研究到文化语境外部研究的发展轨迹,这不仅表明了当代文学研究理论范式的转变,更反映了人们思维方式和思想的发展.重新梳理并反思现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几次转向和发展过程,对探索文学研究的未来走向,是十分必要的.

关 键 词：审美论转向；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24-0336-02

一、文学理论的“审美论”转向

所谓“转向”,是指学术史研究中用来标志重要的学术思想或学术范式大变革的专用语汇.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文学的价值体系可以十分明确地概括为文学的政治价值体系.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思想笼罩全国,组构着那一时代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成为国家政治权利话语对文学阐释的工具,而始终未走上自身独立发展的道路.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逐步转型,作为思想解放的成果之一,政治上废除了文学为政治怎么写作的规定,文学理论才逐渐摆脱政治话语的束缚,回归学科本位.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思“政治―社会批评”模式,不断突破理论上的某些“禁区”；二是重新确认文学的特殊性质、规律和价值,探索文学自身的属性.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建国以来文学理论的一个新走向：审美自主性转向.它成为文学理论学科专业化和重建学术自由的突出标志.这时期童庆炳先生主要的理论关注点即文学的审美属性问题.他认为,文学之为文学,当有其独特的对象和内容,从内容到形式乃至功能都有着独特的品质和特征.为此他发表多篇论文,深入论证了文学的审美品质,把文学创作看做一种以审美活动为核心的精神活动,从社会现实、心理美学、语言学、文化学等诸视角,在与古今中西各种文学理论的对话和沟通中,进一步丰富、完善自己以“审美特征”为中心的文学思想,从而构建了一个以审美为核心的文学理论体系.通过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中作家、读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充分肯定和重视,对创作主体和创作客体的审美心理属性研究,审美自主性理论研究的重点转向了人,转向人的主体性和内心世界,大大提高了作者和读者的地位,推动了文学理论学科从偏重客观世界向从主体出发的主客体平衡的格局发展.因此,文学理论走向审美转向的历史,由于强调审美主体在文学理论中的核心地位,而使我国文学理论的学科品格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二、文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

80年代下半叶开始,文学理论学科出现了“语言论”转向,它直接受到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符号学等文论的影响,给中国文学理论界带来了又一次历史性变革.20世纪中期,以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为标志,西方产生了现代性的文学观.该书区分并比较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种方法,并偏重于所谓的“内部研究”,即吸收了现代语言学的观点和方法,从文学的语言入手研究文学作品.书中,韦勒克捍卫了“正宗的”文学研究,即严格的对文学作品的内部研究,他力图证明文学是虚构性、想象性的作品,其特点是在于以诗性的方式使用语言.他从语言学的角度认为文学是语言的诗性运用,并关注符号本身,而不是其内容意义,开创了文学研究的语言学模式.这种模式认为：文学是一种专门的语言,作品意义是需要解释的东西,并努力证明为什么意义会成为可能,即用诗学的方式力图搞明白作品是怎样到现有效果的.它采用语言学模式,以已经验证的意义或效果为起点,研究它们是怎样取得的,如是什么使一般文学在一本小说中看起来具有讽刺意义?是什么使我们对某个人物产生同情?为什么一首诗的意义会显得含混不清?等等,从文学语言角度给予分析,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在此背景下,文学的语言研究一度成为热点,多数学者认为语言的研究是深化文学研究的突破口.

文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必然把研究重点转向以作品为主的内部研究,转向作品的结构层次分析.这不仅提高了作品的地位,深化了对作品的认识,而且引申出了以作品为相似度检测而构筑的文学理论框架,从而使文学理论从作品与现实的关系这个一般层面深入到文学活动内部诸要素关系的特殊层面.以作品为相似度检测来沟通作者和读者,使我们对文学活动本身的认识也更为丰富、具体和全面,使文学理论学科成为一个更加独立、完整的话语体系.

三、文学理论的“文化”转向

“文化研究”是继“语言学转向”之后,在学术界出现的较为普遍的知识观和研究范式.从最广泛的概念上说,文化研究的课题就是搞清楚文化的作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里文化生产如何进行,文化身份如何构建、如何组织等问题.它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可谓跨越多重学科的文学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的文化语境的发展、新的社会现实的出现使以往的文学理论走入了“边缘化”的危机,让文学理论介入到文化研究领域成为必然.当今社会大众文化的勃兴改变了文学的既定结构,形成了一种新的生产与消费模式,把许多人对文学的理解引入了大众文化的思路当中,把种种文化产品变成了泛文学的作品.因此,过去的具有强烈学科意识的文学理论研究,就因其专业性而成为一种学术活动远离了变化了的社会现实,陷入了种种困境之中.而文化研究本身的特性,使它无可非议地可以作为文学理论学科发展新的理论增长点.因为文化研究是一种具有高度社会性、实践性、参与性的知识活动,这决定了它始终是在针对现实提出的问题并解决问题.它要求自己的学术研究与现实社会文化之间保持一种自觉的批判关系,在保持充分学术自由的基础上,更应站在历史现实、世界总体文化的视野中,对日益分化重组的文学文化进行审读.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文学理论已经与文化理论融为一体,只有在保有学术自由的前提下积极介入文化研究领域,新世纪的文学理论才可能获得广阔的生长空间.

但随着文化研究的勃兴、文学跨学科的“越界”和文化产品的泛文学化,出现了理论中文学的淡出现像.许多学者认为：文学理论已经与文化理论融为一体用于解释全球化时代的各种文化现象,理论中太多非文学的讨论而导致了文学研究的衰亡.关于理论末日、理论死亡或理论之后的评论不绝于耳.面对文化产品的泛文学化,面对文化这一边界模糊众多人文社会学科都在进行研究的共同对象,文学理论的文化研究仍应有其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学术视野和独特性.后理论时期“理论”的未来与出路是需要众多学者共同思考的问题,目前仍难以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四、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可能走向

总体看来,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转向,走出了一条由“向内转”到“向外转”的历史路线.经过无数学者的耕耘和努力,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已经建立起了一个独立、完整的学术体系,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理论传统.理论的“中国特色”也越来越得到强调,“中国性”受到人们重视.

但到目前当代西方理论进入了一个“后理论时代”,文学的文化价值受到人们重视,而传统的文学理论已无可挽回地走入了衰落状态,那么中国的文学理论与研究的未来出路与前景又该是怎样的呢?对此,许多思想独立的文论家做出了自己的思考.如童庆炳先生不满于当下的文学研究只是把文学作品当做例证以说明某个社会学问题而不顾作品本身的精粗优劣,于是提出了“文化诗学”这一文学批评方法论,力图把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做一种综合,实现超越,即集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于一身的综合研究.它首先是一种“诗学”,是审美的文学理论；其次它主张双向开拓,包括微观的文本细读和宏观的文化视域两方面,使文学研究的视野更为开阔.曹顺庆先生不满中国文学界一味吸收西方文学理论而走向“泛文化”研究或退回“文学性”的道路,提出“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它既不走向以比较文化取代比较文学的“泛文化”,也不退回保守封闭的“文学中心论”,而是将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以文学研究为根本目的,以文化研究为重要途径,用比较文化来深化比较文学的研究,将全球比较文学推向又一新的阶段.叶舒宪先生则从人类学的角度入手,讨论20世纪“人类学转向”所带来的文学理论的转变.在考察了多个文学研究新理论命题的相关人类学知识背景后,如原型批判、文学解释学、符号学、文学与政治等,他提出了建构文学人类学的新理论视点,希望建立一种能够面对现实变化和知识更新要求的文学人类学理论.

显然,面对“后理论”时代目不暇接的理论思想,中国批评界也并未达成一致共识.当代中国学者的许多建议也都只是文学理论未来走向的备选可能.文学研究应走向何处,仍是一个尚需众多学者共同思考的问题.但至少中国文学批评界已抵制住了单向的西方文化输入,形成了自己完整系统的文学理论体系并作出了自己独立的思考和研究,为未来文学理论新形态的出现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