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并不落后

说起中国两千多年的发展史,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概念――封建制地主经济.封建制地主经济拥有三个主要特征,即土地写卖、实物地租和小农经营,这些特征导致它到现在为止都为人所诟病,认为这是地主剥削贫农的一种经济制度,而小农经营的方式更是被安上了“阻碍生产”、“制约商业发展”、“阻止生产力进步”等一系列“罪名”,似乎中国后来的落后,其根源全部出自小农经济身上,因为“自给自足”这四个字抑制了市场经济出现的可能.

殊不知,最早、最开放的市场经济并非出现在近代商业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出现在西汉时期的中国,并且它还是寄托于封建经济而生的.

最开放的市场经济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只要看看当时的经济活动是否拥有市场经济的特征就好了.首先,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是人,现代的市场经济中,人与人在市场里都拥有平等的地位,那么中国古代的等级制度下,人人平等有可能做到吗?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开始推行“编户齐民”制度,一来将平民正式编入户籍,方便国家管理,二来赋予他们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这样一来就保证了参与市场交易活动的人们身份相同,没有等级性,可以独立地进行决策了.

其次,就要看参与市场活动的人是否拥有明确的产权,即对自己出售的商品是否拥有使用权、收益权以及最为重要的处置权.很明显,在财产私有制社会,卖家出卖私产自然是可以的.这样一来,市场经济的两个要件就全部齐备了,事实上,古代的市场经济与现代的市场经济差别并不在制度本身,而只是技术水平高低有别罢了.

中国古代不仅有了市场经济,而且已经有了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经济组织形式――股份制.股份制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而中国古代的租佃制度就是地主将自己所有的土地租给佃农来耕种,佃农拥有对土地的管理权,只需在每年交租一次,和给股东分红的意思基本相同,可见租佃制度实际上已有了股份制度的雏形.

人地比率阻碍了发展

看到了这里,你或许会想,中国古代不但有市场经济,还有市场经济的组织形式――股份制,那么为什么还不能进入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呢?

其实,中国古代经济发展遇到的障碍,并不是小农经济的形式本身,而是人地比率提高导致的结果.即使在现代西方国家,小农经济仍然存在,人们将这种方式称为家庭式经营,这种经营方式不仅有利于提高人们劳动的积极性,还节省了大量的监督管理成本,只不过在中国被扣上了一顶“封建主义”的帽子而已.

而人地比率的不断提高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在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土地是人们绝大部分收入的来源,而根据人地比率,可以将中国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两汉时期,地多人少,典型的五口之家就要耕作50亩地,人们感到力不从心,因此便发明出了许多节省劳力的工具,使人均生产力超过当时的欧洲；第二阶段在唐朝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开垦出来,铁开始应用于农具之中,生产力有了又一次的提高,仍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第三阶段在宋朝时期,人口增速超过了土地开垦和生产率的增长,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到南宋时,人口持续增长,劳动力过剩现象严重.其实在宋代,中国已经有了发明制造机器的能力,英国革命前的“珍妮纺纱机”,早已在中国出现,工业革命也有条件在中国首先爆发,但正是由于劳动力过剩,人们不再需要制造机器,光靠人力就能完成地里的工作,因此在宋朝之后,人地比率开始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

但人地比率问题绝非仅仅是在中国存在的,我们的邻居日本是岛屿之国,还有很多山区,人地比率一直很高,可是人家为什么没被人地比率制约呢?这与财产继承制度有相当大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财产是由所有儿子均分.而日本则是长子继承制,长子继承家庭的所有财产,其他儿子分不到财产,长大后都要离开家,自谋生路,因此日本的土地都比较集中,不会越分越少.既然从事农业生产的只是少数人,人地比率自然就不会提高了,而其他离家出走的儿子则会走出新的道路,创造出新的财富,发明出新的生产工具,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

反向的城市化

人地比率不仅限制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连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也因为它变得非同寻常了.

从战国到南宋之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一直很快,城市人口比重最高达到了22%,人口不断向大中型城市集中,到了13世纪,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杭州）人口达到了250万,而同一时期,欧洲甚至还没有超过10万人的城镇中心.像英国的伦敦更是在19世纪后期,人口才达到这一数字.

但是自南宋开始,直至19世纪中叶,由于全国人口总量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城市人口比重从22%持续跌至6%,城市人口不但不再向大都市集中,反而向农村靠拢,在江南地区形成了众多的小型市镇,这是外国城市发展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了解粮食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制约.要知道,城市人口基本上都是非农人口,因此就必须依靠购写别人生产的粮食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也就是说,城市人口的口粮必须依赖农村供给.但是农民不可能将所有种植的粮食都卖给城里人,他们出售的只能是自己消耗后剩下的余粮.可以说,农业的余粮率往往决定了城市化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同时,当余粮率固定的情况下,粮食供应圈的大小和运送粮食的成本高低也决定了城市规模的大小.这个不难理解,在市场交易中,人们都在追求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果农民发现在城中贩卖余粮的减去运输余粮所需的成本后,获利还不如在临村卖出余粮多,那么农民自然也就不会白白跑远路到城市中去贩卖粮食了.当然,如果农业的生产力提高,农民的余粮变多了,也会促使依托于其的城市规模扩大.

而中国城市化进程不进反退、向农村靠拢的奇特现象,也正是由于人地比率增加,余粮率下降导致的,因为紧临农村,运费较少,因此余粮可以勉强支持这样的小城市的供给.直到五口通商之后,中国开始对外贸易,从外国进口粮食,解决了余粮不足的问题,才使得城市化进程又一次向前推进.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的经济与我们在课本中看到的并不完全相同,西方的先进经济制度在我国古已有之,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也并非是这些经济制度,而是人地比率的上涨,了解了这些,或许我们可以用新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