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农村金融

在近代中国乡村借贷体系中,私人借贷、店铺借贷、典当借贷以及钱会借贷等传统借贷形态一直占居统治地位.其中,除了钱会借贷为互助借贷以外,其他三类借贷主要属于,而私人、店铺借贷又是传统的核心.

新中国成立之前,在农民借贷中一直扮演着霸主角色.如何评价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以往无论是小说、电影,还是学术著作,都将描画为面目狰狞,充满,吸尽农民脂膏的恶魔.我认为,荷兰哲学家斯宾诺沙(Baruch Spinoza)的话极富启示意义：“既不要爱你的敌人,也不要恨你的敌人,而是要了解他们.”

农民对有着极强的依赖性.从农民借贷来源而言,据长江中下游六省的统计,1934年,私人、商店、典当、钱庄等传统占农民借贷的92.5%,到1947年,在现代农村金融比较集中的地区,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仍接近60%,至于其他地区,的比例肯定高得多.从借贷利率而言,仍以1934、1947年的统计为例,利率都在90%左右.总之,当时的调查统计基本上能够代表的情况.

对当时的资料进行统计可以发现,主要用于日常生活开支上,其根本原因显然是由于农家收入太低,入不敷出,生活无着,只好求助借贷.1933年江苏实业志调查组就说：“农民每年之收入甚微,多数仅足供其简陋之生活,而无储蓄之可能.不幸一有意外发生,即不免陷于负债.”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节俭是受到鼓励的,”但“在婚丧礼仪的场合,节俭思想就烟消云散了,”“为了结婚借债而致一世在利息中翻筋斗,甚至累及几代的,所在皆是,为了死掉尊亲借债而受榨取,或是失掉耕地的,更是普遍.”费孝通说：“单纯地谴责土地所有者或即使是者为邪恶的人是不够的.当农村需要外界的钱来供给他们生产资金时,除非有一个较好的信贷系统可供农民借贷,否则不在地主和是自然会产生的.如果没有他们,情况可能更坏.”他还说：“可供借贷的款项极为有限,而需求又很迫切.入狱或者失去全部蚕丝后果更加势不可挡.向者借款至少到一定的时候,还可能有一线偿还的希望.”这一看法可谓惊世骇俗,发人深省.

我认为,不能小视用于日常生活的重要意义,它至少使难以为继的农民暂时渡过难关,延续生命.也只有生命得以延续,才能谈得上维持家庭生产.

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要想根绝,恐怕还是要用经济的办法才能解决,即建立和健全现代农村金融制度,为农民提供低利资金.问题是在现代农村金融尚处于落后的条件下,对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我认为,应当允许传统的存在,因为没有,农村社会经济就很难运转.如果取消,其结果只能给农民带来更大的痛苦.

钱会

在传统乡村借贷体系中,除了私人借贷、商店借贷和典当借贷以外,还有一种历史悠久的借贷形式,这就是钱会.钱会不仅是一种借贷形式,也是一种民间社会组织.与私人借贷、店铺借贷不同的是,这种借贷组织鲜有性质.还要指出的是,这一组织是中国乡村经济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自古以来,以亲友邻里关系为纽带的互助合作组织就广为存在,而且种类繁多.1931年江苏铜山县的调查就显示,传统的类似合作的集会有摇会、青苗会、联庄会、防匪会、香火会、老人会、皮袍会、面会等8种.

20世纪20～40年代,一些论著称这种互助借贷组织为“合会”.实际上,合会是涵义更为广泛的合作金融组织,凡是民间合作金融组织,都可称之为合会.合会包括集资、保险、慈善、借贷等类,互助借贷组织是其中的一个类别.

借贷类合会,指一位急需用钱者(即会首)主动邀集若干人组成一会,首期由各会员交钱若干,归会首使用,以后每期由会首、会员分别交纳金额若干,由一未得会者使用,直至所有会员均已得会,该会就宣告结束.一般说来,先得会者逐期付出之额较后得会者付出之额为多,前者付出之额含有还本加利之意,后者收得之额含有本利并收之意,前者为整借零还,后者为零储整收.所以,费孝通先生称这种组织为“集体储蓄和借贷的机构”.这种互助借贷性质的合会,就是前面所谓的“钱会”.在各类合会中,这种类型的组织结构最为完备,运作形态最为发达,数量也最多,与农民经济联系也最为密切.

关于钱会数量,较难研究,主要是有关统计非常之少.直至1934年初,农业实验所在“农村金融调查表中特设合会一项详为调查.”该机构所统计的合会,实际上主要是指借贷性质的钱会.据此,全国一共有871个县报告有钱会组织,钱会报告次数是1922次.就全国不同地区而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钱会数量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钱会的运作,一般包括邀会、成立、转会、得会和满会五个步骤,这一过程显示了极为复杂的经济关系.韩德章说：“几乎每种钱会,各有它独具的摊款方法,有的十分简单,正像是质朴的农村生活的产物,有的计算繁杂,不知系前代数学名家费许多心血而纂成的.”所以,即便是参与其中的会员也不一定完全清楚个中内幕,拿到现在恐怕也令人头晕目眩.为此,以表格形式举出会金缴纳和收会转会的实例,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如果说,私人、商店借贷和典当业借贷等形式对农民的生产生活既有积极作用的一面,也有恶劣影响的一面.钱会则与此不同,其社会经济功能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减轻了剥削的压力；第二,钱会对农民的日常生活与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

钱会的社会经济功能已如上述,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它的弊端.我在《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中对此做过阐述,主要包括六点：一是会员人数较多,会期较长,风险性大；二是没有法律保障；三是标会有浓厚的投机性质；四是酒席浪费严重,有违互助节俭之本义；五是有的会员借会生利,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六是有些会员并无经济能力,但碍于人情面子,被迫参加亲友邻里的请会,甚至一人加入数会,经济负担加大.

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乡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金需求量的增加,钱会由几乎绝迹又重新抬头,仅1985～1986年浙江乐清县就成立了12家类似摇会的“抬会”.这说明,迄今仍然存在传统借贷组织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

(摘自《资本市场》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