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不能照搬美国自由化模式

摘 要 ：美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从反面给我国的金融体制创新提供一面镜子.鉴此,必须从根本上认识此次危机的社会制度原因,把握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特征及其在金融领域的表现形式,廓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与美国资本主义金融六个方面的根本区别,坚持我国金融制度建设与创新的正确方向,处理好借鉴别人与自我完善的关系,决不能照搬美国自由化金融的模式.

关 键 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制度；国际金融危机；虚拟化与泡沫化；现代资本主义阶段特征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04－0003－06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A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然而,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出现了一些不同观点,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新自由主义金融理论与金融制度,一些人动辄“与国际接轨”、“由市场说了算”,实际上是主张完全仿效美国金融模式,以为它的效率最高.事实恰好不如人愿,偏偏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破产,也充分暴露了美国金融制度的致命硬伤.而现在有些人又仅仅从技术层面分析美国金融危机的根由,如创新过滥、监督乏力、货币政策不当等等.这些当然是一些直接原因,但深层次原因则是它的金融制度所根植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它的基本矛盾尖锐化在金融领域的表现,也是现代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我们应当从经济规律的高度认识这个问题,从反面汲取教训,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通过深化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制度.

一、美国是怎样变成了“虚拟――泡沫王国”的

纵览历史,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迄今大体经历了四个大的发展阶段：(一)原始积累资本主义(前后大约400年),信用制度尚未形成；(二)自由资本主义(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末),金融经济初具规模：(三)金融与产业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包括私人垄断与国家垄断(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发达的金融与发达的实体产业结合；(四)高度虚拟化走向泡沫化的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20世纪中叶至今,近70年),以信息技术为手段的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脱离得越来越远.

就美国来说,大约在19世纪、20世纪初,它的经济实力超过了所有国家,成为经济发展最快、科技进步水平最高、由巨大垄断资本集团支撑和操纵的强国.它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富有活力的机制,以软硬两手盘剥世界.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不仅本土上未遭受重创,而且大发横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0％,等于其他一切国家的总和.正是凭借它的强大无比的经济实力及与之匹配的军事实力,在20世纪40年代完成了由“经济强国”到“金融帝国”的嬗变,标志性事件就是1944年7月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定了美元霸权.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12月正式签订协议,形成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建立了长期为美国控制的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从此,美国国内货币与世界货币成为一体,美国可用美元支配全世界.这一国际金融超级垄断资本主义走向高度虚拟化、泡沫化,在60多年的嬗变中大体经过了四个小的段落.

第一个小段落(1945－1970),主要特点是同黄金挂钩的美元主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金融与实体经济仍有较多的结合,虚拟经济渐占主体地位.例如,40年代未至50年代初的美国“马歇尔计划”,主要是用实物支持西欧复兴,大肆推销它的剩余产品.在朝鲜战争期间,支持日本的崛起也是靠政策与物质两手,将许多实体产业先后转给日本.50年代美国的主要目标是组织资本主义世界的队伍,千方百计的扼杀社会主义阵营.1957－1958年发生了较为严重的衰退,进人60年代曾发生短暂的所谓温和衰退.总体上说,五六十年代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温和增长期”.但美元危机却频频发生,在60－70年代就发生了10次之多,其特点是西方外汇市场掀起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浪潮,使得美国的黄金储备不断外流、储备额不断下降.

第二个小段落(1971－1980),主要特点是美元同黄金脱钩,并发生石油危机与“经济滞胀症”.布雷顿森林协定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每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由于频频发生美元危机,西方各国抢购黄金,1971年美国尼克松政府干脆停止美元兑换黄金,西方各国相继实行与美元浮动的汇率政策.从此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国却能任意印发作为国际货币结算与储备手段的美元纸币,这种完全符号化的纸币接近有价证券,劲推虚拟货币、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膨胀.美国主要精力集中在经营金融资本、虚拟资本,将更多的实体产业转出去(如韩国).1978年10月发生了第11次美元危机,黄金大涨,美元大幅贬值,美国国际收入发生巨额逆差.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世界发生“滞胀症”,一方面生产停滞甚至下降,造成经常性的大量失业；另一方面发生持续的严重通货膨胀,物价大幅上涨.1974－1975年发生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美欧政府进入两难的矛盾境地：欲抑制通胀、采取紧缩政策,必然加剧生产下降、大量失业；欲放松银根,刺激生产、减少失业,又加剧通货膨胀,需要寻找新的理论和政策.于是,延续了40多年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宣告结束.

第三个小段落(1980－2000),主要特点是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特别是货币自由化,虚拟资本大幅膨胀,美国利用美元纸币盘剥世界,多次转嫁经济危机,制造多起金融风暴.1979年撒切尔在英国上台,1980年里根在美国上台,实行弗里德曼的自由货币政策,大肆推行新自由主义,减少政策干预,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特别是修改对金融监管的法规,倡导金融创新,虚拟资本大幅膨胀起来.例如,1982年垃圾债券总额仅28亿美元,占全部公司债券流通总额的6％,到1985年则增至150亿美元,占全部公司债流通总额的14％,其收益高于国家公债,经济虚拟程度攀高,到1989年垃圾债券泡沫破裂,但1992年又活跃起来.同时,美国大量发行国债,到1991年即达24716亿美元.1981年开始美国大力发展国际银行借贷业务,目的在于增强银行的国际竞争力,又把国外的一些国际银行业务吸收到国内,当年该项业务余额即达2343亿美元.正是由于美国任意印钞,货币发行量过多,虚拟经济扩展,导致通货膨胀,为此采取紧缩银根的政策,利率居高不下,贴现率曾高达21.5％,使得大量流资涌向美国,美元升值又致使贸易赤字增大.针对这个情况,美国将困难首先转嫁给经济快速增长的日本,1985年“广场会议”后迫使日元升值,加快了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使它进入10年的经济低迷期.1990年美国抛出“华盛顿共识”,在拉丁美洲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得十几个国家经济遭受重大灾难,特别是阿根廷经济一落千丈,2001－2002年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政治 危机.在此期间,相继发生了美国股市危机、英镑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特别是90年代后期发生了东南亚金融危机,象拉锯战一样,使十几个国家蒙受灾难.当时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说：危机使国家倒退几十年.而在此期间美国却以“新经济”使高科技与GDP得以近十年的增长,但同时泡沫经济日渐形成.

第四个小段落(2001至今),主要特点是迅猛扩大的虚拟经济使得经济泡沫超速膨胀,最终破裂,美国发生了80年来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机,波及全世界.2000年未到2001年美国的“新经济”变成了“IT泡沫”(网络泡沫),美联储不但不设法来抑制,反而以大泡沫治疗小泡沫,13次降息,使金融资产向房地产转移,造成房地产泡沫.2007年7月泡沫破裂,出现次贷危机,资金链断裂,引发2008年金融大危机,出现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大银行纷纷倒闭,波及世界.与此同时,发生了石油危机(狂涨急转为狂泻)和粮食危机.据西方测算,由于股市大跌,仅美国就蒸发了7.3万亿美元的资金,英国估计全球股市损失14万亿美元,日本人估计世界股市损失高达27万亿美元.危机还在继续,算总账,整个世界的损失恐要超过美国3－5年GDP之和.

上述60多年的历史表明,美国经历了一个从“经济强国”变“金融帝国”再变为“虚拟经济――泡沫经济王国”的嬗变过程,由金融资本从与实体经济结合蜕变为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庞大金融经济体系,成了以虚拟经济为主体的经济泡沫酵母,进而扩展为整体的泡沫经济.这是一个利用金融――虚拟资本和泡沫经济操纵市场、控制世界大发其财、最终泡沫破灭的进程.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个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庞大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正像一个魔术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唤出来魔鬼了.”可以预料,今后的资本主义经济还会有若干发展阶段,但它的最终灭亡是不可避免的.

二、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三大矛盾

从上述的发展过程看出,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它自身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最重要的标志性经济现象就是在高度虚拟化走向泡沫化中少数垄断巨头大发其财,进而又在新层次上加剧它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导致巨大的经济危机.我们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金融资本的高度虚拟化加剧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紊乱,违背了市场规律.从市场经济运行结构上说,大体有三个层次组成：基础(市场主体)是承担社会分工的企业以及消化产品的消费者,枢纽(中层)是起联系与配置作用的多元化的市场,上层是居于市场之上的政府宏观调控.金融处在中层与上层之间,既是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又是货币经营的企业(商业银行与金融市场).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发达市场经济的一大特点表现为“头足倒置”：本来生产过程决定流通过程(贸易),流通过程决定金融经济,但后来金融变成了独立过程并反作用于整个经济过程,在许多场合和时间内起了决定作用(所谓现代经济的核心),但有它自身的独立运动及其危机.这样,也形成了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的两重性.金融的特点表现为极大的变动性,使两重效应以非均衡、非线性地凸显出来.列宁视金融为商品经济的“上层建筑”,并指出：“金融资本特别机动灵活,在国内和国际上都特别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它特别没有个性而且脱离直接生产,特别容易集中而且已经特别高度地集中,因此整个世界的命运简直就掌握在几百个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手中.”它自身会发生特有危机,但最终根植于实体,受价值规律的支配.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始于房地产泡沫破裂,严重偏离价值,最后被迫回归价值,出现次贷危机.这表明金融特别是虚拟资本一旦过大地超实体经济所能容纳的量,社会经济就变成巨大的泡沫(虚拟资本本来就含蕴大大小小的气泡),一旦价值回归(泡沫破裂)便会造成巨大危害,在宏观调控层次上发泄巨大无比的负效应.专家估计,美国金融――虚拟资本造成的虚检测财富达400万亿美元,包括国家债务近8万亿美元,居民债务10多万亿美元,银行债务50多万亿美元,财政赤字上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品所产生的面值300多万亿元,大大超过了实体资本(相当于美国GDP的30多倍).这已经大大超出市场经济所能容纳的限度,整个经济都建立在比之沙滩更虚的泡沫上,从根本上违背了铁的价值规律.

(二)高度垄断与高度投机相结合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推进到一个新的尖锐高度.这就是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的矛盾使发达市场经济畸形化,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包装中加剧无政府状态,以虚拟经济――泡沫经济使少数垄断资本巨头大赚其钱.人们知道,生息资本的公式为G－G’,实际上是省略了中间实体资本的增殖的公式(G－w－G’).但发展到巨大金融寡头垄断市场的层面,它们就不愿再费那个事了,干脆从事“钱生钱”的大勾当,一串一串的“金融创新”使G－G’成了写空卖空的连锁交易,脱离创造价值的实体运动,脱离价值决定的根基,像断线的风筝一样在空中飞舞.为了缓解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美国采取寅吃卯粮的借贷消费的方式,储蓄率几乎等于零,而且以债务形式体现巨大负值,次贷危机便源于此.次贷的利率高达24％,吹起38％的房地产泡沫,百家银行以金融创新的链条竞相分享这块蛋糕,到头来居民和多数中小经营者捞回的是一场空.最终像恩格斯所论述的那样：“在危机中,社会性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剧烈地爆发出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

垄断大资本虽然自由地大把大把地赚到金钱,但最终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金融危机使美国100多家银行倒闭,尤其是大银行发生了连锁反应,股市大幅下跌,连续出现几个所谓“黑色流血”的日子,连一些金融大捣家(包括索罗斯)大都亏了本,哀叹危机到来了.美国政府财政用重金救助两大房地产银行房地利和房地美,先后出资1万多亿美元巨资打“强心针”,保险公司变成了国有,还用140亿美元巨资救助福特等汽车巨头,但“病情”仍不见底.可见,美国政府还是大资本家最大的后台.

金融投机的巨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引爆者索罗斯说：“这(华尔街危机)是我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放任市场和让其自动调节理论的结果.危机并非因为一些外来因素,也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体制给自己造成了损失.它发生了内破裂.”这个“内破裂”的硬伤是什么一般认为,是西方对金融监管不力造成的.这仅仅属于技术层面,是表征现象,最根本的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地壳运动”,即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以及个别企业内部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经济无序性的矛盾.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先天带来充满矛盾而又无法克服的畸形：一是世界上从来没有存在过 绝对自由的市场经济,因为它违背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规律；二是现代大垄断资本主义控制、利用市场的自发性,大肆进行投机活动,更不可能真正全民“自由”起来；三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千方百计为少数大亨发财怎么写作,不可能有严格的金融监管制度,只能有亿万财团剥削和掠夺全世界财富的自由,不会给所有经营者和消费者自由.现在的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使80％的低收入工人难以支付燃油或存退休储蓄金,超过60％的人难以负担医疗保险,50％的人难以支付食品和住房费用,失业率达到8.6％(有人估计2009年将超过10％).这正好表明,由1％的富人掌握着相当于50％中下等财富总和的发达资本主义美国的根本矛盾不可调和.

(三)以美国为首的现代资本主义以新的形式称霸全球,加剧了与世界人民的矛盾.二战后美国是最大的霸权国家,20世纪90年代后又是唯一的霸主.它为剥削、压迫世界人民除了利用军事手段、技术手段和一般经济手段以外,最重要的是美元霸权,特别是以纸币美元为武器控制、剥削世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住了整个世界.”三大武器中,美国样样俱全、配合使用,金融是为主体,石油和粮食是两只手.

从社会化扩展规律来看,世界经济必然联系在一起(经济全球化),金融是其中的重要纽带,关键在于谁控制这个纽带、去干什么当代的美国就是以此为手段进行世界规模的剥削.自布雷顿森林协定签订以来,全世界各国都以美元为标准结算贸易,在全世界多数国家流通,并作为储备手段,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美元同黄金脱钩之后,美国可以任意印发钞票,以此作为弥补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手段.换句话说,美国用印钞机的旋转换回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的血汗,并将这笔超额的货币收入再转化为新的金融资本和军事实力,进一步压迫与剥削世界人民.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之所以变成全球性危机,就是因为各国都通过美元与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欧洲银行首当其冲,每天都有银行倒闭的消息被公布,这些金融机构已承认损失达2500亿欧元,估计走出灾难需要6100亿欧元(相当于法国国家预算的两倍),冰岛、乌克兰、匈牙利等国已陷入“国家破产”.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都握有美国的国债,并将美国作为出口国,由此便牵动全世界,包括中国(购写美国国债近6千亿美元,又有美国股票上万亿美元).估计以此种手段使世界上财富每年进入美国的数额约占美国新增长GDP的30％上下(关于石油与粮食危机此处从略).

上述矛盾交错,将美国为首的当代资本主义推向国家金融的超级垄断,经济虚拟化、泡沫化具有时代特征,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演变的一种趋势.美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正逐年下降,20世纪中叶占一半,20世纪末降为30％上下,近几年只有20％多(2007年按现汇算为25％,按平价算约为20％上下),但其金融资产却占世界总量的40％,表明它主要靠金融支持它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2007年贸易逆差为8538亿美元,在国际收支中经常性账户收支盈余为负7386.4亿美元,资本账收支盈余(即非金融性资本交易)为负23.2亿美元,金融账户收支盈余为6798.4亿美元.这表明它的金融性收入大抵可弥补贸易逆差的80％以上.而在其GDP中,实体经济创造的份额在下降,1950年为61.78％,到2007年为33.99％,下降了27.79个百分点,其中同期的制造业由27％下降为11.7％,下降了15.3％；而同期的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则由11.37％上升为20.67％,占1/5(其虚检测的面额要大十几倍).实体经济的下降与虚拟经济的无限扩大,表明美国经济急剧走向虚拟化.列宁说过：“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金融利益或投资利益统治着商业利益”.在20世纪中叶之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美国已经成为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即把金融与工业的结合蜕变为脱离并统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而与高科技结合,进一步引发由经济泡沫酿成泡沫经济,彰显了美国为首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和新手段.这也正是在新阶段上高度社会化与高度私有化的矛盾从深处酿成今天的国际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总根子.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应以美国为戒

由美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金融改革什么教训呢最根本就是不能照搬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金融模式,不能走它的覆辙.从经济规律上看,金融的充分发展,是经济社会化的最高表现.它与信息经济一样,最容易流动并同其他产业组合.在现代,金融和信息的结合,成为宏观调控举足轻重的要素,同时带来的风险也非常之大.所以,金融在宏观经济中居于特殊重要地位,在现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把金融作为宏观调控、调控民生的基本手段之一.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分析地借鉴包括美国在内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同时接受它的根本教训.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中必须走自己的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金融体系.从方法论上说,有两点需要明确：一是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突出特殊性；二是将基本制度层面与运作技术层区分开来,后者为前者怎么写作,不能因借鉴国外金融运作的某些有益做法而改变基本制度.从实践进程看,我国银行在许多外国银行绩效大滑的态势下却能获得30％的利润率,同时也要力避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弊端,把现代金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结合.新自由主义金融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金融自由化、私有化、过度虚拟化,导致泡沫化.我们在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运行中必须引以为戒.下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制度与美国的金融制度做一些具体分析.

第一,社会制度根本不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是以钱为本,少数贪婪的资本占有者特别是大垄断资本家,在牺牲人民大众利益中牟取暴利.这一点连美国原总统顾问布热津斯基都指责美国金融泡沫的制造者是少数从中牟利的富人.澳大利亚总理撰烈谴责美国的金融巨头打着新自由主义的旗帜大捞金钱.现在美国救助银行,实际上还是为私人大金融资本保底.而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为本,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金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以为人民怎么写作为宗旨,其中商业银行虽然要追求利润,但这是一种创造财富的手段,最终还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怎么写作.我们必须树立明确的制度意识,划清社会主义金融与资本主义金融的区别.近十几年,这种意识在许多人中已经很淡薄了,甚至以反“左”为名认为对金融制度没有必要去区分姓“资”姓“社”的界限.这是一个根本方向与立场问题,不可动摇,不可模糊,它同工作方法上学习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是两回事.否则,就会使我们的 金融事业改变性质,把银行变成资本主义银行.

第二,金融主体的性质不同.美国是以私人大银行为主体(美国中小私人银行1万多家),美联储都是以私人大银行的联合组织.眼下即便是奥巴马实行的国家救助政策,乃至国家控股,仍然是坚持银行的私有制,让大资本家继续控制金融主体.这就规定了超级金融垄断资本的属性.而我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我国金融的主体是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大银行属于国家所有.如果说国有经济必须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那么国家银行则控制命脉的命脉,削弱与取消国有银行的主导作用,等于放弃了社会主义国家对整个经济的控制权.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完善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的框架大体应当是多层次、多元化的银行体系,即以央行为主导,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为助手,非银行金融机构为补充、合作信用社及少数小型私人金融机构相配套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不能为银行私有化之类的新自由主义言论所迷惑.

第三,市场经济的类型与基础不同.固然美国的市场经济是极其发达的,但它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基础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大资本企业特别是大金融巨头,其政府也是为它怎么写作的,由此派生出它的宏观调控十分欠缺.纵容各种投机活动大肆“自由”运转,而不去监管,政府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格林斯潘长期_主导美联储所采取的自由化货币政策,就是极其宽松的纵容政策,一系列金融创新形成具有分层结构的和证券化结合起来的复杂衍生品(例如将有毒股票多次打包发售),以此搜刮全国和全世界的财富,导致过度虚拟化、泡沫化.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乃是在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体制”(),科学地运用“两只手”的匹配功效,把金融改革创新、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与强化金融监管结合起来,适度有效地利用虚拟经济,并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尽可能采取有效手段防止经济泡沫的负面效应.比如,在我国应当研究如何利用好虚拟经济,它需要占多大份额,应当使它在什么范围内起作用,怎样正确处理金融创新、金融开放与强化金融监管的关系,包括人们热衷的股市在内也要研究它的边际效用.在现实应当提倡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但一定要正确引导,“人人炒股”、“人人投机”是有很大消极作用的,甚至会造成重大社会问题.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要制止过度投机兴风作浪、利用各种手段诈骗金钱的活动,一定要防范各类经济泡沫膨胀为泡沫经济,一定要保持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第四,对待国际经济关系与经济全球化的立场和政策不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各种手段控制、剥削全世界,其中金融国际化是其重要战略,特别是美元在与黄金脱钩之后利用印钞(面值100美元的成本只有3－6美元)赚取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血汗钱,37年(1971－2007)美元纸币发行量增长了70倍；而且大肆向一些国家银行投资控股,现在东欧不少国家的银行已被外国资本控制(外国股权占70％以上),以至丧失金融主权,又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制造金融危机(如墨西哥、巴西、泰国等).它们极力控制和利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巩固与扩展西方金融资本对全球的金融霸权.正是因为这样,美国的金融危机牵动了全世界,为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在30万亿美元以上,但少数金融寡头仍能火中取栗、牟取暴利.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主权、平等互利,既不绑在霸权国家的战车上,也不利用金融去搜刮别国的财富.在这种形势下,我国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防止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设置坚固的“防火墙”,有控制地吸收外国资本并向国外投资,但决不能丧失金融主权.

第五,道德规制与操守不同.以前不少人迷信西方的金融道德,以为他们很少有道德风险,而这次暴露出的麦道夫等一连串诈骗案使人大吃一惊.实际上,将垃圾股打包、利用对冲基金与其他杠杆化手段玩弄资金的办法把一些国家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搞垮,就表现了最大的反道德行为.他们信奉的是“利益最大化”,只要能赚钱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尽管法制似乎十分健全,但种种道德风险总是层出不穷.在我国现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在发展中,法制有待健全,但市场的主导力量是严格要求道德规制的,对于道德风险与种种违反道德的行为采取了扼制、打击措施.我们倡导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容的精神文明建设是金融信用的道德保证,强化败的力度,决不允许以牺牲精神文明来发展经济,包括金融产业.这方面的努力,今后还会进一步加大.

第六,领导力量不同.美国执政的是大资本家集团,金融巨头是其中坚,他们绝不会去损害富人的利益,更不可能去做以为人民怎么写作为宗旨的思想政治工作.而我国则是领导的国家,央行像军队一样必须在的绝对领导之下,各类金融机构都要接受党的领导,并有健全的党组织作为政治保证.对金融事业的政治领导,是使金融机构坚持正确方向、保证社会主义性质的立身之本,这里突出的是银行等重要金融机构的领导骨干任用问题.应当看到,这些年来外国银行与我们争夺领导权与领导骨干的斗争是十分尖锐的,他们手段之一是以高薪吸取对我国银行实施挖心战术,把我国银行的许多熟悉业务的中坚力量拉拢过去,从中探知我国银行的商业秘密,并带走客户关系,反过来又迫使我国金融机构也对领导层实行脱离我国国情的过高薪酬制,造成内部的不和谐和社会的分化.解决这样的问题,最重要的方法是通过党组织发挥政治优势,加强思想教育,提高领导骨干的政治素质,把党管干部原则与市场化招聘制度结合起来,而不能单纯用高薪开展争夺“人力资本”的竞争.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在金融领域仍然存在着意识形态与争夺人才的复杂局面,但我们相信可以通过包括思想、组织方面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能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制度走向更加完善的康庄大道.

(责任编辑：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