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实推进中国当代史

摘 要 ：青年人才的培养,是现代学术事业不断进步的重要保障之一.制度化的读书,是人才培养的有效方式.对于博士生教育而言,要在论文选题、开题报告、写作锻炼、预答辩、修改定稿五个环节上进行系统训练,使学生得到十个方面的提高.要正确认识中国当代史的知识属性,划清它和意识形态的界限,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与现实社会若即若离,与现实课题亲密接触,不断提高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公信力.要正确理解社会史的学术内涵,科学设计选题,从资料工作开始,扎扎实实地推动中国当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

关 键 词 ：博士生教育；中国当代史；历史知识；学术公信力；社会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4-0024-10

李文：李良玉老师是我们研究所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师,应当说是我们当代史研究的前辈.您不单做民国史,还向下延伸到了中国当代,在当代史方面卓有建树.更重要的是,您培养了一批人.您的学生很多我们也很熟悉.比如,叶扬兵,当初我负责《中国当代史研究》的时候,小叶就给了很多支持.（李良玉老师：他现在是研究员、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今天晚上来见您）我们注意到您带着学生一起研究社会史,所以我一直有个心愿,能够当面向您请教.

我们这个研究室是2010年才成立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来有4个研究室,现在扩大到6个,把社会史单列出来了.这次来的这几位都是研究室的成员.还有一位副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是室里唯一的女士.骑自行车摔了一跤,受了点伤,就没能出来.

这次机会非常难得.相隔这么远,能抽出时间,能碰到面,有这么个机会,非常不容易.我们到上海做国情调研,是结束之后特意过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向您请教.

您知道,当代社会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还在构建之中,比起古代和近代社会史还差得很远.即便在当代史或者说国史研究领域中,它也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而已.而且,我们研究室多数人都是半路出家.比如,我原来是做经济史的,现在可以说是硬着头皮承担任务,明年年底就要拿出社会史的简史,这还是很有难度的.我们研究所“规定动作”比较多,不像您带学生可以自选题目、按部就班.有时候,我们还是要搞一点速成,这就更需要得到大家的帮助.

李良玉：我先介绍一下.这位是尹涛,是我的博士生.王小平,博士生,你们大家已经熟悉了.这位是周倩倩,博士生.这位是史星宇,硕士研究生,她的硕士论文做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春节前,有一篇文章提交江苏省社科联的学术会议交流,得了一等奖.（李文老师：您的学生都很不错.您以前给过我书,有的书也给同事们看过.我发自内心特别崇拜您的一点,就是您带学生的方式.这很难复制）这是由于同学天赋好.（李文老师：我在当代所曾经说过,怎么当好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一定要看李老师的书）

李良玉：李文老师和你们几位远道而来,一路辛苦.我有点诚惶诚恐.李文老师专门打给我,让我准备一下.我实在不知道能谈些什么,就结合我们这里的一些情况,说四个问题：第一,系统训练是推进学术进步的基本方法；第二,认识中国当代史的知识属性；第三,树立正确的学术观念是开展学术研究的重要前提；第四,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应当注意的一些问题.

这是最近两天粗粗地列的几个要点.现在是答辩高峰,从明天起直到26日,我有三场答辩会.还要评审国家规划办的一个课题、教育部的两本论文,加上这些答辩的论文,工作量很大.所以,准备很仓促.另外,我确实没有什么研究,有点班门弄斧.说出来的话,可能错误很多,请你们多包涵.

第一个问题,系统训练是推动学术进步的基本方法.

我把这里同学的学习情况,总结为制度化读书.什么叫制度化读书呢?这是一种紧紧围绕完成博士论文,通过基本实践环节上的系统训练,实现史学素养明显提高的读书方式.读书有许多类型、许多方式,制度化读书是一种类型或者方式.对这种方式,我想可能会有不同意见.读书应该是一种自主的行为,不应该有制度化的约束.在博士生的教育中,制度化读书,学术界、教育界似乎没有这样的提法.这是根据我们十多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我在《柳叶集序》中曾提到过.这里所说的基本的实践环节,根据做博士论文的情况,包括确定选题、开题报告、写作锻炼、预答辩、修改定稿,实际上是做博士论文的5个关键.学术训练就围绕这5个环节进行.史学素养的明显提高,是训练的结果,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要落实到博士论文上去,训练的全部成果都要在博士论文的质量上体现出来.

在这里,要声明一下,我并不是说我们这儿的博士论文怎么好.和一些好的论文相比,我们的论文还有很大差距,但同学有收获.是作者自己纵向比较,有很大的提高.这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造成了比较好的状态,这就够了.至于同学论文的水平,作为导师我不能评价.

我曾经说过,衡量博士论文初稿有3个标准：成熟度、水平度、满意度.我们只采取一个标准,即成熟度.成熟度是指初稿成熟的程度,也就是说,收集到的材料有没有很好地利用起来,通过材料和作者的解释有没有把主题揭示出来,初稿的整体面貌有没有基本达标.水平度是指初稿达到的学术水平.这不作为考核标准,因为不好衡量.作者自己觉得很好,李老师觉得很好,但学术界认可吗?别人认可吗?同时,导师评价学生的论文,也要实事求是,不适宜只说好.进一步说,同样的材料,拿给李老师来写,也许还达不到同学的水平.水平度应该由别人去考虑,由后人去考虑.但是成熟度是可以考虑的,因为它只是一个相对于材料、相对于选题的指标.满意度是指李老师对初稿满意的程度.这也不作为考核指标.有的论文李老师可能不是十分满意,但是当初开题报告、提纲是李老师认可的,凡是这种情况,一律算数,不会赖账.只要开题报告和提纲是我认可的,做出来大差不差,七不离八,一定会让同学答辩.老师要讲信用.当然,要李老师点头很不容易.有的提纲修改了一年,最长的花了14个月.这些材料收在我们的参考资料里,各位可以看看.资料收全了、核心概念出来了,开题报告写好了.最后就是反复磨提纲,直到我觉得可以了,才能开始写作.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文章,李老师不太满意,短期又改不出来,当然要给他答辩.因为同学等着拿学位,找工作,领工资养家.（王小平拿来七本参考资料给专家）否则,出尔反尔,让同学承担责任,这不合当老师的规矩. 这些资料,是同学读书期间的读书报告会记录、开题报告、学习笔记、通信等材料汇编起来的.我们对外不提供,也不散发.过去发给同学之后,同室其他同学一般能看到,所以有些影响.近两年有个别赠送.去年党校高中华教授要跟我做博士后,过来的时候看到了,要去一本,后来又打要了一本.他是钟霞的硕士研究生同学,曾经读过钟霞的“博士论文札记”,知道一些我们这里的情况.今天提供给你们看一下.

对论文的初稿,我们有6个评价标准：体系完整、逻辑严密、文字简练、使用材料正确、论点恰当、注释准确.如果论文能达到这个水平,同学的学术素养当然有提高.具体说来,通过训练,要使同学在十个方面得到锻炼.

第一,怎样树立学术研究的质量标准.博士论文要具有标志性、样本性和不可逾越性.标志性是说论文要在它所研究的领域内有代表性,经常被人提到,为人所注意,不会自生自灭.如果作品写出来没有人看,甚至自己都不愿意看,那就没有写的意义了.样本性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学术界很少有人注意.样本性,就是选题、资料、阐释是统一的,是一个完整的个案,不东拉西扯.这一点必须坚持.现在很多所谓论著,内容庞杂,东一榔头西一棒.送给各位的《城郊农民的现代化：扬州市何村调查》和《当代中国农民办学研究：大别山区宣村小学考察》两本书,使用了一个村的档案和一个小学的文书,把问题讲透了.这就是样本性.这三个“性”是很高的要求,很难达到,但必须作为目标提出来.

第二,怎样选择课题.不会选课题,就做不出有价值的论文.课题有很多种,比如,重大课题,热点课题,前瞻性课题,等等.同一批材料也可以从不同角度,选不同的切面,提炼不同的课题.具体做法上,有的是大题小做,有的是小题大做.选题不同,做法不同.

第三,怎样找材料.同学要花大量时间泡档案馆,或者进行田野调查.同学在档案馆要待一年,甚至一年半,天天过去看资料.我们和档案馆有十几年合作关系,并且有很高的信誉度.凡是用档案写的论文,都严格遵循学院化的方法,坚持学术化的路线.利用档案写论文最好不要引起纠纷,否则,以后永远不要想再进档案馆查资料.周倩倩的博士论文,做20世纪50年代江苏盐业的公有化过程.她在档案馆看了大量档案,最近又让她到淮北盐场去了一趟,目的是找点实地感觉,帮助理解材料,把论文做实.有个同学做苏南土地改革,材料很丰富,别人恐怕很难找到新材料再做,可见找材料的重要性.

一般来说,找材料有两个基本的方法：一是先有思路后有材料,一是先有材料后有思路.先有思路后有材料就是对于要研究的问题很熟悉,知道怎么解决.那就可以根据需要,估计什么地方有什么材料,去把它们找来,再把思路理出来.后者比较容易理解.把材料弄到手了,然后分析材料,形成思路.两个方法都可以用.但是,第一个方法对年轻同志来说有难度,因为他们常常知识背景不够,不知道要研究的课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需要哪些材料,材料的来源可能在哪里.这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我们的同学和我接触比较多,所以这个方法可以用.

第四,怎样确定主题.材料到手之后,就要分析它们有什么用,从中可以确定的主题是什么,论文的核心概念是什么?有明确的主题,才知道材料往哪里用.光把材料铺开来并不是论文,要有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论证过程.

第五,怎样列提纲.主题确定之后,要把提纲完整地列出来.列提纲是把要讨论的全部内容,分解为若干知识点,并且合理分布这些知识点,形成文章的完整的论述体系.

第六,怎样提高写作水平.现在学校规定读博士必须发表论文,而且要发在指定的刊物上.这样的规定很荒谬,我从来不赞成.但是,同学练习写文章很重要,入学之后一般都要抓.有的是把原来的硕士论文拿来修改、提炼论文,有的是指定专门写一篇文章,有的是博士论文动笔之后抽取初稿内容形成文章,等等.

写作锻炼很管用.这一关顺利过去的,博士论文初稿的成熟度就可能好一点；写作关没有过好的,论文初稿的成熟度有可能就差一点.

第七,怎样修改博士论文初稿.论文初稿写成后,如何修改很有讲究.这一点,要有完整的规范.我的《李良玉史学文稿》一书里,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如何修改论文初稿.这是经验的积累.

第八,怎样分析评论别人的作品.所谓会分析评论作品,是指能看出作品的优点和缺点,能提出改变缺陷的适当办法.拿到一篇文章,能否讲出它的价值和问题在哪里,是一种水平,经过训练才能得到提高.

第九,怎样选择参考文献.做博士论文要参考现有成果.参考什么是有讲究的,甚至列举参考文献都有讲究.对此要有严格的规定.参考文献要筛选,有学术劣迹的专家的作品,不容许列入参考书目；著名专家的意见要推敲,如果不对也不能引用.

第十,怎样开展学术批评.要非常重视学术批评的作用.论文初稿写成后举行预答辩,不准表扬,不准说好话,只能开门见山地谈问题.同学提出任何意见都不准当场反驳.只有批评的自由,没有反批评的自由.当然,事后要甄别,正确的采纳,不正确的不考虑.目的只有一个,确保挑毛病的人畅所欲言.这种“挑刺”、“批判”很有用.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好的风气形成了,辨别能力提高了,问题找出来了,改起来也就容易了.一开始有面子问题,后来慢慢习惯.这样的风气很宝贵,很难养成,但不能到处套.

这些训练方法,是博士生教育应当注意的,实践证明也是行之有效的.我想,不仅博士研究生的教育,其实,硕士研究生的教育,本科生的教育,这些方法也可以借鉴.当然,由于硕士生、本科生的专业目标不同,训练方法也要有分别地简单一些.

第二个问题,认识中国当代史的知识属性.

一段时间以来,我都在考虑中国当代史的知识属性问题,也就是说,应该怎样看待中国当代史.我认为,历史本身是一种知识,它分为三个层次：客观历史知识、国家知识性质的历史、民间知识性质的历史.客观历史知识是专业研究人员按照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阐述历史形成的知识.这是一种专业化的、尽可能纯粹的客观知识.国家知识性质的历史,是具有国家意识形态性质或功能的,或者说,与国家意识形态有联系的历史.不仅历史学,哲学、政治、法律、宗教学等学科,都跟国家意识形态有联系,或者说,国家意识形态都要从这些学科吸收一些内容,来构成国家的知识体系.国家不是抽象的,有自己的政治意志,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并且必然要在社会生活中贯彻下去.所有国家都有,西方国家也一样.民间知识性质的历史是普通大众对历史的了解,它与地方文化、地方传统、地方教育、地方民俗有关. 客观历史知识和国家知识性质的历史,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就是一致性,区别就是差异性.某种意义上,一致性在于真实性,差异性在于政治性.纳入国家知识的历史必须是真实的.当然有一些反动政权,伪造历史,抹杀历史,篡改历史,那是另外一回事.比如,希特勒论证日耳曼民族如何优越,犹太人如何应当被消灭,那是反动理论,不在讨论范围之内.一般说来,国家宣扬的历史必须真实,否则没有公信力.

它们不一致的地方,我认为有三条：

一是专业性与政治性.历史研究是一种专业工作,但国家知识只从历史吸收那些政治性的内容,以服从构建意识形态的需要.这里说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正面的概念,任何国家都有意识形态.

二是完整性和选择性.专业的历史研究追求完整性.比如,研究中华民国史,民国历史范围内的一切事物都可以研究,没有任何限制,但是国家知识吸收的中国当代史内容,不要求完整性.它只需要有选择地吸收一部分内容.西方国家也是这样.去年报道美国一个海豹突击队队员出版回忆录,美国政府表示批评,认为泄露了国家机密.突击队员退役前的活动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什么时候可以披露,涉及国家利益.前苏联的历史很长时期是在意识形态控制之下的.比如有材料证明,列宁早期在俄国发动革命,接受了德国的资助,这个材料在前苏联时期是不可能公布的,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沙皇一家被处决的情况,也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公布.斯大林实行的情况也是他死后才逐步得到揭发.中国也是如此,党的历史上很多事情,也是“”结束之后才慢慢披露.这就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选择性.

三是探秘性和禁止性.专业的历史研究,对于历史的奥秘,鼓励探究,说明越多越好.但国家意识形态会设立禁区,有禁止项,很多问题不允许讲.越是专制的国家,禁止项越多.

历史知识和国家知识的历史之间,存在一种互动的关系.它体现在：

第一,历史知识是国家知识和民间知识进步的基础.专业的历史研究越深越透,给国家提供的有用的东西也就越多.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进步很大,历史知识更新很快,这就推动了历史学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专业教育的进步,推动了社会各界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了解的进步.

第二,历史知识是国家意识形态进步的前提.社会的进步,要求意识形态不断进步.国家意识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要与时俱进,实现现代转型,现在,我们的意识形态还有落后性,不适应现代化的发展.历史研究应该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进步和民间知识的进步提供条件.

第三,历史知识是检验国家政治现代化、社会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准.以史为鉴不仅是借鉴,更是一种监督.历史对社会有监督作用.统治者、执政者做了坏事,马上有人记录,有人批评,这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

在历史学领域里,中国当代史和国家知识的结合最为紧密.因为它距离现实最近,社会关注度最高,政治敏感度最高,借鉴意义也最直接.

认识到这一点,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就要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一是专业职责和社会公信力的关系.专业研究一定要有公信力,否则,研究成果很难让人信服.我把历史学的职责概括为5句话：揭示真相,说明原因,总结经验,培智社会,利导人群.其中前三条很重要,有这三条就一定有公信力.

二是学术性和政治性的关系.这是历史研究无法回避的.学术和政治无法分开,但是,不要把学术研究搞成政治问题.因此要做到四条：不介入政治,不预设政治价值,不充当政治工具,也不谋求政治利益.

具体方法是三条,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与现实社会若即若离,与现实课题亲密接触.与政治保持距离,但不要与社会脱节.否则,无法研究历史.要注意选择现实意义比较大的课题.研究现实问题,必须深入实际.

三是事实与学理的关系.要努力掌握学理分析的方法.事实是单一的,分析是多元的.只有学理化的分析,才有利于解释普遍性,解释规律.因此,要研究事实,疏通学理.

第三个问题,树立正确的学术观念是开展学术研究的重要前提.

学术研究具有程序性.我说过,改变观念,掌握方法,收集资料,确定选题,专心写作,相互批评,共同提高.这是一种完整的学术程序,一种知识生产的科学过程,一种方法论的系统培养过程.

这里,把观念的培养放在第一位.现在,教育的问题很大,把学生给教坏了.中小学阶段集中营式的读书,把青少年的朝气、锐气、活气搞光了.进入大学之后一年左右,才能活泼起来.大学阶段的专业学习,刻板的东西太多,学生的文化素养不容乐观.现在很少有年轻人写文章句子通顺,因为基本的训练很差.博士阶段要进行全面训练,其中特别要重视观念的培养.要改变坏的思想习惯,把好的思想观念树立起来.

学术观念是否正确,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一,学术观念决定作者对学术研究的态度.只有养成学术思维的习惯,才能明白应该怎么做.有三句话要记住：著作不等于学术,研究不等于进步,观点新不等于创新.这是根据目前学术界的状况总结出来的.意识到这一点,就会和目前的风气保持必要的距离,否则难免沾染坏习气.

第二,学术观念决定作者的知识立场.要尊重知识规律,有正确的把握能力.要反对预设立场、预设政治结论,要打破意识形态化思维.否则,不可能做出有价值的成果.

第三,学术观念决定作者对课题的选择,选择课题要有发展性,这与学术眼光有关系.没有好的学术观念,不知道学术前沿在哪里,也选不到好的课题.

第四,学术观念决定作者对材料的选择.史学观念包含材料意识.有分析材料的水平,才能挑选和利用有价值的材料.用大别山区一个村小学的材料,包括账本、财务报告、总结报告等做博士论文,就与学术观念有关.一般人不会看出这些材料有什么用.

第五,学术观念决定作者对材料的分析.对资料的解读是史学研究的重要环节.历史资料包含丰富的信息,没有好的眼光,看不出它的特定内容、价值和意义. 第六,学术观念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从事学术研究,注定要过一种学者的生活.现在的很多专家,过的不是学者的生活,是商人、政客或者明星的生活.学者生活的本质,是要创造新知识.它的动力来源于四个方面：学术研究的兴趣；创造欲,学者要有创造欲,就像演员有表演欲一样；专业研究的毅力；学者的生活方式.这四条缺一不可.就像我们高校里,同学的任务,是把博士论文写好；老师的任务,是指导同学把博士论文写好.专心写论文,专心指导论文,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第四个问题,开展当代社会史研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第一,正确理解社会史.

钱穆说过,研究历史要上察政治,下察社会.他所讲的“社会”是指社会形态.他对马克思主义有批评,但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将人类社会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对的,是已经被证明的历史.他不承认中国有封建社会,但理由和范文澜等人又不同.他认为,中国社会和西方有差异.西方在整个封建时期没有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是近代的事,而中国自秦统一就是一个大一统的集权的国家；西方社会由平民和贵族两个阶层构成,而中国是一个四民社会,包括士农工商.他提出,研究中国中古社会,应当注意氏姓之学、谱牒之学、方志之学.他有一个概念我非常赞同,研究社会就是研究历史,研究历史就是研究社会；历史是社会的纵向发展,社会是历史的横断面.钱穆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说这些话的,早于大陆,那时我们还在“”中.

社会史在大陆成为一种学术潮流,是在20世纪80年代.在此之前,大陆史学界也有人注意社会史,但是比较零星,不像20世纪80年代后变成大的学术思潮.社会史源于法国年鉴学派,但我们学术界吸收年鉴学派理论的同时有自己的思考.有三个口号很有影响,也很容易引起误解：全面的历史、除去政治的人民史、整体史.年鉴学派讨论这些问题有他们的环境和理由,但如果简单地拿到中国来,则有不太成立的地方.

“除去政治的人民史”,人民的历史怎么能除去政治呢?政治最大的功能和价值就是使人民安居乐业.孙中山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能够让人民和谐生活,政治状况就是好的.所以,人民的生活是离不开政治的.

“全面的历史”只能是一种学术观念,不是指全面的历史著作.写出来的历史全面到什么程度?这很难界定.历史著作的体例已经定型了,就是通史,专史,人物传记,等等,通过这类著作都写不出所谓全面的历史.

“总体史”不是包罗万象.现在看到的有些所谓全面性的、总体性的著作,其实都不总体.英国学者霍布斯的《极端的年代》堪称“总体”.写法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一个流派,带有很强的历史反思性.这类作品,读了可以开拓思路,但严格说来,它的纪实性、史实性、系统性不强.所以,我一直不太赞成这种“全面的历史”、“总体的历史”的提法.

社会史是对社会、民众、社会结构、经济基础的等方面的重视,是在掌握社会整体变迁大前提下解释课题.可以把它看成一种学术流派,一种学术观念,一种学术方法,而不要视为一个特别限定的专门领域.

第二,认识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价值.

目前,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是当代史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在当代史领域内,通史性、党史性、人物研究型著作比较多,但社会史比较少,所以这是一个大有所为的领域.社会史的课题容易以小见大,便于回避重大敏感问题.只要课题选择得巧妙,就可以避免与现实政治的纠葛,也容易做出扎实的很有意思的成果.当代史方面,大部头的通史有些问题可能不好处理.现在不好处理的,将来别人就有继续发挥的空间.通史著作对敏感问题可以少说或者不说,不说就是沉默.我说过,历史学家有沉默权.社会史可以不碰重大政治问题,因此不需要运用沉默权.

第三,开展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方法.

作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室,有你们的特点,和我们专门培养学生不完全一样.如何开展工作,我没有经验,所以说不好,提几个建议吧!

一是要抓成果,研究室有没有话语权、影响力或者地位,与学术成就有关系.可以集中全室力量做一个比较好的课题,也可以分别做系列课题,一两年内出几本著作.当然,最好彼此有关联,有整体性.也可以陆续出一批作品,或者设计好主题,与其他研究机关、高校联合,出论文集、组织小型研讨会,几年内影响力就会慢慢出来.

二是选择重大课题,做一点有影响、有研究室特色、有代表性的著作.这比较有难度,主要是课题的选择有难度,但值得考虑.

李文：我们手上现在一共有三个任务：第一是社科院的重点项目,叫做中国现当代社会史的研究现状和学科体系,以学科调研为主；第二是国家社科基金的重点项目,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第三是社科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就是我之前跟您说的简史.这三项任务我们原来的设想是三步走：第一步先摸情况,看看人家的研究情况；第二步在理论方法上争取有所突破,至少要掌握最基本的东西；第三步落在写作上,形成一个基本的框架体系,然后再分头进行写作.但是现在的形势和要求,使我们不得不三步并做一步走,要同时进行三个项目.（李良玉：这个压力很大）我们社科院的项目今年就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和创新工程项目明年就要完成.所以外出调研、请教,本身也是想加快我们自己的成长步伐.这是我们目前的情况.

李良玉：这里面比较难的是第三步.前两步还好办,第三步可能要好好设计.现在写通史性的当代社会史,我感觉难度比较大.（李文老师：张静如先生当年弄出来了,现在他自己也承认有问题,大了一点）最早是山西大学乔志强搞了一本近代社会史,我认为是一个不成功的例子.这涉及对社会史的理解.这是一种探索,和乔先生的贡献并不矛盾.乔先生去世的时候,山西大学历史系给蔡少卿老师和我发来讣告,我们的唁电说,乔先生推动近代社会史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将永垂不朽.将来也可以考虑,把当代社会史设计成若干个专题,用专题的方法来解决.（李文：您说得对,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专攻的一块） 三是从资料人手.做任何研究,收集资料、解释资料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不从这个地方人手不行.这里,特别要鼓励去摸档案、读档案、用档案.用档案的好处,我是逢会必讲,档案太重要了.王小平做肃反运动研究,把肃反运动的档案搞到了.论文框架分三大块.一是全国肃反运动的大致过程和基本政策,分析了八个大的类型的政策；二是山西省组织开展肃反运动的基本过程、方法和途径；三是山西一个县的具体做法.全部用档案说明,很扎实.这就是档案的作用.

我们非常强调材料.博士生入学以后的第一关就是材料关.不允许胡扯.要兜底,把材料收集齐.材料来了以后还要吃透材料.要熟悉材料.提到什么问题,立刻就能把相关的材料找出来；拿出一份材料,立马能说明这是什么时候的,是哪个机关的,说了什么事情,用在论文哪个部分,可以说明什么问题.这是要下工夫的.有的年轻人不肯下功夫找材料,或者有材料不会用.很多博士生从来没有接触过档案.收集材料、解释材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功.现在恰恰在这方面不行.甚至有的专家,你看他的书,有的内容一看就知道是抄来的资料,因为看注释就知道.（李文：我当初负责《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时候,我们选文章特别注意材料的充实,一手材料比较充分,吃得比较透,这篇文章肯定好.没有这一条的话,文章很难站得住.说实话,现在发文章也不是很容易.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讲,这个都很重要）

我就说这些,说得不对请各位批评指正.

李文：听了李老师的谈话之后,很受启发.我个人有三点收获.

第一点收获,回顾我之前走过的路,您所说的做学术研究的路径,是很科学的总结.我一边听,一边也在总结我们自己走过的路程,哪些方面是科学的,哪些方面是不科学的.在这方面,您对我们启发非常大.

第二点收获,怎么带学生.我自己也在琢磨对学生怎么要求,怎么能够帮助他尽快进步,使他在三年时间里有最大的收获.

第三点,认识社会史的视角,认识社会史研究的路径.对于社会史,有不同的看法,不同观点差别非常大,而且不止在我们这个学科.我们不仅了解了史学界,还试图了解社会学界对社会史的看法.社会学有不同的解释.如果我们认为社会学是社会史很重要的理论依据的话,那么这个理论依据如何衔接就有它本身的缺陷.从您这里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社会史是一个视角.这个观点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

当代中国研究所分六个研究室：一室政治,二室经济,三室文化,四室社会,五室外交,六室理论.六个研究室实际上把国史的各个方面都涉及了.现在唯一还有一个生态没有落实,临时在我们这里.将来是否独立,大家说法不一.因为生态是跨学科的东西,很难单独划入一个研究室.再一个就是国防.这一块我们只有一两个人在搞,课题主要交给军事科学院,由他们去搞.受目前专业分工的约束,就形成了我们对社会史的理解.

我们所要搞的社会史,通俗点讲,实际上就是其他研究室不搞的我们来搞.我们的口号就是搞国史当中的社会史,是和国史当中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外交史相并列的那个社会史.所以它注定是一个小社会,不单是一个视角,也有它本身的范围,不能越界去大片地搞人家的政治问题或者经济问题等等.于是乎我们自己也在探讨,在这个约束下,社会史的内涵是什么,外延是什么,交叉的地方又在哪里.这些我们都在摸索,并且由此思考,我们应该遵循的主题是什么,主线是什么,怎样分期,和国史这个通史又怎么区别.

总的思想,我们前任院长朱佳木讲了一点,这个观点应该是大家的共识.就是说,国史目前还是像党史,以政治史为主,这些年经济史的研究大有进步.他的观点就是,如果说国史和党史有所区别的话,恐怕社会史是非常重要的一块.现在大家认为,可能是那么回事.我们要通过社会史,尽力弥补国史像党史这样一个缺憾.是不是能做到,现在不好说,但是要尽力而为.

我们对社会史的学科做了不少调研,把国内的和当代社会史沾边的单位,能跑的都跑了.一些古代社会史搞得比较好的也去了,比如,南开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通过调研还是很有收获的.通过调研、交流,能够让我们形成一个对社会史比较清晰的概念.

2011年我们组织了两次会议,一是在芜湖开了中国社会史理论与方法的专题研讨会,二是在保定搞了一个中国当代社会史的全国研讨会.去年年底,我们研究室组织了一次关于当代社会史研究综述的会议,大家反映很好.我们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会议的规模比较小,就二三十人,大家专门讲一讲,一年来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有哪些成果.其实,社会史现在全国并没有多少人在搞,但是很热,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山西大学,南京大学,还有华东师大做得都是挺好的.曹树基形容说,这是一片插根树枝就能长出一片森林的土地.我觉得这个说法挺有意思,是一个很有希望的田野.正像您说的,我们需要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之后才能有所收获,没有捷径可走.我们在尝试走出我们的特色,那就是服从国史整体需要的社会史研究.

我先说这么多,各位要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多向李老师请教问题.

李成武：李老师今天介绍怎么培养学生,比较系统全面.我有个困惑,社会史研究搞一个村,这么一个点、一个个案的研究,对于这个学科――当代社会史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我们所搞的都是宏大叙事,大的东西太多了,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去做这样非常具体的案例.李老师组织学生做了很多这种具体的案子,我想听听李老师的看法.就是说这种微观的研究,它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

李文：我补充一下,你表达得不是特别清楚.我们通过调研,社会史实际上有两条路径.大家公认的一条路径就是从个案出发,从基层档案人手.这一方面是客观条件局限,上面档案你看不到；再一个是,社会史受社会学的影响非常大,它比较自然地倾向于自下而上,这就意味着从与政府相对应的民间的点入手.南开大学的张思教授提出要从农民的角度解读历史,自然而然地就形成这么一个思路.这样的情况比较普遍.我们做的可能会比较宏观一些,可能需要把政府和社会结合在一起,特别是把政府方面关于社会设计、社会政策、社会管理体制等做一些梳理.这样的话就和目前高校系统的社会史研究路径差异很大,不知道我们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他的意思就是请教您,我们受工作任务所限,很难去搞这种个案研究,到下面去摸基层档案.当然不排除少数同志个别地做一些,但是受任务局限很难整体行动,是这个意思. 李良玉：我们这边的做法和你们有差异.差异在哪里?首先,我们的学生是从硕士研究生过来的,他们还没有入门,需要通过做个案来积累经验.专家一定是从做个案开始的.从微观开始,才能慢慢向宏观过渡.不然,归纳的能力形成不了.另外,博士生的教育制度规定,博士论文是专题性的学术成果.当然,是做一个宏观的题,还是一个微观的题,这没有规定.我们同学的论文有微观的问题,也有宏观的问题.高校系统都是这样.我最近审一篇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某省某县1949年以后土地产权形式的变化及其效益,我的评语是通过的,但是做得不成功,缺点是样本性不够.宏观性的课题可以做,但同样要坚持样本性.再一个差异是,博士论文都是独立做,不可能集体合作写博士论文,而你们要有集体性的成果.所以,你们要以宏观性的课题为主.问题是站在你们的角度上,宏观到什么程度.我认为在宏观和微观之间,取一个中观的角度可能好一些.如果你们想做一部几卷本的当代中国社会史,可能难度很大.如果做一些中观型的课题,也许人手方便一些.我们这套博士论文丛书里,也有一些中观型的选题.这样的选题,应该也适合你们的状况.同时,微观性质的选题,你们也可以考虑,做得好照样也有影响.（李文：对,我们也有这样的设想,也在选点.同时每年要搞国情调研,我们倾向于选好点后,做,每年下去,若干年后再做一个通盘的认识）

你们做课题比我们同学还有一个优势,通过渠道,容易得到支持.比如用材料就比较方便.（李文：但也有缺陷,比如我们这次去上海,我感觉有一半的时间都浪费了.有时候他和你的需求对不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给你的材料以工作总结为主）不能让他们提供材料,要自己去找.我们马上有一篇要答辩的论文,做的是柯庆施.他去上海市档案馆查资料的时候很方便,档案馆非常配合,只有极少数标明绝密级的不开放.所以这篇博士论文做出来了,非常好.

李文：我们现在也想扬长避短,因为我们看档案比较容易,查文件也是这样,政策的梳理上我们比较占优势.我们目前的弱项是在样本、个案.当然说实在的,现在学术界的研究也比较多,我们完全可以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再做一些功夫,从这些个案研究中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做学问的原则可能是不变的,但是它的路子是可以变通的.当然也确实需要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个案研究,我们也会努力去做,现在主要问题是任务太重,有点喘不过气.我们规划得很好,但是往往没有时间和精力.（李良玉：任务太多是有问题的,毕竟精力是有限的,学术研究不可能随时随地出成果.有时候坐在那儿,半天也写不出一个字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任务都在交叉进行,结果所有的任务都不能按时完成.（李良玉：几个任务同时进行,有时候思维不太专一,可能也会有影响）现在学术圈的一些朋友也直接和我说：“你们那个路径完全不对,搞社会史就得先搞个案.”（李良玉：这也不一定,中观型的课题也是可以做的）不管你接不接受,这也代表了一派的意见.（李良玉：对,而且从国际接轨的角度考虑,样本化的研究容易得到国际认可.过去宏大叙事太多了,有些缺陷）我们现在就想能够做些过去宏大叙事所忽视的内容.（李良玉：可以慢慢来,慢慢推进）

徐轶杰：你之前说要系统化读书,那么有书目么?

李良玉：不开书目.（徐轶杰：那如何系统化呢?）围绕选题进行.三年时间除了选题之外没有时间再去看其他的东西.（徐轶杰：那您这儿的学生本科都是历史的么?）不是,比如他（王小平）就是学中文的.（徐轶杰：那您怎么指导他入门呢?）围绕题目先去看相关著作,再按环节走.只能这样,不能先花一年去看书,这样来不及的.（徐轶杰：那在您这儿读书的前两年,就是一个找材料和反复琢磨提纲的过程?）不光磨提纲,还有观念的培养,等等.还有课程,读书会,谈话,把一整套的东西灌输给学生.选题一般第一年就要定下来.快的一年,慢的一年半,最迟两年开题报告必须出来.不光拿出来,还要合格.最低限度要空出一年时间写作.

冯军旗：李老师,我看您这儿学生的论文都是从档案来的,您能不能谈一下和档案馆合作的经验?比如,你们去档案馆是不是也要开介绍信,还有就是如何和他们建立关系?

李良玉：我是2000年开始招博士,2001年就与江苏省档案馆联系,2002年同学就去档案馆了.当初,刚招博士生进来,我就明确交代,大家共同奋斗,最后要出版我们的博士论文系列丛书.一开始就把这些想法提出来了.不利用档案,当代史做了也没有价值；论文没有价值,论文丛书出了也没有意义,所以必须解决档案问题.和档案部门沟通之后,就要注意按规范办事,遵守制度,特别是建立信誉.要注意和政治撇清关系,不要把做论文和现实政治纠缠起来,这样就比较容易和档案馆合作下去.我们同学和档案馆的老师相处得比较好,很尊重他们.如何找档案,怎么查目录,等等,也要向他们学习,请他们指导和帮助.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信任关系.尊重他们,不制造麻烦.

档案到手以后,如何阅读、利用,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年轻同学没有经验,我读一下,告诉他们这些档案是说明什么问题的,怎样理解它,这也很有必要.所以,我们的要求是,吃透资料,吃透选题,吃透方法,吃透李老师的意见.这些训练很琐碎,但是学会之后,同学做任何课题都不会有问题.这是另一个问题.

吴超：我翻了一下你们的这些资料,觉得很受感动,您对学生的指导如此细致,可以说是要求严、感情深、收获大,很苦、很累,但是也很快乐.您谈了学者的生活、怎么做学问,等等.我感觉您很注重学术观念的培养,有哪些具体的方法呢?

李良玉：对某个事情,站在什么角度上、带着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就反映了你的观念.它是由整体知识背景决定的,包括什么样的生活态度,什么样的政治观点,什么样的社会经验,甚至某段具体经历怎样,都会产生某种影响.有的同学经历不够丰富,达不到相应的认识水平,就要进行一定的培养.观念是一种完整的东西.观念的培养,要针对同学的具体情况.比如,针对某个问题,分析方方面面的看法,指出同学的看法有什么不对,应该怎么看,等等,在交流中让他自己去体会和提高.

吴超：我感觉李老师的学生首先要改变观念,才能正确处理选题、材料等方面的问题.（李良玉：我这儿叫做“洗脑子”,是一种学术思维的培养）有哪些具体方法么?我感觉您的单独谈话、通信是主要方法,是不是也有集体指导?（李良玉：读书报告会就是集体交流）

徐轶杰：读书报告会已经开了多少次了?

李良玉：已经有54次了,平均下来每个学期至少两次.除了读书报告会,课堂上也要灌输正确的东西,批评错误的东西,（吴超：就是渗透在各个训练环节中了）是的,有错误的思想观念就要批评,就要纠正,就要克服,才能把正确的观念树立起来.

（责任编辑 潘亚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