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两广的地缘政治关系其影响

【摘 要】明清时期,广西区域社会开发不平衡现象进一步加剧,而且明显表现为东西发展不平衡,这与周边省区特别是两广的地缘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随着广东经济的迅速崛起,其以强大的地缘经济辐射力影响着桂东、桂东南地区,并且在文化上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造就了桂东地区与桂西地区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明显差异.

【关 键 词 】明清时期,两广,地缘政治关系,影响

【作 者】滕兰花,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历史地理学博士.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1-0112-006

The Geopolitical Relations of Guangdong and Guangxi and Its Impac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eriod

Teng Lanhua

Abstrac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eriod, the unbalanced phenomenon of Guangxi region development exacerbated, but also the uneven phenomenon in development in the east-west is evident, which with neighboring provinces, especially Guangdong and Guangxi geopolitical relations are inseparable. With the fact that Guangdong economy rose abruptly, its powerful geo-economic radiation force affected the east and southeast area of Guangxi, but also had a strong impact in culture, which created the obvious difference in social economy and culture betwee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western region of Guangxi.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Guangdong and Guangxi, geopolitical relation, impact

历史时期,广西社会开发进程在自然、人文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存在着区域差异,自秦到宋一直是表现出南北不平衡的差异,桂北特别是桂东北地区发展较快,其它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广西区域社会开发出现明显的东西发展不平衡,时至今日,广西区域社会开发的东西不平衡仍很明显.虽然学术界承认古代广西存在着区域社会开发的东快西慢的差异,但是都多从经济发展、政治治理、人口与移民等方面进行粗略地探讨,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并且引入地缘政治学理论进行深入地研究,这尚无人涉足.周边省区对广西的地缘关系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它影响了广西区域社会开发的进程.特别是,广西地区毗邻广东,在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过程中,都避免不了区域地缘政治关系方面的影响.

地缘政治是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近些年来,学术界多把这种理论移入研究地缘环境对区域经济、区域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上.李孝聪先生的《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在书中引入了地缘政治的学说,把它引申为区域内部的行政区划结构,表述为“区域的地缘政治结构”,他认为地缘政治结构指的是受政治制度与政治环境等要素制约而形成的地理空间结构,反之,这种地缘结构又对地区政治的动向有着重要的影响.①方铁教授指出,在研究西南古代区域史时,要注意西南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西南地区内部各地区之间存在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以上关系隐藏于西南地区演变过程的内部,深刻地影响了数百年、上千年该地区的历史发展.②这个规律同样适用于明清时期广西与周边省区之间的地缘关系.因为地缘政治所涵盖的面很广,同样适用于同一地缘下的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分析.本文即在历史地理学的视野指导下,引入地缘政治学的理论,试图分析两广地缘政治关系以及对广西区域开发的影响,以求教于方家.

一、两广的地缘环境

地缘环境不仅包括传统的地理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包括与地缘有关的经济关系、民族关系、文化关系等诸多方面.广西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之地,东北与湖南毗邻,东与广东相接,西连云南,西北紧邻贵州,西南与越南接壤,既是中国内地,又是边疆重地,地缘政治环境十分特别.

广西与广东地处五岭之南,珠江水系把两广维系在岭南这个较大的地理单元,先秦时期的西瓯、骆越先民是两广大地上的主人.尽管有云开大山、六万大山、萌渚岭把两广分隔开,但是西江在广西梧州汇集了各支流后,流入广东,这条河道就是两广之间天然的纽带.在唐朝中期以前,广东和广西被并称为岭南,是历代王朝统治下的一个大的政治地理单元.唐朝中期在岭南地区分别设立岭南东道和岭南西道,岭南才开始分为广东和广西两个部分.

从秦代设岭南三郡到隋朝,两广的行政设置均相互交错,并没有形成单独的一级政区.唐初设立岭南道,两广仍同属其中.唐咸通三年(862年)岭南道分为岭南东西二道,两广才正式分治.宋代时,在岭南先设置广南路,太宗末,分广南路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这是广东、广西名称之来历.广南东路治所在广州,有14州,广南西路治所在桂林,有7州.广南东西之划分,以西江流域的封州梧州之间为界,贺江、云开大山以东属于广东,以西属于广西. 这种划分是受地形影响.贺江自北向南流,萌渚岭、大桂山自东北向西南倾斜,构成两广的东北界,而云开大山、勾漏山、大容山、六万大山则组成东南屏障,这些天然屏障基本奠定了今日两广的分界线.

元代,广东地区归江西行省管辖,广西地区归湖广行省管辖,今海南省和雷州半岛,都归湖广行省统辖.政区如此调整,是因为元代通岭南的主要交通线是沿赣水和湘水分东西两路而下.自赣水逾大庾岭,则进入北江流域,江西与广东的联系很便捷,所以广东划归江西行省管辖,而原先的湘桂水道保持畅通,所以广西划归湖广行省管辖.这种交通格局更是奠定了两广各自的发展方向及水平.明朝初年平定岭南后,由于广西壮、黎、瑶三个民族反明起义猛烈,朱元璋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把黎族聚居的海南岛,钦、廉州地区和雷州半岛一并划归广东,以便加强控制.直到20世纪后半叶,钦廉地区才回归广西.这种因交通线和军事用兵引起的地缘政治格局,对广西沿海地区民系、方言、习俗的影响,至今仍然能够感觉到.③明清时广西由于自然条件上的相似性以及经济方面的互补性,仍与广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东西两广,虽分二省,其实共为唇齿之邦.” ④

二、广东对广西的地缘经济辐射

地缘政治是一定空间内不同集团的力量竞争,它们之间互为受力方与发力方,其力量的强弱不同,其影响也不同.某些力量更多地表现为发力方,对外扩散影响,而某些力量主要地扮演受力方,更多地接受强权的影响.在宋代以前,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均在北方,为此,广西也多为接受来自北方的政治经济影响,桂北地区发展因而较早.从先秦时期开始,广西的经济即与中原地区特别是两湖地区有密切联系,这已有考古材料为证.如恭城县出土的大量带有浓郁楚文化色彩的器具.秦代凿通灵渠后,岭南与中原的交通主要以灵渠作为必经之路,湘桂通道成形.南北人员往来和物资交换不绝于史.桂东北地区也因此得到较早的开发,而且随着灵渠―漓江―桂江―西江水道的开辟和发展,广西的经济开发呈现出自北向南推进的格局,并一直保持到明代.

明代,岭南经济区异军突起,以广州为发展极点,形成区域经济市场,并积聚了较强的经济能量,开始沿着西江流域向广西辐射,出现了自东向西的梯级开发格局.西江这条珠江最大支流成为连接广东与广西之间的天然纽带.西江水系就象一把自东向西打开的扇子,以西江为主扇骨,贺江为扇形的最东面,南流江流域成为扇形的最南面,西江各大支流成为各扇骨,梧州作为扇骨的交汇点,广西的经济开发以及两广经济交流就在这样一个扇形区域内进行.

西江支流桂江、浔江、北流江、郁江、黔江、左右江等成为了两广经济格局中的支点,形成了以河流放射性分布的扇形经济辐射格局.两广之间通过珠江水系的东西互补性流通,使岭南区域市场一体化趋势明显.如嘉庆四年(1799年)时,广西商业性税银数总额为146420两,各府税银分布呈东高西低状态:年征杂税银在浔桂西三江总汇的梧州府共71650两,为最高,位于西江主干浔江畔的浔州府共52636两,为其次,地扼桂江中游的平乐府7523两,宋时商务较多的桂林府仅为5460两,位已降至第四,南宁府3032两,庆远府810两.⑤由此可知清代时,广西已经形成东西走向的货流方向.

由于广东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广西,所以在经济交流中,广东是经济辐射的发力方,广西是受力方,而且广东对广西的经济辐射随着两者之间距离的增加而递减,加之广西河流由西向东汇集,为此,广西的圩镇多呈现出自东向西、沿江河扩散的格局,形成了“无东不成市”“无市不趋东”的格局.紧邻广东的桂东南地区的商业发展自然不必再提,桂东南的陆川县的圩市很发达,贸易活跃,共有圩12处,遍布全县,都是三日圩,有些圩期还相互错开,以便贸易,多是以谷米及生猪为大宗的流向广东的外向型货物贸易.位于西江上游的南宁,地处邕江畔,上可溯水进入左右江地区,一跃成为桂西南商业重镇,粤商纷至沓来,城内不仅有多处粤商会馆,而且城区内街道职业分工趋向明显化,出现各种行业街道,如布行街、油行街、木行街、线行街、山货街、棕竹街、盐行街、棉花街、磨房街、油箩街、缸瓦街、槟榔街、打铜街、打铁街、细花街等多达55个市场街区.

即使是右江上游的百色,也因其便利的航运,成为桂西重镇.清代时,百色作为滇桂通道的重要中转站,滇铜粤盐都在此中转.其它物资亦借道出境.如云南的铜、锡、钨、锑等矿产品和土特产用船从剥隘运到百色,顺右江运至南宁、梧州、广州、香港等地.滇商购置的苏杭洋杂、花纱布匹、针织百货、盐巴煤油等货物则从百色用木船运抵剥隘运销滇南.当时的百色城“市肆喧闹,舟载马驮百货云集,类皆来自东粤以及滇黔,非土产也”.⑥

地缘各政治力量之间因位置不同而造成的距离差异进一步影响它们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陆俊元认为,特定的地缘政治空间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地理场.在一个各向同性的地理空间平面上,任何一个力量源都处在该地理场中的一个特定位置上,它的影响会随着离开源的距离而发生有规律的变化,将它的影响向周围地域传播,实力随距离增加而削弱.⑦岭南区域市场以广州为核心,向外辐射其经济能量,越往外,其辐射力递减.我们不妨以商业人群――粤商为例进行分析.粤商在广西的聚集度往往是衡量广东对广西的经济辐射力的一个重要指标.粤商主要分布在梧州、平乐、柳州、南宁、玉林等地,几乎覆盖了广西全境大部分圩镇.广东商人借助便利的西江航运,以会馆为基点,建立起地跨两广的商业网络,形成了影响力很大的一支移民队伍.

据侯宣杰研究,清代广西全省共有粤商会馆91个,占清代广西全省会馆203所的44.8%,分布于12 个府(州)50 多个县份,福建会馆仅8所,占会馆总数的3.9%.⑧其地域分布在桂东地区最广,桂西地区较少,呈现出沿西江自东向西递减的趋势.以桂西地区的百色为例.清代,滇桂通道上大宗的滇铜与粤盐的互易以及其它贸易使百色迅速发展成为桂西的商业重镇.百色设城于雍正八年(1730年),大量的粤商到此收购当地物产及云南的铜、硝石,贵州的桐油、矿石等产品,沿右江运往南宁,再运往广州销售.并将食盐、布匹等商品运抵百色或转运滇黔两省销售.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设立粤东会馆,这是桂西地区规模最大的粤东会馆.此外,田西县(今隆林县)旧州城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就建有粤东会馆,百平街亦在雍正年间建有广州会馆,镇安府亦有广东会馆,这表明粤商之势力在西江上游也有较大影响,深刻反映出清代以来广西城镇经济的发育严重依赖广东等邻省辐射带动的历史特质,充分表明了广西“无东不成市”的商业发展格局.

三、广东对广西的地缘文化影响

文化的载体是人,在古代,文化的传播多是靠人的移动而迁移式传播.大量广东人迁居广西,把广东文化也带入了广西,使广西文化的发展在相当大的范围里带上了较浓郁的粤式色彩.本文仅以粤语、妈祖信仰这两个较具代表性的粤文化因子在广西的传播与扩散为例进行分析.

语言的传播与扩散,主要是靠人口迁移.粤语是极具地域特色的广东方言.明清时期,广东人口剧增,珠江三角洲地区无法承载,大量广东移民向内陆迁移,广西与广东同为一个地理单元的天然地缘关系让广东移民沿着西江溯流而上迁徙,横贯全域,呈典型的东西走向.明代时已经有明确的史籍记载广东人移居广西.如“三江蛋户其初多广东人”⑨.梧州位于浔江、桂江和西江的交汇点,水道四通八达,有“百粤咽喉、通衢四达”的八桂门户之称.明清时代,谷米从贵县、桂平、桂林等地运来,盐从广东运入梧州,木材、毛皮、兽骨等山货土产从柳州、南宁、百色、云贵等地运至梧州,优越的地理区位使梧州形成了以“西米东盐”为特色的转运贸易,来自广东和东南沿海各省的商人,纷至沓来.“客民闽、楚、江、浙俱有,惟广东接壤尤众,专事生息,什一而出,什九而归等盐商本客,列肆当垆 ,多新(会)、顺(德)、南海人”.⑩苍梧县戎圩“客于戎者,四方接,而莫盛于广人”.B11桂平县“城外厢居民皆粤东移民”.B12清咸同年间,横州城内有许多广东商人,他们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建会馆.B13

大量粤籍移民迁居广西,也把粤语带入迁居地,成为居住地通用语言.时至今日,自梧州沿西江西进,直至右江上游重镇百色以及左江上游商业重镇龙州、凭祥,均以粤语为城镇主要方言.如百色自清代建城以来,粤商一直执商业牛耳,粤语成为商业语言,至今仍成为城区内主要通用语言.甚至于在传统的壮族聚居地的来宾市,其下辖的兴宾区良塘镇,在清代时也有大量粤人迁居此地,以经商为业,建有粤东会馆,至今老街上仍以粤语为主要交际语言,而且兴唱采茶歌,崇拜妈祖.由此可见粤语的影响力之大.

以妈祖(又称天后)信仰为例,从中亦可看出广东对广西的地缘文化影响.宋怎么发表源于福建的海神妈祖由于在民间传说当中有保航行平安之功,在明代时被封为天妃,清代时改封为天后,被东南沿海一带居民广为崇拜.随着明清时期广东商人入桂经商,他们把妈祖信仰带入广西,为之建庙祭拜.天后宫多分布在桂东地区,桂西地区分布较少,详见表1.

资料来源:广东会馆数量引自侯宣杰:《清代以来广西城镇会馆分布考析》,《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7期,天后宫数量统计来自清代广西各市县地方志以及笔者调查所得.

天后宫的空间分布实际上就是广西各地区广东商帮的势力分布的折射,其空间分布在此时与广东商帮的活动足迹相互对应起来,都是分布在建有粤东会馆的城镇及圩镇上,由此可见,天后宫地址的选择,实际上是广东商人经商足迹的一个印记,反映了广东在桂东地区的影响力强于桂西地区的现实.

以钟山县英家圩的粤东会馆为例,英家圩地处思勤江畔,在明末清初时是县西南的重要集镇,也是官盐的子埠.粤东商贾纷至沓来,办百货和丝绸店摊,购土产,开当铺,后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建立粤东会馆.当地居民多是粤东迁来的客家人,他们在会馆里建有天后宫,正殿前檐柱有对联,上面写道:“水德配天镇西粤无殊南海,母仪称后对螺岭如在羊城.”B15这反映了粤籍客商视异乡如故土的情怀.

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的五圣宫建于1743年,由广东商人捐资兴建,所祭祀的神像为真武大帝、伏波将军、冯三界、天后娘娘、龙母.据道光二十年(1840年)重修五圣宫庙宇碑记载,捐资重修的商号有39家,其中布疋行商号7家,白糖行商号8家,油榨行商号5家,谷米行商号19家.可见蒲庙圩谷米贸易是如此之大.五圣宫大门的楹联可为证:“联赫濯之声灵,陟降共随天左右,萃神通于简阅,亘萌粤东西.”B16正是由于大量广东商人来到邕宁经商,他们为了加强联系,建立五圣宫以联络感情,这充分表明了广东商人在当地的影响是巨大的.

四、两广地缘关系影响着广西区域开发的不平衡

两广地缘关系的强弱影响着广西区域社会的发展水平,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东快西慢,在文化上主要表现为粤文化以其强势影响力沿着西江自东向西辐射.

明清时期,广东是经济中心,广西是经济腹地,西江就象是血脉,联系起中心与腹地.许桂灵提出了以广州为核心的泛珠三角区域圈层状经济腹地的格局,首层经济腹地是珠三角各县市,第二层是西江流域,第三层包括了西江中上游桂滇黔川以及北江东江上源湘赣乃至福建.她认为这个以广州为中心的扇形经济腹地圈层结构明显呈等级放射状态,其辐射能量与距中心距离成反比,从核心到边缘逐渐衰减,经济能量的传递主要借助珠江水系为主轴线进行.B17

情况的确如此.以广州为发展极点的岭南区域经济市场,积聚了较强的经济能量,沿着西江流域自东向西的放射性辐射.广西境内的西江支流桂江、浔江、北流江、郁江、黔江、左右江等成为了两广经济格局中的支点,形成了以河流放射性分布的扇形格局.在扇形结构里,西江各大支流成为各扇骨,梧州作为扇骨的交汇点,扇形以桂林、柳州、南宁、钦州为扇面的外弧.在这个扇面里,广东对广西的地缘影响力最强,特别表现在经济方面出现了“无东不成市”的格局,而且桂东南地区由于毗邻广东,受广东经济辐射最强,逐渐成为广东商品销售市场和商品粮及其他原料商品的收购场,粤商在桂东南的城镇圩市建立了小百货店、各类土产的专门性收购行店、较大的手工业作坊、交通运输行业(主要是水运业)等基本经济行业,促进了桂东南地区圩市的繁荣和工商业的发展.最终致使明清时期广西区域开发的东西发展不平衡现象进一步加剧并定型,形成了明显的东西差异.

随着广东对广西强大的地缘影响力的增强,广西的文化也出现了明显的区域差异.范玉春认为广西各地文化发展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语言/方言的差异上,与这种差异相应,各地的风俗、民间信仰等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她将广西分为官话文化区、粤语文化区、湘语文化区和壮语文化区等四个文化区.贺州―南宁―龙州一线为粤语文化区与官话文化区、壮语文化区的界限.具体而言,即是桂东南地区流行粤语,饮食方面也有着浓郁的粤式风格,即喜喝凉茶,吃粥,嗜甜,戏剧方面以粤剧、采茶戏为主,流行龙母崇拜.B18

综上所述,明清以来,桂东地区深受广东这个经济大省的强烈经济辐射,而且移民的同源性也更加强了桂粤之间的联系,社会发展水平较快.并且在文化上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就造就了桂东地区社会经济、文化与桂西地区的明显差异.

注释:

① 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② 方铁:《论西南古代区域史的特点以及研究的内容与方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9期.

③ 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58页.

④ 《朱批奏折》,雍正八年九月初九日,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奏.

⑤ (清)谢启昆修:《广西通志》卷161经政略11《榷税》.

⑥(清)陈如金修:《百色厅志》卷3《物产》,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据光绪十七年刊本印.

⑦陆俊元:《地缘政治的本质与规律》,时事出版社,2005年,第138页.

⑧侯宣杰:《清代以来广西城镇会馆分布考析》,《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7期.

⑨(明)王士性撰,吕景琳点校:《广志绎》卷5,中华书局,1981年,第114页.

⑩(崇祯)《梧州府志》卷2《风俗》.

B11 《苍梧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76页.

B12(清)夏敬颐等纂修:《浔州府志》卷50《民俗》,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B13饶任坤、陈仁华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2页.

B14滕兰花:《清代广西天后宫的地理分布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

B15 郭洁:《英家粤东会馆》,《钟山文史资料》(第3辑),1991年.

B16此材料是笔者2007年10月在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五圣宫据内墙所刻的道光二十年重修庙宇碑记抄录.

B17许桂灵:《中国泛珠三角区域的历史地理回归》,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10~113页.

B18 范玉春:《移民与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7页.

〔责任编辑:袁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