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和谐社会思想

一般来看,思想中强调斗争,强调冲突的方面是很多的,甚至提出过与人斗其乐无穷之类的话语.在其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多次说大乱才有大治,乱也不要怕.所以长期以来思想都被认为是斗争哲学.但是现在来看,思想中还是蕴含着很多的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思想的.本文将对思想中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作一个浅析.

1.我们来看在政权建设中体现出来的和谐社会思想

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切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在同志为首的党的领导下,中国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虽然无产阶级政权已经建立,不但是官僚资本,外国资本这些具有敌我性质的经济体存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许多半资本主义的合作社,公私合营经济,个体经济及私人资本经济.对于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处理的办法当然是没收,这是无疑义的.但对于后面几种情况的处理,同志的思路走的是和谐之路.这与简单粗暴的苏联道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苏俄(联)在处理国内民族资本时,采取的极端的方式,简单地以没收作为处理.剥夺了民族资本家或当时的所谓富人的一切财产,让他们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这样的方式看上去的确革命,但是这样的不留出路的方式不但在国外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声誉产生了不良影响,而且在国内加剧了不必要的阶级对抗,形成了不和谐的局面,引发了很多问题.而我国采取的和平赎写政策不但顺利地完成了国内社会主义的改造,使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成为了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而且整个过程平稳,原来旧社会的剥削者也和平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没有像苏俄(联)那样引发社会的动荡,加剧阶级矛盾.对社会在和谐的状态下进行改造,是同志在政权建设中的一条重要思路.

在政权建设的整体思路上,同志对于和平公正的和谐局面,也是很看重的.1939年到1940年期间,同志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新主义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新主义论的学说,他认为,“中国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革命过程,只有在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补充,同志还认为,在新主义革命胜利后不能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是要建立一个新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不但要发展公有制经济,并且还要让资本主义有一定的发展,之后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在1949年3月举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同志就表达了这样的思想.

我们还是以苏俄(联)为例,在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后,帝国主义国家勾结俄国残余封建势力对苏俄政权进行了一系列的干涉行动,苏俄(联)在严酷的战时环境下,为了克服面前极端严重的经济困难,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系列后来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非常政策和措施.其措施包括实行余粮收集制,大规模组织工人征粮队下乡,将农民除口粮、种子粮以外的一切余粮收集到国家手中,后来征集对象又扩大到肉类、马铃薯等各种农产品.在工业方面,实行了广泛的工业国有化,不论大、中、小企业,一律国有,实行高度集中管理.在产品分配上,国家取消了自由贸易,粮食等一切生活必需品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实行实物配给制.

而在主观方面,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践正巧和人们头脑中的某种固有的社会主义传统观念相吻合.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些政策和措施看作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简捷道路.列宁等领袖都有这种“直接过渡”的思想.因此,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后,农村实行的余粮收集制非但没有取消,反而得到了强化.这引起了在战争期间默默承受重负的农民的强烈不满,他们不肯再接受这一政策.许多农民向各级苏维埃机关提交书,诉说自己的艰难困苦,要求停止余粮收集制.苏维埃政权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不可否认,这样严重的政治局面的形成,与苏俄领导人急于求成,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强行进行社会主义过渡是分不开的.

事实证明,同志的思路是正确的,由于同志注意保持社会和谐状态,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我们没有遇到苏俄式的政治被动局面.

2.我们再来看同志在经济建设上体现出来的和谐社会思想.

在思想体系中,工业化理论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论十大关系》中,根据苏联工业化道路提供的教训,提出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即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他们“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应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1]可以看出,同志所实行的重视农业的政策,就是要保证整个社会的和谐局面,使之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不出现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同志先见性的认识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保证人民的切身利益,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只会损害人民切身利益,不但不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更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苏东则正是这方面的反面教材.

在经济体制方面,同志是主张给地方放权,向下级放权.希望能造与地方双赢的和谐局面.在建国初期,由于深受苏联老大哥的影响,我们很多领域的建设都是按苏联模式进行的,经济体制亦然.这种高度集权的模式很快就显示出弊端,与地方因为经济利益的关系经常发生矛盾.地方政府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特殊利益.它们不再满足于仅仅作为政府的工具,并开始努力争取扩大自己地区的经济实力.在过分集中的财经体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地方政府往往显得缺乏积极性.由于财政收支不挂钩,地方政府缺乏尽力扩大财政收入的积极性；由于对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指针一年一变,地方政府也不可能对本地经济有什么长远规划.[2]这样的局面下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志认为,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经济体制上进行改革,要造成一个财政与地方财政和谐共进的形势.

他首先提出了扩大地方自主权问题.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利,给地方更多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鉴于苏联的权利过分集中于,把地方卡的过死,造成许多弊端的缺点,认为,像中国这样幅员大、人口多、情况复杂的国家,应当在巩固统一领导的前提上,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利.在这里强调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他在1956年4月2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问题.他在近30年前就提出企业自主权,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进行研究,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但是,我们通过对历史实事求是的分析,完全可以看出,同志在经济建设上,注意保持社会稳定,注意保证人民的权利,注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力克服消极因素.其思路充满了和谐的思维.

3 我们来看同志解决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时体现出来的社会和谐思想

新中国建立后,国际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的斗争日趋激烈,斗争的形式也日趋多样化,在硬的一手行不通的情况下,资本主义阵营打出和平演变的旗号,力图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影响社会主义阵营.而正在此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又由于种种原因,在经济建设上出现了失误,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引发了一部分人的不满.1956年波兰爆发的波兹南事件引发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我国部分地区也发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罢社的事件.如何面对这样的局面事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同志坚持要保持社会的和谐,理顺党群关系,维持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在看来,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谐,最重要的是要保证社会公平公正,而公平公正的社会,正是和谐社会的最大特征.

为此,首先对官僚主义开火,在建立政权之后,官僚主义在党内呈现出蔓延趋势,这不但危害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更使党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众,而作为人民领袖,始终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对此是不能容忍的.所以,一是坚决革除体制上的弊端,这是消除官僚主义的治本之策.二是着力解决思想作风问题,告诫全党：“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的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否则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3]三是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让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4]

同志虽然在执政后也犯过一些错误,对党和国家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是,同志在长期的革命生活中形成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现在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其中蕴含了大量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对我们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