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贫困问题的

摘 要：马克思早期已经接触到社会贫困的现实问题,并在社会贫困根源的分析中,阐述了许多经济和制度思想.首先,在《莱茵报》斗争时期,青年马克思开始意识到物质自由与精神自由的关系.其次,马克思从人的价值角度继续探讨物质自由与精神自由的关系,指出了人的经济价值与人道价值的关系.再次,马克思从理性主义的法哲学出发,把社会贫困问题归因于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从而开辟了对经济问题进行制度分析的路径.最后,在揭示一定社会关系客观性和根源性的基础上,青年马克思进一步为经济与的结合做了丰富的理论准备.

关 键 词 ：马克思；莱茵报；社会贫困；制度；经济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4-0037-02

1842年4月,青年马克思带着改造社会的理想与热情,从大学校园闯进了更广阔的现实天地,他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并很快担任了该报的主编.在这里青年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1]31.由于青年马克思缺乏经济学专业知识的储备并局限于大学时代的自我意识哲学,所以,在这些现实问题上,他总是从理想主义和黑格尔式纯粹理性主义出发去分析和辩论.整个《莱茵报》斗争时期,青年马克思一直尝试从人类理性中寻找答案,他相信：按照“法律的、的、政治的自由”等人类理性原则设计的制度安排,即代表人类普遍利益的理想国家,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方法.

与此同时,青年马克思又不满于从纯粹思辨的立场去看待问题,使问题变得不切实际、流于幻想.他开始对黑格尔式的理性主义感到困惑和怀疑,并在社会贫困问题的分析中萌发了新的倾向――研究物质利益问题并从中寻找现实道路的倾向,唯物主义的倾向.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说,“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1]31-32当然,这也是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立场的最初动因.

一、物质自由与精神自由的关系

在《莱茵报》斗争时期,青年马克思开始意识到物质自由与精神自由的关系.尤其在新闻出版自由问题的辩论中,一方面,马克思看到了“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187,作者如此,新闻出版行业也是如此,一个国家更是如此.普鲁士王国的书报检查制度恰恰是“以无思想、不道德而追求实利的国家观为基础的”[2]122.这时的马克思开始承认物质利益对精神自由和道德的基础作用.

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反对以纯物质利益为目的,而强调坚持精神自由的目的性.他认为人们的生活不能“只有‘细小’的利益,只有不变的利己的利益”[2]187,而更应该有自由的、的、政治的目的.作者不能仅仅把自己的作品看作谋生的手段,而更应该把它看作对正义和良心的声援；新闻出版行业也要借助自身的财产自由和行业自由,成为“把人民联结起来的普遍纽带”[2]194并发挥宣传革命的积极作用；而理想的国家也应该追求“政治理性和法的理性的实现”[2]118.以此来看,尽管还受自我意识哲学和理想主义的影响,但是这时的马克思已经基本理解了物质自由和精神自由关系的本质.关于这一关系,可以用青年马克思的这段话来做更为清晰、更为具体的回答：“作者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绝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2]192

二、人的经济价值与人道价值的关系

马克思从人的价值角度继续探讨物质自由与精神自由的关系,指出了人的经济价值与人道价值的关系.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说,“一个人无论被置于怎样的界限内,他总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而财产则总是只存在于一定的界限内,这种界限不仅可以确定而且已经确定”[1]247.马克思认为,人的价值本质上是内在的作为整体存在的人道价值,财产价值或经济价值只是人的价值的外部的有确定界限的形式,不能单纯追求人的经济价值而漠视本质的人道价值.莱茵省议会为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反例：当权者和私有者沆瀣一气,唯利是图而漠视人道价值.莱茵省议会把捡拾枯枝倒树归入盗窃的范围内,这简直就是“把一大批不是存心犯罪的人从活生生的道德之树上砍下来,把他们当作枯树抛入犯罪、耻辱和贫困的地狱.”[2]243在这场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获得胜利的是人的外在经济价值,内在人道价值却成为牺牲品遭到了失败；“获得胜利的是被奉为神明的林木,人却成为牺牲品遭到了失败.”[2]243马克思从抽象的人道主义出发,批判唯经济价值的观念,人道价值的关怀在马克思后来的整个经济学研究中不断发展深化并贯穿始终.

三、社会贫困问题的制度根源

马克思从理性主义的法哲学出发,把社会贫困问题归因于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从而开辟了对经济问题进行制度分析的路径.

一方面,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将社会贫困问题归因于立法的贫困.林木盗窃法,原本就是莱茵省议会和普鲁士国王为贵族和私有者利益辩护的产物；而进一步把穷人捡拾枯枝倒树的行为也归为盗窃,则是不顾习惯法和合理法的概念,扩大地产的法权,纵容土地私有化及其对穷人生活空间的压缩.在这样的情形下,立法精神和立法原则缺失了：国家和法不是按照自由理性原则行动,而是按照物质利益原则行动；不是为基本群众立法,而是为私有者和特权者立法；“法律就是撒谎,而穷人就会成为合法谎言的牺牲品了.”[2]243因此,马克思认为,人民日益贫困的状况正是立法贫困的结果,正是专制制度和贵族习惯法盘剥穷人的结果；进而他把改造社会制度和实行“开明的立法”当作解除贫困的途径.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分析具体的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也是马克思第一次从制度的高度去分析现实经济问题,这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

另一方面,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将经济批判的矛头再次指向当时的封建生产关系和普鲁士专制制度,将社会贫困问题归因于行政治理的贫困.在分析普鲁士政府这一“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精神及其体系”与摩泽尔河沿岸居民的贫困状况的关系问题上,青年马克思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同时也就是管理工作的贫困状况.”[2]376为摩泽尔河沿岸居民的贫困状况负根本责任的,不应是自然灾害或个别人的道德（如农民的懒惰或个别官员的失职）,而应该是当时的社会关系――“这种本质的关系就是既存在于管理机体自身内部、又存在于管理机体同被管理机体的联系中的官僚关系.”[2]369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把管理体制视作社会贫困的根源,还深挖管理体制背后的社会关系――官僚关系.青年马克思首次指出了一定社会关系的客观性和根源性,为经济问题的批判和制度批判提供了切入点. 与此同时,青年马克思还首次把等级特权关系看作了经济剥削关系和社会贫困的根源.他在分析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发现“一种人靠另一种人为生,而最终是靠那种像水蛭一样附在地上的人为生,后一种人只有许多只手,专为上等人攀摘大地的果实,而自身却靠尘土为生”[2]249.在这里,马克思清晰地表述了私有者和“一无所有的基本群众”的阶级对立,揭露了土地私有制的剥削本质,这是对封建生产方式的最激进的道德谴责,是马克思经济思想深入发展的重要一步.

四、经济与的结合路径之探寻

在揭示一定社会关系客观性和根源性的基础上,青年马克思进一步为经济与的结合做了丰富的理论准备.

一方面,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青年马克思指出“如果国家哪怕在一个方面降低到这种水平,即按私有财产的方式而不是按自己本身的方式来行动,那么由此直接可以得出结论说,国家应该适应私有财产的狭隘范围来选择自己的手段.私人利益非常狡猾,它会得出进一步的结论,把自己最狭隘的最空虚的形态宣布为国家活动的范围和准则.”[2]261尽管青年马克思相信理想的国家和法不应如此,而残酷的现实还是印证了他的担忧――私人利益还是完全支配了现实的国家和法,物质生产方式支配了政治的和观念的上层建筑.从这篇檄文开始,马克思逐渐对黑格尔式的理性主义产生了怀疑,并很快清算了黑格尔的“头脚倒置”的观念范畴.在这里,青年马克思已经发现不是私有财产的方式去符合国家和法的理性,而是国家和法去符合现实的物质利益；同样,不是个人的道德决定现实的经济状况,而是现实的经济状况决定个人的道德水平.

另一方面,这一思想在之后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进一步得到发展.马克思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强调“葡萄园种植者目前的悲惨境况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中和业务活动方面、甚至在道德观念方面迄今为止所引起的越来越大的变化”[2]369.他实际上强调了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对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巨大影响,指出人们的道德观念根源上取决于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物质利益境况.而且,青年马克思清晰地阐述了这样一个论断：“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人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人们就不会违反常规地以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恶意为前提,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起作用的地方看到这些关系在起作用.”[2]363在这一论断中,他清晰地说明了一定社会历史关系对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支配作用,再次接近了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与道德状况的本质关系：不是个人的道德状况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而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决定着人们的道德状况.青年马克思的这些思想逐渐开始接近“经济基础决定道德观念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具有重要的经济学价值.

综上所述,“社会贫困问题始终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发点与核心问题.《莱茵报》时期关于社会贫困问题的制度批判是马克思首次对具体的经济问题做出批判,因此它可看作马克思经济批判的开端.”[3]157正是在社会贫困问题的分析上,青年马克思开始把哲学理性主义的分析方法和抽象人道主义的关怀投向具体的现实问题.而且,他开始把社会贫困状况归因于当时的社会关系,即制度安排,开启了经济问题的制度批判路径.更为进步的是,他开始尝试从另外的角度――物质利益的角度――来考察现实问题,并力图理清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及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为经济学―学的结合做了更多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