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摘　要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股重要力量.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适应城市生活,完成“市民化”的过程,不但有利于推进我国“城市化”的进程,而且将为我国经济社会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提供重要的劳动力支持.但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进程仍然缓慢,诸多因素阻碍着该群体的“市民化”.社会资本的匮乏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融入进程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必须着力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匮乏的现状,以更好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

关 键 词 　新生代农民工　社会资本　城市融入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2010）,该群体为我国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新生代农民工虽然生活、工作在城市,却没有很好地融入城市、适应城市生活.王春光（2006）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半城市化”的状态——虽然进入了城市,在城市找到了工作,也生活在城市,但城市只把他们当作经济活动者,仅仅将他们限制在边缘的经济领域中,没有把他们当作具有市民或公民身份的主体,从体制上没有赋予其他基本的利益,在生活和社会层面将其排斥在城市的主流生活、交往圈和文化活动之外,在社会认同上对他们进行有意无意的贬损甚至是妖魔化.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融入度较低,他们就像一群“候鸟”一样栖息在城市,但城市不是他们的家,他们无奈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如候鸟一般迁徙”.

在诸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进程的因素中,笔者认为,社会资本的匮乏是较为重要的一项.当前学界尚未对新生代农民工因社会资本的匮乏而导致的城市融入进程缓慢这一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因此,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着重讨论这一议题——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占有现状、着力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匮乏的现状.

1.社会资本的定义及类型

在社会学研究体系中,社会资本可以说是一个较新的概念.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一概念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首先提出的,布迪厄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由制度化关系所构成的网络所具有的资源”.此后,经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S. Coleman）、美国政治学家帕特南(Robert Putnam)等人的进一步阐释和发展,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受到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广泛关注,进入了多学科的研究体系中.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在刚被提出时便是一个内涵丰富、难以精确定义的概念,这也正是“社会资本”研究的学术魅力所在.虽然对于社会资本的定义多种多样,但在总体上学界形成了两种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定义：一种是将社会资本看作封闭网络中的信任、互惠和规范网络；另一种是将社会资本看作开放网络中的信息和影响力.这两种视角看上去有很大分歧,但他们都突出了社会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特性：社会资本不是被个人所占有,而是存在于两个或多个行动者的关系之中；社会资本能促进行动绩效,无论是对于个体行动而言还是对于集体行动而言（周长城,2011：93）.

从社会资本的不同定义中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具有多种类型,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划分.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将以特纳对社会资本的分类为依据进行分析.特纳（2005）将社会资本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指人们组织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制度,例如稳定的货币制度、合法的和可信赖的政权、公正的法律制度等；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指社团组织和群体为保障和促进组织成员社会地位所进行的组织行为；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指社团和群体中面对面的社会互动.特纳的三种社会资本类型可以被概括为制度资本、组织资本和人际资本（周长城,2011）.在下一个部分中,笔者将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来分析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2.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特纳将社会资本划分为三个层次——宏观、中观和微观.显然,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同时,笔者认为这三个层次的社会资本的获取和积累,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制度资本.制度作为一种根本性的社会规范和制约机制,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种力量,是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博弈均衡后的产物.因此,制度资本具有获取上的被动性（不能主动获取,只能是被动地接受制度性社会资本的安排）、稳定性（制度一旦确立,不会轻易改变,具有较长一段时间内的稳定性）、相对公平性（制度安排只能是相对公平性,不可能照顾到每个人,只能是考虑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基础性（制度资本的获取将会影响中观层次上组织资本、微观层次上的人际资本的获取情况）、间接性（制度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影响是间接的,是通过影响组织资本、人际资本而产生的）.具体而言,制度资本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产生影响：（1）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就业中,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保障,逐步消除就业过程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歧视,促进他们的就业.良好的就业情况意味着稳定,这就避免了新生代农民工因不稳定的就业而长期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流动,有利于推进该群体融入城市的进程.（2）制度资本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城市政治生活的权利以及其他的公民权利,增加该群体的“主人翁”意识,从主观上加快其对自己“城市人”身份的认同.（3）制度资本能够影响组织资本、人际资本的获取和积累,而组织资本、人际资本又能在很大程度上直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中观层次上主要体现为组织资本.特纳所指出的组织资本是指社团组织和群体为保障和促进组织成员社会地位所进行的组织行为.笔者认为,组织资本是制度资本和人际资本的相似度检测,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了宏观层次上的制度资本,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了微观层次上的人际资本,这样看来组织资本就具有一定的整合功能（the function of integration).组织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影响主要表现为：（1）企业等组织能否将宏观层面的制度资本真正落实到中观的组织层面上并将其内化,从而为中观层面的组织资本的获取和积累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性保障.例如,国家、地方政府推出的一些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制度（例如职业培训、工伤保险、劳动合同等）,企业等用人单位能否真正将这些制度落到实处,从而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组织资本的拥有量,推进其融入城市的进程.（2）新生代农民工自发形成的组织（例如老乡会）,也是该群体组织资本的一种体现.这些自发形成的组织将新生代农民工连结在了一起,让他们有了归属感.另一方面,这些组织作为非正规的维权载体而存在,也是一种特殊的组织资本.笔者在和浙江省永嘉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瓯北分局工伤科的工作人员交谈的过程中了解到,新生代农民工在企业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老乡会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例如通过集体向企业施压等措施来维权.（3）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工作对象的非政府组织（NGO）作为该群体的一种组织资本,通过各种途径对该群体的帮助,也是该群体更好地融入城市的一种推进力量.（4）工会组织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一种重要的组织资本,是新生代农民工自我管理、自我怎么写作、维权的主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