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战与中国文化的走向

五四前后,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派和以杜亚泉、章士钊、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围绕东西方文化孰优孰劣、差异何在、能否调和,以及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展开了一场论战.这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论争的继续,是知识分子将国家出路与文化问题综合起来加以思考,进而寻求中国文化发展道路而掀起的论争.这场论战发生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带有许多新的特点,它对后来中国文化的走向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一、

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使激进主义势力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了有利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中国文化朝激进主义的方向发展

首先,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面临转折的时期,当时的文化论争与中国社会转型和政治制度变革交织在一起.由于激进主义更适应中国社会政治进步和现代化发展的需要,由此导致文化激进主义势力的形成和发展.

从这场论战发生的历史背景看,明显与当时中国向何处去,以及共和的命运相关联.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为中国这个东方古国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契机.但辛亥革命的成果只是昙花一现,辛亥革命后,伴随封建帝制的复辟,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又出现了复古的逆流.共和的命运会怎样?国家的出路在哪里?迫切要求人们进行思考和作出回答.对此陈独秀坚决地指出：我们要巩固共和政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于是,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激进知识分子首先从文化上寻求中国问题之解决,开始举起新文化运动的旗帜.陈独秀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于是,以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在反传统、反封建文化方面就带上了“完全”、“彻底”、“快刀理麻”、“洗刷干净”等激进主义特征.显然,从实现共和的角度看,激进主义文化思潮的产生,是适应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迫切要求.而近些年来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评判,往往避开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要求这一重要因素.

第二,激进主义者反封建的彻底性使其对文化保守主义采取了一种决绝的态度.这种态度是造成激进主义势力在文化领域里形成的原因之一.这次文化论战发端于《新青年》对封建旧文化进行的批判.陈独秀等激进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命运已臻奄奄之垂死之期”.中国文化的出路已经不能用渐进式去解决,它必须以彻底的坚决的法子去解决.为此,《新青年》的同仁们首先对中西文化的优劣进行比较,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等文章中,从政治习惯、道德、社会风俗等方面比较了东西文化的差异.通过比较,他们认为西洋文明则为近代文明,它“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因此,应淘汰传统的东方文明,代之以近代西洋文明.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才对文化保守主义采取了坚决否定的态度,并义无返顾地坚持文化激进主义的立场,

第三,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观点带有明显的缺陷和错误,特别是带有明显落伍的姿态,因而无法战胜激进主义.如,杜亚泉当时虽不否认东西文明之间的差异,但否认有优劣之别,认为不存在取此舍彼的问题.他甚至认为,西洋社会虽然科学先进,经济发达,但已“陷入混乱矛盾之中,而亟亟有待于救济”.东方文明虽然也有陋弊,但在精神文明上较西方略胜一筹,“吾国固有之文明,正是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他过分夸大西方文化的弊端和中国文化的优越性,乃至于主张以中国文化救济西方文化,这一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也是不合时宜的.因此,这些观点很难战胜激进主义一派.章士钊提出的“新旧调和论”不仅在于阐明新旧文化之间的继承性,更重要的在于说明中国文化不需要破除“旧有者”的结论.他的观点不仅不能使激进主义一派信服,反而导致其反传统的态度更为极端.当时,《新青年》、《新潮》、《晨报》、《觉悟》等刊物纷纷发表文章对其进行回击.陈独秀在《调和论与旧道德》一文中指出,“用新旧调和论号召天下”,是“不祥的论调”,“社会的弱点”.他认为,中西文化的性质截然不同,根本无法调和,他尖锐地说：“试问德莫克拉西是什么?纲常名教是什么?两下里折中调和起来是什么?”陈独秀等人把新旧文化、中西文化视为截然对立,水火不能相容的态度显然带有片面性,但在当时的社会气氛中,这种片面性无法得到纠正.另外,参与论争的梁漱溟和梁启超的文化主张也带有明显的缺陷.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都竭力赞扬儒家文化的高明之处,力图达到复兴儒学的目的.他们明显然夸大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危机和中国文化的优点,明显落后于时代大潮,其观点除了学理上的意义外,缺少政治的历史的进步意义.因此,他们的主张无论怎样自圆其说,只能被时代所否定,同样也不能被激进主义一派所接受.围绕着两梁“复兴儒学”的主张,东西文化论争达到了一个.《新青年》一派人物,又坚决地批判了两梁的观点.从而使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

尽管激进主义一派犯有形式主义的错误,但他们主张学习和接纳西方先进文化,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的进步作用大于其消极作用.正因为这样,激进主义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势力,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二、

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为后来中国人正确解决中西文化问题,探索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借鉴

文化论争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在中国文化史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从这一时期文化论争的特点看,参与论争的各方都表现了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对中国文化发展走向的深层思考.这一论战对后来中国人正确解决中西文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和借鉴.

第一,在这场论战中,人们的思想表现了与时俱进的特征.特别是守旧人物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随历史的发展而前进,有了一定的开放意识,所以,他们也不绝对否认西方文化的长处和完全回避东方文化的缺陷.如,杜亚泉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后认为：“东西洋之现代生活,皆不能认为圆满的生活”.梁启超此时对西方文化也并没有完全排斥.他在《欧游心影录》中也承认：“国中那些老辈,故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故有,诚然可笑”.这时的保守派不同于一般的国粹主义者,其思想中有值得借鉴的合理成分.此外,保守主义一派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完全不同于历史的复古主义或传统主义者的盲目排外和闭目塞听,而是根据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现实分析,确立自己的结论.如,梁启超就是根据他在欧战期间周游西方诸国的耳闻目睹著成《欧游心影录》一书的,他在书中就资本主义文化指出：“就专以新思想而论,因为解放的结果,种种思想同时从各方面迸发出来,都带几分矛盾性.”这些矛盾“消灭是消灭不了,调和是调和不来.种种怀疑,种种失望,都是为此.”从而他宣告了西方文明的破产.杜亚泉也说：“自然受大战之戟刺以后,使吾人憬然于西洋诸国,所以获得富强之原因,与夫因富强而生之结果,无一非人类间最悲惨最痛苦之生活.等然信赖西洋文明,欲藉之以免除悲惨与痛苦之谬想,不能不为之消灭.”当时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这些言论虽然是错误的,但其毕竟源于对现实的思考,因此,对于人们冷静认识西方文化以及纠正全盘西化的错误有一定的作用.其中对激进主义者的态度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正是在与保守主义者的论辩中,激进主义一派也承认了西方文化的弊端.如陈独秀曾针对保守主义者的观点说：“我们并不迷信西方已有的资产阶级文化已达到人类文化之顶点,所以现在不必为西方文化辩护.”

与此同时,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正是在这场论战中,思想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并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从而建立起科学的文化观.

第二,这场论战为后来中国人正确解决中西文化问题提供了经验教训.上世纪３０年代“中国文化本位论”和“全盘西化论”的出现,表明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争,没有使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问题得以成功的解决.当时的东方文化派和西方文化派在建构中国文化的大问题上,其思想主张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又有明显的错误.西方文化派指出中国文化的落后性,主张学习西方文化和创造新文化,是符合历史要求的,代表了当时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但他们把东西文化看成是水火不容的两极,把文化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因而主张彻底毁弃中国传统文化并以西学相替代,忽略了“创造”新文化所必须的“承传”基础.东方文化派虽重传统的“承传”,但它反对破除旧传统,试图以儒家精神为本位来接收西方文化,未能将社会政治剧烈变革与人文传统的延续有效区分,其落伍性与现代化要求不符.因此,他们任何一派的主张都未能解决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问题.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在《新主义论》等著作中,对于中西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等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这一科学回答一方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基本原理的运用,另一方面则充分体现了对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战的经验教训的吸收和借鉴.中国人的中西文化观,可谓是对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战的科学总结,它揭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中国文化前进的出路.

三、

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契机,创造了条件；而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后,长期规约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

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背景看,从新文化运动的发动,东西文化论争的展开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这是有着内在联系的一个整体过程.其中,文化论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第一,陈独秀、李大钊等发动新文化运动,热情讴歌和科学,带来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和追求真理的热望.特别是激进主义者对封建礼教、封建迷信进行了大规模的旗帜鲜明的批判,这为人们接受新思想扫除了道路.同时,经过这场论战,中体西用学说的“中体”终于让位于“西体”,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机遇,创造了条件.

第二,论战中的保守势力以欧战的后果作为判断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虽然失之偏颇,但他们对西方文化进行批判的时候,也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实质上等于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其结果自然会使人们产生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怀疑,从而开始自觉不自觉的将视线向社会主义方面转移.这样,论战对人们接受社会主义,进而选择马克思主义,在客观上起了促进作用.

第三,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较过去相比,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具有泛社会主义的现象.由于处于同一时代条件下,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以及受传统“大同”理想影响等因素,各派的代表人物虽在东西文化问题上针锋相对,却又不约而同地认同社会主义.早在１９１５年,陈独秀就指出,西方文化“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胡适虽主张实行资本主义改良,但他并不认为社会主义不好.他在１９２６年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种种流弊的出现,“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不断地发生”.他还根据当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工运动及俄国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指出,“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事实上,他并非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文化现象本身,只是认为当时的中国应先进行资本主义.不仅如此,东方文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杜亚泉和梁漱溟等对社会主义也同样给予肯定.如,杜亚泉认为,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经济的变动,“必趋向于社会主义”.梁漱溟则推崇基尔特社会主义.这些在社会舆论界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对社会主义的广泛关注和赞许,对推动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进而帮助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无疑具有舆论导向的作用.

第四,激进主义彻底的反封建的姿态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以及变革旧制度的目标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观极易沟通,所以,激进主义思潮的兴起,是中国人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之,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争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可以说,这场文化论战迎来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文化成果最终成了长期决定着中国文化走向的根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