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空间分化如何可能

内容摘 要 城市社会空间分化已成为当下中国居民的日常体验.从齐美尔和芝加哥学派的早期探索,到政治经济学派、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和新韦伯主义学派对城市社会空间分化的研究,空间逐渐进入主流社会学的视野.立足于西方城市社会学对城市社会空间分化的理论研究,从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的运作及二者合谋的角度,对转型时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化的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会发现中国式城市“增长联盟”正在形成.

关 键 词 城市社会学空间理论城市社会空间分化中国意义

作者1何淼,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2张鸿雁,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210093）

城市空间分化作为人类文明进化的表现方式,一直是城市社会学关注的焦点.其中空间再生产和城市空间的社会公平意义,与现实的中国城市社会变迁呈正相关影响.如在当代社会科学领域,对城市社会空间问题――“社会空间秩序”的关注,被视作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道德进步”［1 ］.在西方社会,自上世纪50年代大规模“郊区化”现象发生后,社会空间分化现象愈发明显,导致城市空间呈“碎化”和“极化”：一极是社会精英所居住的高档封闭社区,一极则是城市下层、低收入人群或有色人种的大规模聚居区,［2 ］城市中的社会空间公平问题正成为城市问题的最集中表现.在此背景下,研究西方城市社会学有关城市社会空间分化的理论和实践,从而挖掘当今中国城市空间分化的运作逻辑视角,来城市社会空间分化的城市社会学意义,对认识当代中国城市社会来临的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刻性大有裨益.

传统经典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的启示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社会空间亦进入了异常活跃的发展时期,各种“门禁社区”的出现以及历史遗留社区、“城中村”的存在,都表明社会阶层分化与城市空间结构分化正在中国的城市出现社会空间分化似乎已经成为今日中国城市印象之一.这与美国城市社会学家迪恩•,斯若伯格提出的西方“前工业城市”的重要特点,即阶层分异与隔离现象有着某种程度的类似.

针对中国城市空间分化的问题,国内学界也从社会学、统计学、地理学、建筑学等多个角度,从城市空间的社会属性和物理属性切入了空间分化研究.2005年以来,此类研究呈大幅度上升的趋势.在相关研究成果中,特别是国内早期的研究,很多基本理论与思考方法,都与传统经典社会学的城市空间理论有关：一方面,齐美尔开创性地提出了空间所具有的社会属性,为研究社会空间分化提供了理论上的“合法性”,成为后续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芝加哥学派的实证研究为中国学者进行城市空间研究提供了诸多经验范例,使得这一时期中国城市空间的实证研究蓬勃发展起来.

在经典社会学理论家中,齐美尔首次打破了将空间单纯地视为一个物理存在的狭隘定义,指出了“社会和空间的同存性”,将空间纳入了社会学视域.齐美尔提出,空间的物理形态是“毫无作用的形式”［3 ］,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使此前虚无的和无价值的空间变为某种对我们来说实在的东西”［4 ］.在他看来,由人们之间的互动形成的社会行为和空间特质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交织.由此,齐美尔从互动的视角入手探讨一种不同于客观物质环境的社会空间建构的可能性.当空间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也具有了如下特性：（1）排他性,即“每一个空间的局部都有某种唯一性”,不同的空间被不同的主体所占据；（2）分割性,空间是被分割使用的并拥有各自的边界,每一个空间内都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有机体,遵循各自的交往规则；（3）固定化,空间可以使其中的内容被固定化,并形成特定的关系形式,即我们称之为“地点”的空间；（4）接近感或距离感,空间上的接触可以使参与者的关系性质发生变化；（5）不同空间单元中的社会群体是否具有流动性与社会分化程度存在着某种关系.［5 ］其中,空间中的社会行动受制于“分割性”和“排他性”特征；空间的分化是社会群体分化的折射与表现,不同群体间的社会行为最终导致社会空间分化.

而在大西洋的彼岸,针对19世纪后期西方国家工业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及其日益严重的社会阶层及居住区隔离现象等问题,芝加哥学派从生态研究的途径展开了其对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代表人物帕克从生态理论的角度来研究城市空间格局及其相互依赖关系.芝加哥学派认为,城市的区位布局与人口的居住方式是个人通过竞争谋求适应和生存的结果.城市空间组织的基本过程是竞争和共生,自然的经济力量把个人和组织合理地分配在特定的功能位置上,使之各尽其材,各得其所,最终导致最佳的劳动分工和地域分化,使整个城市系统保持平衡.［6 ］因此,经济要素是决定城市社会空间分化的自变量,城市空间分化是经济竞争的自然产出.伯吉斯的同心圆理论、霍伊特的扇形理论、哈里斯和乌尔曼的多核心模式都是这一时期对城市社会空间分化的研究.

总结城市社会空间的早期研究,齐美尔是从高度抽象的角度对空间及其特性进行具体分析,“空间”开始作为一种“社会的存在”而被概念化,开创了社会学的空间研究话语；而芝加哥学派则以“城市”为切入点,将齐美尔的“空间”研究真正落到了经验层面.虽然齐美尔在城市空间的社会学研究上迈出了一步,但由于芝加哥学派在社会学研究中占据长达半世纪的主导地位,在早期研究中,城市空间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消极的物理空间,而非一种社会构建的空间,这也使得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在解释社会空间分化时略显单薄,尚未明确地揭露出空间分化背后的机制,仅将复杂的社会行动和空间结构关系简单地化约为经济竞争.受到芝加哥学派的影响,早期国内学界关于城市空间的研究多注重某一时间断面的静态空间分析,空间分化并没有和空间内群体分化的研究有机结合,城市社会空间分化的内在机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新城市社会学对社会空间分化的研究价值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传统生态学范式的影响日渐式微,新城市社会学逐渐崛起,其空间理论的研究亦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成为空间研究的主导话语.根据兹金的分类,新城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个学派：以列斐伏尔和哈维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派,以卡斯特尔为代表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以及以帕尔为代表的新韦伯主义学派.［7 ］虽然以上三个学派对于城市社会空间分化有着不同的解释框架与研究路径,但都将城市社会分化和空间分化的耦合视为其研究出发点.这对于1978年以来市场经济转型和住房制度改革下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化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并且促使国内学者的研究焦点由“空间描述”转向“机制阐释”.

1．资本积累与资本循环过程下的城市空间生产与社会空间分化

以列斐伏尔和哈维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派,从资本主义体系的角度对城市空间分化进行研究,将城市空间问题置于资本主义的宏观框架下去考察,指出城市社会空间分化是如何践行资本运作的逻辑的,是如何实现资本主义对资本有效运行的需求的.

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首先提出了空间所具有的典型的社会关系指向［8 ］,由此开展了关于“社会空间辩证法”的论述,真正将空间要素与社会要素糅合起来,从本质上揭露出空间所具有的“可生产性”和“被生产性”,以及其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内在意涵.“它变成辩证的东西：产物―生产者,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支撑物”［9 ］,可以发现,空间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被用来生产剩余价值［10 ］.空间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转变成了商品,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决定了必须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11 ］.作为一个商品,空间的生产承载了商品生产的逻辑,实践着各种资本性、政治性的意图与目的.因而,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所造成的中心与的分化和矛盾,首先是城市本身功能的分割和分散,由资本利益而形成的城市空间组织造成人口的分割和分散,城市中心区吸引和集中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机构与商业功能,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被迫向边缘地区置换.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所导致的决策机构在大城市或城市中心的集中,也造成地区的依附性,不发达的地区与大都市中心之间的分化变得越来越明显.［12 ］

受列斐伏尔将城市空间作为“工业资本社会再生产”工具的批判的启发,哈维将城市现象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结构联系起来,从更加宏观和批判的角度研究城市问题、国家权力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13 ］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这个人造环境的生产和创建过程是在资本控制和作用下的结果,是资本积累的需要,资本主义下的城市化过程实质是资本的城市化.因此,城市的生产和创建负载了资本主义的逻辑,即为了资本的积累和利润.［14 ］

同时,相较于列斐伏尔提出的“次级循环是资本主义缓解初次积累危机的出路”,哈维认为,资本投资向次级循环的转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过度积累的问题.这源于城市物质环境本身是一项长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如果这种投资没有及时在相应的时间内收回,资本就会贬值,这样资本必然要再流向利润更加丰厚的地方,［15 ］于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得不在保存建筑环境中原有资本投资的交换价值和破坏这些投资的价值以开拓更大积累空间之间进行两难选择”［16 ］.由此,城市空间陷入了恶性的频繁改造之中,在资本主义的城市化进程中,在追求更加有效的资本运行的过程中,在追求更多的利润创造的过程中,城市社会空间分化出现了.

观照今日的中国,也在上演着与此类似的区域功能分化与城市社会空间的非均衡化发展.如城市的新区、开发区由于其空间资源所具有的未来增值潜力和巨大的再生产能力,吸引了大量的资本入驻,区域功能也愈发向着现代化、复合化的方向演进,往往代表着城市发展的新兴活力；而老城区某些空间（如居住密集区）则由于可利用的空间资源有限和较低的空间产出值,成为资本遗弃和逃离的区域,发展日趋缓慢,功能日趋老化和单一化.

2.国家干预的集体消费品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型塑

如果说列斐伏尔和哈维的论述是从资本主义的“生产”角度进行的,卡斯特尔则将其论述的重点放在了“消费”领域,阐释了由支配阶级控制的集体消费品如何影响城市空间结构.卡斯特尔明确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时期,住宅、运输、学校、健康照顾、社会怎么写作、文化设施,以及舒适的环境,这些都是通过空间得以生产或者传递的产品或者怎么写作,它们构成了市民生活的核心部分并成为支撑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物品,即集体消费.［17 ］集体消费品的存在则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从而保证资本主义的有效运行.而集体消费品的特性决定了它的供给只能来自集体而非个人.正因为如此,对那些利润少,而正常经济运行所必须的,同时又能缓和社会矛盾的部门和怎么写作,实行国家干预就显得很有必要.［18 ］

卡斯特尔进一步指出,集体消费品将产生对城市空间结构较为深远的影响,其中以住房阶层化最为显著.他以“公共住房”为例,来说明国家干预的集体消费品是如何型塑城市空间以及造成新的不平等的.如“限制外来工人购写公共住房的约束规则（法国外来工人不能购写超过6.75%的公共住房,而这些外来工人却占到法国建筑工人总数的30%）”［19 ］,这继而导致了“流浪者占据着条件很差的贫民窟――这些地方集聚了不符合任何选择标准的人（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靠工资为生）,而他们往往几年都处在‘动荡’的状态”［20 ］.可见,由统治阶级社会利益所决定的集体消费品的生产成为城市空间分化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城市房屋拆迁中,政府提供的安置住房作为一种集体消费品,大多位于城郊.由此,在强制执行拆迁的过程中,原先城内普通居民的生活空间被迫向城市边缘置换,而城市中心则成为资本、权力与声望上都占据优势地位的强势群体聚集地,新的城市空间区隔与阶层不平等的产生,受到了国家权力介入的集体消费品的牵引与影响.

3.城市经理人［21 ］影响下的生活机会分配不均及居住空间分异

新韦伯主义学派继承了韦伯的科层制、市场情境理论,从生活机会分配不均的角度切入住房资源分配问题,强调了政府的科层制运作在城市社会空间分化（尤其是居住空间分化）中的影响.

基于对英国工业城市伯明翰的一个内城区斯巴布鲁克的住房与种族关系的经验研究,雷克斯和摩尔提出了“住房阶级”理论.他们认为,居民的市场能力和经济因素并非是其住房质量等居住条件的决定因素,它还是市场机制和科层制体系运作的产物.以国家投资兴建的公共住宅为例,如果将其与私人投资而产生的“住宅市场”结合起来考察,就会发现这两个过程共同导致“住房阶级”的产生.［22 ］如伯明翰的白人中产阶层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获得私人拥有的郊区住房；白人劳动阶层则可以通过政府科层制的分配机制入住郊区的公共住房；除此之外的居民（主要是移民）只好在内城的过渡地区寻找栖身之所.［23 ］因此,在雷克斯和摩尔看来,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化主要是因为生活机会分配不均,即个人在市场机制和科层制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是不同的.

但雷克斯和摩尔对于社会群体获得资源的途径是如何被决定的,以及为何呈现出不平等的状态并没有给出解释,帕尔则试图通过“城市经理人”或“守门人”这一变量进行解释.在他看来,“城市资源不是随机分配的,也不是由职业地位决定的”,“不同群体得到城市资源的机会是受到限制的,其中,城市资源的管理者和控制者扮演着关键的角色”［24 ］.在新韦伯主义学者看来,国家日益成为决定人们生活机会的关键因素.权力群体控制城市中生活机会的分配、控制城市增长的证据,导致了“被操纵城市”检测说的形成,［25 ］关注具有政策优先权的强势群体――城市经理人,是新韦伯主义学派在城市空间分化研究中引入的一个关键变量.

综上所述,新城市社会学理论从资本运作、集体消费、政府科层等多个角度切入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不同学派均从各自的理论逻辑出发探讨了城市社会空间分化的问题.新城市社会学理论将城市社会空间分化纳入权力关系和市场化运行体制中,弥补了芝加哥学派“空间拜物教”的不足,更为深刻地揭示了城市生活中已经存在的和即将发生的社会空间分化现象.新城市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思路对于进行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化研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对社会空间分化的分析必须依托于对宏观背景的把握,如经济结构的作用、国家权力的干预、社会阶层的分化；另一方面,在中观和微观层面,应该关注社会空间分化的具体表征和新的空间分化再生产是如何形成的.

西方城市社会学空间理论的中国意义：

对转型时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化的解释

随着城市社会学关于社会空间分化的研究日渐深入,我们可以发现,城市空间不再只是作为各种社会活动的“容器”或“背景”,而是社会建构之产物,是与经济资本、政治生活、权力运作等交织在一起的具有多元意义的社会空间.从这种理论视角出发,反观转型时期的中国城市,伴随着土地政策和住房政策的改革,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化正呈现出一种新的机制、模式与特性.

笔者认为,在当今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化中,政府、开发商（资本）形成一种共构关系,共同构成了城市空间分化的动力机制,即：资本逻辑+权力逻辑→“城市增长联盟”主导的城市空间分化.追求土地价值带来的经济效益和利润增长的市场行为和政府行为,鲜明地解释了当下中国社会场景中的空间分化的动力.

1.资本逻辑运作：城市空间结构成为生产力的一部分

在政治经济学派眼中,城市空间是为资本积累和利润创造而存在的,城市空间结构的变迁是为了创造出更多的利润,使资本的运转更为有效.因而,从国内市场化不断深入的角度看,由于土地经济使用的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呈现出越来越强的经济利益驱动性.［26 ］

在今日中国的时空背景下,由于土地政策的改革,城市土地由无偿使用变为有偿使用,突出了以往建设中经常忽视的土地稀缺性、经济性特点,城市土地开始按照经济规律运行,按照经济效益高低发生结构性调整与功能性置换.［27 ］土地资源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源而存在,使附着于土地之上的城市空间愈发成为资本逐利的空间.通过评估不同城市空间的资本价值与资本增值能力,企业（开发商）的资本总是向最具价值的城市空间流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住房商品化的改革,城市住宅成为企业竞相投资的热点,其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对房地产空间生产所具有的超额利润的追逐：城市的中心区被大型购物中心、高级房地产项目所占据,成为炫耀性消费的空间,一般市民的城市生活空间则日益边缘化.同时,由于城市社会空间与其他商品一样具有有限性,在人的无限增长的前提下,所有的城市社会竞争都与城市社会空间竞争有关,如一个家庭生活空间、一个组织的发展空间、一个商业业态空间、一个个体职位空间,甚至一个停车位等,无不具有典型的社会资本属性和商品属性.［28 ］在资本力量的角逐和竞争中,不同的城市空间被赋予不等的资本价值,空间的差异性被构建起来,城市社会空间系统正在资本运行中割裂着,具有稀缺性的城市空间正在被资本牢牢控制着,在当代中国城市,一些优质空间正在被少数群体控制,而由此形成的“空间霸权”已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正如哈维所言,资本的流动有效地带来了某个区域的“繁荣兴旺”,亦有效地制造了一个个“萧条”的社区,资本流入的热点区域引发了新一轮的城市空间分化,资本日益成为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化的核心力量之一.

2.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双重运作：政府的双重角色――“城市经理人”+“超级企业”

对于政府而言,随着市场转型的加速推进,城市政府以传统的“城市经理人”和过分追求经济效益的“超级企业”的双重身份参与对城市空间的控制.一方面,政府一般企业所无法获得的公共资源；另一方面,政府拥有企业所不具有的行政权力,制定竞争规则的权力,规避风险的权力.［29 ］这都使得,政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介入了城市管理与城市空间开发.

首先,作为城市经理人,中国地方政府必须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一系列经济指标,而这诱发了地方政府企业化管理城市的倾向.与西方“政府―自治组织―民众”城市社会结构相比,中国的城市社会结构主要表现为“政府―民众”二层结构.城市在总体上也是一个“单位”,城市市长及城市自身要完成上一级“单位”下达的经济、政治考核和社会发展指标,城市在某种意义上也作为一个考核“单位”而存在,导致城市政府行为出现经济化和企业化的倾向.［30 ］由此,中国政府的角色从单纯的“城市经理人”变为“城市经理人”+“超级企业”的双重角色.

其次,作为“超级企业”,中国地方政府可以利用行政权力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在中国既有的法规与政策体系中,城市空间资源是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可以直接干预、有效组织的重要竞争元素,也是政府“企业化”的重要载体.［31 ］地方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利于土地出让的制度,利用行政指令有效地控制着土地资源,对城市土地利用空间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在一些地方政府,土地直接税收及城市扩张带来的间接税收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40％,而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32 ］由此,地方政府成为土地出让金的“主要受益者”,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的意愿也愈发强烈,对城市空间的行政控制成为政府换取资本进驻的制度优势.

在此思维逻辑下,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化也愈发显现出浓厚的权力支配的色彩.作为一个同样追求资本积累的“超级企业”,政府利用其权力参与了城市空间分化的过程,如目前许多城市正在进行的旧城拆迁和新城扩建,正是由“城市经理人”所支配的城市空间结构变迁.

3.权力和资本合谋：中国式城市“增长联盟”的形成

“增长机器”或“增长联盟”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城市发展的主流理论之一.该理论的主要倡导者莫洛奇认为,城市最主要的任务是增长.在促进增长的过程中,经济利益集团、公共部门等结成了一个所谓的“增长联盟”［33 ］.而“增长联盟”的目的是,在城市增长的过程中实现各联盟主体的利益最大化.

以“增长联盟”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城市,可以发现,资本和政府正在共赢的局面下结成这样的一个“增长联盟”.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目标有二：一是实现所辖区域的利益最大化,即最大程度地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完成政府下达的各项指标；二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促进本地发展的问题上,政府和私人资本各取所需,结成同盟.拥有经济资本的开发商千方百计地通过置换、购置旧物业,进行重新开发以获取房产和级差收入.政府则通过政策干预、金融杠杆和对于土地租用的监管来控制城市扩建的方向和步伐,并从中实现对政绩的追求.［34 ］

然而,中国式城市“增长联盟”又显现出了与西方不同的特点.在传统自由资本主义下的“强市场―弱国家”模式中,西方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化更多遵循的是市场配置的逻辑.而在中国“强国家―弱市场”模式中,作为政府主导型社会,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化则表现出强烈的政府作用的逻辑,政府所拥有的行政力量在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化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政府通过政策影响社会结构,如新的就业政策、货币政策、人才政策、保险政策及新的住房政策等［35 ］实现分化效应,迎合市场需求,谋求与拥有经济资本的开发商的多种方式的联合.

因此,在当今中国市场转型的背景下,国家（政府）和市场（开发商）共同参与了城市社会空间的再生产与分化,其目的都在于共同保证土地价值的最大化.而在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共赢的局面下,一般市民的生活空间则受到了挤压,经济收入较低和“生活机会”占有较少的弱势群体经由空间分化而逐渐形成社会区隔,城市空间也由于其价值的差异产生出分化现象.在现实利益的驱动过程中,在追求城市指标增长速度的过程中,在政府决策的主导过程中,以居住分异现象为代表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化,在权力和资本合谋下的伙伴关系――中国式城市“增长联盟”的主导下形成了.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05JZD0038）――中国城市化理论重构与城市化发展战略之阶段成果；南京大学江苏省城市现代化研究基地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