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谐是社会和谐之源

总体与局部相互矛盾的利益诉求是不和谐之源

全民追求“和谐”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只有中国这样的农耕民族才会有这样持久的愿望.中国人崇尚“静”,对各种动荡、争斗等“不和谐”状态都怀有某种厌恶甚至恐惧.千百年来,尽管中国人一直在努力追求,但是那些体现为和谐社会的所谓“盛世”,都不能持久,“四海升平,国泰民安”总是不经意地被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所更替,什么原因?我认为,那些“盛世”所表现的和谐是表面上的和谐,只是在一定的时候以检测象的方式维持着,外部虽是一片莺歌燕舞,而文明体内部,那些不和谐的内在因素终究会逐渐外化,必然的结果是陷入可怕的社会动乱.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矛盾性所致,不除掉这个内核中的不和谐因素,中国文化的演进就永远受到这个周期律的嘲弄.

关于和谐,眼下有一个很有意义的简单比喻――交通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和谐最能说明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这就是公共交通的有限性与私家车数量激增的矛盾.作为局部或个体,挤公交越来越“痛苦”的时候,解决的办法是写私家车,而这个个人的决策正是造成公交进一步拥堵这个社会问题的首要原因.应对或解决这个问题的和谐化对策,就应当从这个矛盾入手,上海的“上牌照税”的持续征收和北京的大幅度降低居民公交费用都是有效的措施,但是想根治它,力度显然还远远不够.

“和谐”的本质和最高境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完全平衡

《辞海》里居然没有“和谐”这个辞条,而印数巨大的《现代汉语辞典》里只说是“适当和匀称”,那么什么又

叫“适当和匀称”呢?这个说法的主观性太强了,我想大概所有看到这个解释的读者都不会满意这个解释.如果让我对它做个尝试性的解释,我认为,“和谐”应当是“人们所判断和观察的那个社会的存在方式合拍于大自然演变规律的程度,或者那个社会现象本身所具备的、向着大自然本性方向的趋同特征”.如果用“反说”的方式来表达,反而能说得更清晰一些,那就是：凡是违反自然规律的社会事物和社会行为,凡是缺乏自然属性的社会文化产物,都应当被名之“不和谐”.

要把我上面这个观点说清楚,得先说得原始一点、绝对一点.

一切形式的人类文化虽都生于大自然,相对于大自然的“原教旨”来讲,所有的文化形态都是一种对抗,因为大自然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大自然中更没有所谓文化,人类创造文化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自然的一种超越、一种挑战、一种否定.当然也正因为它存在的本身就是对自然之元的一种否定,也注定了它的必然归宿一定是湮灭于大自然之中,无声无息.理由也正是大自然不能“容忍”一个小小的物种恒久地用任何方式来否定自己,它只能在一组严格的特定条件下苟且地存在于宇宙的一瞬间.说句遥远一点的话,印度教（尤其是产生于印度教的佛教）文化之所以有恒久的历史价值,是因为它比起别的宗教来,更能体现出它虔诚地追求上面所说的这个大自然的“原教旨”.

因此,从根本上讲,所有文化,本质上都是不和谐的、反自然的,人们追求的目标仅仅是在尽可能地“讨好”大自然,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而逼近那个只存在于自己心中的“和谐”.

然而,就是这个“对抗”大自然的一套生命体系和文化体系,在地球上产生了,人类这个物种就是靠着它的文化征服了所有其他物种,成了自封的“万物之灵”.可见,这个“存在”在其生发的过程中必有其道理蕴涵其中.这个道理就是人类掌握了自然规律中的高级法则,――它被人们总结以后,就成了人类文化.这样就比只知道饥餐渴饮的其他物种“上”了一个档次,而其他物种的动物们只能识别大自然的极其简单的信号,只能对生存环境的外部刺激做一点点条件反射而已.

同理,在人类的各种各样的文化里,能够长久生存的文化,又比那些被淘汰掉、或被“征服”了的“落后”文化更具“自然性”,――也可以这样说,是因为创造出这样文化的人们“悟”出了并使用了更高级一点的自然法则.当今最具生命力的文化比起仍然存在的未消失的弱势文化来,也可以做如此理解.

传统文化的封闭与落后体现在它对自身的矛盾性采取“鸵鸟政策”

因此,文明体或文化体系的内部结构都是不和谐的,这是绝对的、终极的矛盾.所有民族的历史都是在对这个矛盾进行抗争,只是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中国人用忍让和说教的方式企图达到资源分享的目的,但那显然是有限度的,其结果是中国人的体质不断弱化,精神不断文弱；而其他民族则有的采取对外征战的方式,有的采用移民的方式,还有的长期以劫掠他人的方式来解决此问题.

历史上,我们的文化曾经是几个最强势的文化之一,但是近代以来,又有更强势文化迅速地走到前面去了,更严峻的事实是,他们不但创造了人类空前的辉煌,还主动打上门来,威胁到我们自身的安全,在这样的挑战面前,我们的文化显得力不从心,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现在去反省那段历史,最大的收获应当是,我们终于抓到了机会,可以从容地审视一下自身文化中的沉疴,也就是容我们检讨一下,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哪些地方存在着明显的违背自然规律和自然属性的谬误,然后据此改造我们的文化,从而获得发展的机缘.这个过程,就是把我们的文化进行“和谐化”改造.文化的（相对的）“和谐”程度提高了,社会才能取得一定程度上的进步,相应地,社会才能向着“和谐”的方向迈进一步.而把更深层次的文化实现了“和谐化”,则是更有效率的“社会和谐化”的前提和保证.简单地比喻一下就是,仅仅把大街上的垃圾清理掉,远不及把人们心里的污浊清理掉来得彻底、来得有价值.

达尔文的理论核心是“适者生存”,因此也可以说,人类各个文明之间的竞争也可以理解为“比赛一下,看看谁的文化更具备自然属性”.

社会和谐首先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弊病是什么?这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说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有两个：一个是“忠”,一个是“孝”.两个相互矛盾的核心同时存在,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忠”是君主崇拜,“孝”是祖宗崇拜.它们从本质上是相互矛盾的.换一个说法,“忠”是国家机器的基础,“孝”是系维家族体系的根基.实际上,中国文化是这两种文化的交叉,于是矛盾就产生了,一边是以君主利益为代表的国家文化的保守性及其所“提供”的有限资源,另一边是以祖先崇拜为秩序的家族文化的无序发展性以及对资源无限的要求,就决定了中国两千年传统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必然是个正弦曲线的图形（这条曲线可以近似地以人口数量的变化来显示）,用罗贯中的话来说,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动乱与大专制互相否定又互相补充.

按照这个规律,中国在19世纪就应当再现汉末、唐末、明末那样的剧烈的人口减员,但是有几个因素推迟了这个来自大自然的“报应”,使得那条“正弦曲线”直到现在还一直在向上爬行.

一是清初的疆域开拓.开始时是向西北、西南地区的移民吸收了大量的多余人口,后来在清朝中晚期东北地区这片所谓“龙兴”禁地也变成了吸纳多余人口的“蓄水池”,这就是延续了上百年之久的名为“闯关东”的流民潮.

二是双季稻的实验与推广.在康熙皇帝的谕旨下直接指导进行的双季稻试验,在乾隆年间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使得粮食的产量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提高.

三是从美洲传来的玉米、甘薯等旱地高产粮食作物被西方传教士带入中国.

到了20世纪,更有大量的近现代科技成就对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发挥了作用,其中值得列举的有,德国人发明的化肥造成的粮食增产,中国科学家袁隆平和李振声分别在水稻和小麦增产方面的突出贡献.

但是,以上这些因素只是延缓了上面所说的那条正弦曲线的下滑,并不能彻底解决中国人口因“内控无力”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稳定的巨大压力,只要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继续存在（哪怕是它的残余还存在）,这个内在的不和谐性就会继续地在中国社会内部发挥着无法回避的负面作用,它不会因为外界条件的变化而自行消失.

这个不和谐性在君主专制制度式微以后仍然顽强地存在着,这是因为文化比制度更具基础特征,文化的改造比制度的变革要困难得多,如果拒绝以马尔萨斯咒语的方式解决问题,就必须面临一段较长时间的社会转型期,以解决社会转型前遗留下来的人口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清算家族观念,逐渐消除它对社会稳定的巨大压力.具体到政策层面,就是国家极力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这是把它作为基本国策的深层次原因.

君主专制制度实际上是一个极其愚蠢的制度,是一套自己为自己掘墓的文化规则.它无视自己座椅下的那个“火山口”的存在,――只要时间是不停延续的,从那个“火山口”里就会涌出无穷大数量的人口,而它正是毁灭一切现实权力的魔鬼.统治者只知道这是一个“须大防”的关键所在,于是发明了被西方人称作是东方式的专制制度.无论是用阉割后的孔子学说作表面文章来欺骗和麻醉民众,还是推行科举制,把民众中最受人推崇的优秀分子吸收进来帮忙,到头来都只是有限度地延长一个又一个朝代的生命,而无法改变中华帝国这样疟疾病式的发病规律.其间根本不会发生社会整体性的进步.被不少现代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所谓“四大发明”也只停留在技术性的层面上,不会成为推动社会管理层面进步的动力,更不会成为推动整个文明实体进步的力量.

如何回击“谁来养活中国人”这个带有挑衅性的问话

来自西方媒体有一句非常浅显的话,“谁来养活中国人?”本来是一句非常带有挑衅性的轻蔑问话,是西方人对中国人固执的陈腐生活观念的不屑和责难,中国人应当能听出其中的侮辱性；但是不少中国人就像武林人正常“接着”一样地回答“我们中国人自己养活自己”,并搬出现在中国的粮食产量作为依据,于是就自以为正面回应了挑衅,心里还充满了自豪；殊不知,这句话中隐含的“你们中国人就是为了吃而活着”这个含义,是不能就那么简单予以回应和了结的.我们现在是能自己养活自己了（袁隆平和李振声在这方面给中国人争了点面子）,但是并没有以自己的行动在回击这句问话的回合中得到满分.因为让西方人产生那样想法的根源依然存在.看来,真正拿到满分的时候还要等待很久,因为眼下我们确实要首先解决我们社会不和谐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衡问题（不能说没有饿死人的现象,社会就和谐了）,人人要有业可务,――那么多的多余人口无法“安置”,毕竟是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征兆吧.而这仅仅是问题的浅表层面,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则要求民族精神来一次升华.这是另一个大话题,只能按下不说.

“有业可务”这个问题的核心集中体现在被不少有识之士所关注的所谓“三农”问题,也可以说是土地问题.这是中国现实社会中最不和谐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这么几种意见：杨小凯认为应当实行土地私有,不如此农民总是有一种雇工心态；李昌平认为那样不行,那样会导致农民乃至整个中国陷于“更危险的境地”；而李成贵在《不用担心无地农民》中说：“农民失去了土地是中国农民一切遭遇的逻辑起点.”但我却说他们的议论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比他们议论的问题更原始、更深刻的起点是,在人口与土地已经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小动作都可能引发人们事先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人口问题是两千年高压政治下的产物,如此多的“顺民”不能适应21世纪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如果没有一套相对成熟的思想体系的指挥运作,如此大动,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现在,中国正式地开始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这个转型成功的一个终极标志,应当是要“消化掉”源于“孝道”哲学而“多余”出来的多达5亿的农业人口,而且就是现有的5.44亿的城市人口中,也还有一定比例的非就业富裕劳力,这些劳力的技能也不能适应工业化社会的需求,也对社会就业难题形成巨大的压力.

人口问题现在已经开始转化为许多形式：所有社会问题,什么就业、教育、医疗、治安、环境保护、能源短缺等等这些难以解决的问题,都与人口压力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给当前社会的不和谐找一个共同的源头,那么这个源头非人口问题莫属.

中国现在依靠初级产业加工的发展来应对上述问题实属无奈,对中国未加入WTO以前的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也无法避免（当然这个冲击也有其正面效应）.我们应当看到,有中国外部经济的存在是可以帮助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但是必须严重认识到：只有竭力解决中国人口结构问题、数量过剩问题、观念落伍的问题才是最根本的出路.其中全民性的观念转化是最为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仅仅靠简单的物质层面的政策措施来应对,精神层面的民族文化改造应当放到决策者的议事日程表上了.这是我们的社会能否向着和谐化的方向持续前进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