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盈余管理高管收益相关理综述

摘 要 ：本文对政府补贴、盈余管理及高管收益相关文献进行了理论综述,阐释了地方政府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上市公司高管操纵盈余基于多方面的考虑,包括公司层面、经济层面及政治层面,而地方政府则主动参与和配合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其目的是挽救亏损公司免于摘牌和退市,以维持和扩大地区投资,增加就业和财政收入,这是地方官员获取政治提升的重要途径.基于这些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 键 词 ：政府补贴 盈余管理 高管收益 地方政府

一、引言

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热点,内容和角度涉及多方面,而其中的政府补贴是地方政府和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建立关联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一方面,上市公司高管出于多种动机热衷于操纵盈余,以此来获取各方面收益的最大化,一些研究显示非经常性损益是公司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而政府补贴是非经常性损益中很特殊的一种形式,具有延续性、合法性及可预测性等显著特征.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具有发展地方经济、增加投资、促进就业、提升GDP快速增长的内在动力,地方官员的考评机制和升迁机会也往往与以上因素紧密相关,而要获取这些“政绩”上的筹码则必须依靠地方经济的主要引擎——地区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带来的投融资效应、税赋效应、就业效应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地方政府及官员会高度关注本地区上市公司的盈亏状况,如果出现上市公司因为亏损而ST或摘牌或倒闭,或者因为重要行业投资不足而失去对地区经济的带动效应,地方政府会积极提供补贴以迅速扭转公司的被动局面,或刺激相关行业增加投资.陈晓等就曾提出地方政府积极参与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主要动机是保配和增发,手段即是提供税收返还及财政补贴.由此可见,政府补贴将上市公司高管及地方政府官员联系起来,并联合操纵公司盈余.

二、相关理论综述

（ 一 ）会计业绩契约盈余管理动机 大量研究考察了经理人的实际报酬契约以确认其盈余管理的动机.上市公司高管基于会计业绩的收益平滑行为,即经理发现无法达到奖励计划规定的盈余目标时,往往采取递延收益的会计处理方式.Guidry et al.（1999）, Healy（1985）, Holthausen（1985）, Ger et al.（1995）, Burgstahler& Dichev（1997）等,国内研究者如朱星文等（2008）,刘睿智、吴建华（2010）等,其中朱星文等（2008）还研究了经理报酬敏感度和盈余管理、董事会的关系.操控性应计和高管货币薪酬具有显著关系.Balsam（1998）, Shuto（2007）,其中Shuto的研究方法是借鉴Balsam（1998）,研究对象是针对日本高管薪酬,得到的结论也大致相似,不同的是Shuto进一步高度关注了负的操控性应计,并发现高管通过“Big Bath”为未来红利向下调整收益的证据.国内研究者如李延喜等（2007）,刘长才（2009）,刘睿智（2009）,其中刘长才（2009）研究发现企业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高管人员薪酬越高,其盈余管理就越不严重.高管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之间呈现负相关.Warfield 等（1995）,Kadan （2005）,Bergstresser等（2006）,其中Kadan （2005）发现溢价较高的股票期权会带来更多的盈余管理和内幕交易.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仍是以货币薪酬为主要方式,股票期权等激励方式并不普遍.

（ 二 ）非经常性损益盈余管理手段 所谓非经常性损益是指公司发生的与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其性质、金额或发生频率,影响了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正常盈利能力的各项收入支出,具体包括14项内容,而其中的政府补贴涉及到地方政府和地方上市公司互动关系,具有直接性和导向性特征,是上市公司积极争取的一种收入形式.那么高管利用政府补贴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又是什么呢?仍然是提高自身薪酬吗?刘睿智（200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尽管非经常性损益经常被上市公司高管用来调节利润,然而对高管薪酬的作用并不显著.吴建华、刘睿智（2010）通过实证研究指出,非经常性损益对高管薪酬有正的影响,但显著性水平并不高,说明非经常性损益不是提高高管年薪的主要手段,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调节利润有其他的目的,但研究中并未指明该目的究竟是什么.也许魏涛、陆正飞、单洪伟（2007）的研究可以提供一些启示,他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无论是亏损公司还是盈利公司的盈余管理都非常倚重非经常性损益,主要手段是处置资产、政府补贴和其他营业外支出等,其动机具有差异化：亏损公司主要是为了扭亏为盈,高盈利公司则是为了平滑利润和避免利润下降.徐晓伟、李林杰、安月平（2002）也认为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盈余管理,调节利润、改善经营业绩、扭亏为盈的现象.Paul Walsh等（1991）,Russell Craig等（1989）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基于这些现有结论我们推测平滑利润可能给上市公司带来节税的效果,也可能是为了提高最终的ROE指标（该指标是代表经营者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关系重大）,这是高管对于公司层面的考虑.另外,虽然没有发现高管利用非经常性损益改善自身薪酬的明显证据,但却很可能是出于保持自身薪酬的稳定性考虑,这可以理解为高管在经济方面的收益.除此之外,陈冬华等（2005）注意到了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高管薪酬管制现象,因而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很可能转向在职消费,从而降低公司价值.由于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产生和更替受到政治或行政命令的重要影响（周建等,2009）,身负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重任的高管人员可能还非常看重政治方面的收益.这里所谓的政治收益,对于上市公司的高管来说,主要是尽量与政府取得关联（政治关联）从而获得诸如优惠税率、政府扶持、行业准入、产权保护等明显或潜在的好处,而途径往往是通过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来达到（胡旭阳,2010）,对于面临制度约束的民营企业来说,可能更是需要通过建立政治联系这样一种替代机制来克服制度对其发展的阻碍（McMillan & Woodruff, 2002； Allen et al., 2005）.Faccio等人（2006）认为,企业高管的政治背景在决定企业获取政府补助的可能性和数额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从理论角度分析,地方上市公司上交的税收越多、投资规模越大、提供的就业岗位越多、创造的地区GDP值越大,那么建立这种“政治关联”的可能性就越大,能够获取政治收益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 三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政治关联 尽管如此,上市公司高管在盈余管理的道路上其实并不孤单,这里面可能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地方政府.在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受到了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地方上市公司作为地方经济的主体能够带来财政收入、就业、投资及GDP增长等,因而受到地方政府格外的重视和照顾,而通过补贴和扶持进行这样的“重视和照顾”成为众多地方政府积极实施的行为,这同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评价和提升的最重要指标就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密不可分（唐清泉、罗党论,2007）.当然,这种政府补贴如税收优惠和财政补助还可能具有其他一些动机,如调整和优化地区产业结构、加强地区经济竞争力等.刘浩（2002）在回顾政府补贴的会计制度变迁路径的研究中就曾指出,中国的会计制度改革组织者意识到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与作为财政收入主体的各类企业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为了“保配”和“防特（特殊处理）”,地方政府竭尽全力地帮助本地区经济主体“盈利”（盈余管理）从而达到监管要求.那么地方政府进行补贴和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之间到底呈现如何的关系?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并不丰富,Watts & Zimmerman（1978）认为寻求政府补贴或保护的公司的经理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以使得公司呈现降低的获利能力.Jones（1991）发现申请进口减免税的行业的公司趋向于在申请当年递延收益.国内的陈晓、李静（2001）首次经验性研究了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在提升上市公司业绩中的作用,他们发现地方政府为了争夺社会经济资源,积极参与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而主要手段即是对上市公司进行大面积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并发现近一半的已配股公司是由于获得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才获得配股资格.这和刘浩（2002）的初步研究结论比较一致.但有趣的是,陈晓、李静（2001）发现国有股比例与行业无法解释补贴收入,刘浩（2002）却认为国有股比例对补贴收入有较显著的正向影响,结论几乎完全相反.可能的原因包括两者采用的研究方法存在差异,陈晓、李静（2001）主要是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检测设检验,没有考虑控制其他变量.唐清泉、罗党论（2007）则认为保牌和配股动机虽然与政府补贴有正相关关系,但是并不显著,即上市公司的再融资动机没有影响到政府补贴,政府补贴行为更多是基于地区社会效益而非经济效益的考虑.相反这种政府补贴行为实际上可能削弱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所谓“自生能力”.这样的结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2001年3月15日证监会发布了新的配股规定,要求在计算净资产收益率（最近3年平均不低于6%）时采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和扣除前的净利润两者中较低者作为计算依据.地方政府已无法通过政府补贴方式使上市公司获得配股资格,但却对ST扭亏、平滑利润、保值增值等动机并无制约.至于社会效益的结论虽然得到一定验证,但正如该文作者自己所指出那样,用（下一年税收总额/下一年总资产）作为社会效益的写作技巧指标未必一定合理,如就业、投资增长等也是社会效益的构成,更为重要的是其并没有完全揭示政府补贴的作用机制,以及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互动关系.而Shlefier & Vishny（1994）的理论模型表明,政治家（地方政府官员）采用财政支出向企业提供补贴可能并不是基于企业效率和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考虑,而很可能是两者之间的双向贿赂和寻租活动.这和刘浩（2002）所指出的“两者之间存在微妙的关系”有着非常类似的含义,地方官员在任期间通过增加财政收入（税收是主体）,扩大地区投资规模,增加就业,提高GDP增长速度和规模来显示“政绩”从而获取政治提升,而这些“政绩”的取得离不开地方企业的发展尤其是上市公司的正常健康发展,正如前文所述上市公司也同样需要提供这些“政绩”来获取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以期得到更多、更长期稳定的经济收益和政治收益,因此,两者之间存在天然的、微妙的关系即是自然之事.

三、结论及建议

本文主要分析了政府补贴与盈余管理的相互关系,并对其中两个重要角色：地方政府和上市公司高管在其中所表现的动机进行了深入研究,以此来说明政府补贴其实质是联系地方政府与上市公司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包括扭亏、ST保牌、平滑利润、资产保值增值等,政府补贴盈余对公司操控性应计具有显著影响,政府补贴是盈余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其中接受政府补贴的公司倾向于调低盈余,但这种现象与未接受政府补贴的公司之间的差异并不十分显著,这可能与补贴的各种政策限制有关；公司高管利用政府补贴操纵盈余的动机是比较复杂的,首先他们会基于公司层面进行考虑,如所得税、ROE,以此来显示经营能力并保持高级职务,还会考虑自身经济收益和政治收益,经济收益不局限于仅仅提高绝对薪酬,而是保持薪酬相对平稳,政治收益方面则更加关注上缴税赋,尤其是流转税税赋,可以直接导致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效果比较明显,并以此争取良好的经营环境和政策条件；而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并配合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主要途径就是通过提供政府补贴,发现政府补贴的主要对象是盈利能力较低且能够提供大量税赋的上市公司,并不以当期投资或就业为直接的补贴依据,而且这种补贴并不能带来上市公司下一期盈利能力的增长,甚至可能降低公司的“自生能力”.政府补贴的功能虽然是多样化的：如帮助公司扭亏、ST保牌、或是对特殊的或重要的行业进行补贴以鼓励其发展积极性,但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持本地区的投资不会因为上述原因而流失,而且要尽量吸引投资扩大投资,使其稳步增长,而投资的增加具有显著增加就业和税赋的联动效应.因此地方政府提供补贴的主要动机并非基于公司的短期经济效应,而是考虑较长期的社会效应,以及基于这种社会效应的“政绩”资本,这是成为地方官员获取升迁机会的筹码和途径.公司高管注重盈余,可能是直接的经济原因或是考虑政治方面的原因,但最终都是要为公司争取良好的经营条件或政策,亏损并不可怕,重要的是亏损必须是有限度的,而且尽量要提升公司在地区经济中的作用,如税赋、就业等,这为公司争取财政补贴打下良好基础,也是一种无可厚非的举措.地方政府同样重视公司盈余,但其真正关心的并非公司的ROE水平,而是公司能否维持经营,维持投资进而维持税赋和就业,一旦上市公司因为亏损而倒闭或摘牌,或者重要的产业因为投资不足而失去带动效应,对地区经济都是致命的打击,对GDP增长都是巨大的损害,因此地方政府会不遗余力地参与到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中去,避免其亏损、摘牌、破产或投资不足,避免因此而不能获得税赋和就业,这同样是无可厚非的举动.但问题是这种纯粹的行政性补贴并不能带来公司实际盈利能力的增长,因此并非长久之计.因此建议,政府在设计补贴政策时,必须兼顾考虑公司的未来盈利能力,限制补贴的使用范围,有针对性地改善公司存在的经营问题,以促进经济全面可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吴联生、王亚平：《盈余管理程度的估计模型与经验证据：一个综述》,《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

[2]魏明海：《盈余管理基本理论及其研究述评》,《会计研究》2000年第9期.

[3]宁亚平：《盈余管理的定义及其意义研究》,《会计研究》2004年第9期.

[4]宁亚平：《盈余管理本质探析》,《会计研究》2005年第6期.

[5]周晖、马瑞、朱久华：《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财经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7期.

[6]刘博、干胜道：《基于高管变更视角的盈余管理研究综述》,《当代经济管理》2009年第10期.

[7]朱星文、蔡吉甫、谢盛纹：《公司治理、盈余质量与经理薪酬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08年第11期.

[8]吴建华、刘睿智：《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实证分析》,《财会通讯》2010年第8期.

[9]李延喜、包世泽等：《薪酬激励、董事会监管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南开管理评论》2007年第10期.

[10]魏涛、陆正飞、单宏伟：《非经常性损益盈余管理的动机、手段和作用研究》,《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

[11]徐晓伟、李林杰、安月平：《从非经常性损益看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12]陈冬华、陈信元、万华林：《国有企业中的薪酬管制与在职消费》,《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13]周建、刘小元、方刚：《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CEO更替与公司治理有效性研究》,《管理学报》2009年第7期.

[14]胡旭阳：《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及其经济效应分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2期.

[15]唐清泉、罗党论：《政府补贴动机及其效果的实证研究》,《金融研究》2007年第6期.

[16]刘浩：《政府补助的会计制度变迁路径研究》,《当代经济科学》2002年第2期.

[17]陈晓、李静：《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在提升上市公司业绩中的作用探析》,《会计研究》2001年第12期.

[18]Healy P. The effect of bonus schemes on accounting decision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5.

[19]Ger J J, Ger K M, Austin J R. Additional evidence on bonus plans and ine management.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95.

[20]Burgstahler D, Dichev I. Earnings management to oid earnings decreases and loss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97.

[21]Guidry, F., Leone, A., & Rock, S.. Earnings-based bonus plan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by business-unit manager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99.

[22]Balsam, S.. Discretionary accounting choices and CEO pensation.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1998.

[23]Shuto A. Executive pensation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Jap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Audition & Taxation, 2007.

[24]Warfield T D, Wild J J, Wild K L. Managerial ownership, accounting choices, and informativeness of earning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95.

[25]Kadan O,Yang J.Executive stock option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Washington working paper, 2005.

[26]Bergstresser D, Philippon T. CEO incentive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

[27]Paul Walsh, Russell Craig and Frank Clarke. “Big Bath Accounting” Using Extraordinary Items Adjustments： Australian Empirical Evidence.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 1991.

[28]Russell Craig, Paul Walsh. “Adjustments For Extraordinary Items” in Smoothing Reported Profits of Listed Australian Companies：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 1989.

[29]McMillan, J. and C. Woodruff. The Central Role of Entrepreneurs in Transition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2.

（ 编辑 聂慧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