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规模视角下国有企业的财政贡献率

[摘 要 ]国有企业改革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关重要.文章以西部某省的省属监管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了不同规模下企业的财政贡献情况.结果表明,近年来样本省的大规模国企对财政贡献愈发明显,使得“做大做强”改革路线对地方政府具有明显的财政激励作用,这种效应有可能使得地方政府有动机将国有企业引上一条资本规模不断扩大和人员冗余的道路.

[关 键 词 ]国有企业；财政贡献；人员冗余；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 F810；F275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1）10-0071-05

一、问题的提出

国有企业改革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关重要,曾经国企业绩落后时民众哗然一片,而今国企规模巨大、获利丰厚时又引起了对“国进民退”的广泛争议.科学判断国有企业的改革现状显得尤为重要,学术界对此一直不遗余力.刘瑞明和石磊[1]（2010）从效率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国企改制中的效率损失,以及给民营企业带来的效率拖累.也有学者从财政激励的角度,认为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或财力支持能够有效地促进地方政府改革国有企业（陶然等[2],2009；赵莹[3],2010；朱恒鹏[4],2004）.王俊霞等[5]（2010）则研究了国有企业的财政贡献问题,认为科学分析国有企业对地方财政的贡献作用能帮助制定产业政策.分析上述不同的视角,我们认为通过国有企业的财政贡献,可以帮助理解国企改革的动机问题.

不管是公共选择理论,还是财政分权理论,都认为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必须考虑涉及自身的利益关系.检测设地方财力是影响政府决策的最重要因素（Jin et al.[6],2005）,同时国有企业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意志的干预.那么,财政收入的多寡及变动都将影响国企改革政策,是地方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动机.同时,国有企业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在本文研究的样本省,每年约有一半的地方财政收入来源于国有企业上缴的税收.可见,国有企业对地方财政作用明显,其改革的幅度和方向都很可能造成地方财政收入的波动.因此,有必要具体地研究国有企业对地方财政的贡献.在此,我们之所以提出从企业规模的视角来研究国企的财政贡献问题,是因为我国在1998年以后一直实行了“抓大放小”的改革策略,且又在近期突出了“做大做强”的改革理念.企业规模的分析角度与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吻合的.

在此基础上,我们研究国有企业对地方财政的贡献问题,目的就是要检验国有企业走上“做大做强”道路的逻辑原因,也即大型国有企业是否对地方财政贡献显著,企业规模的扩大是否有助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二、国有企业财政贡献的基本分析

国有企业对地方财政的贡献主要包括国有企业上交税收和国有资产投资收益等两部分.但自1983年我国实施“利改税”以后,地方政府就不再向国有企业收取资本收益.根据《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规定,自2007年起,开始在央企试点收取部分国有企业2006年实现的国有资本收益.可见,在省级范围内,国有企业对地方财政的贡献仍然以上交税收为主.同时,按征管权限可将税收划分为税、地方税和共享税,本文旨在研究国有企业对地方财政贡献,则专指地方税与共享税的地方部分.因此,研究的国有企业对地方财政的贡献主要指国有企业上交至地方政府的税金.

选取了西部某省所有的省属监管企业（或称为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按照国资系统内的规模划分标准,将所有企业划分为大、中、小等三类.对该省2004年～2008年期间,省属监管企业对地方财政的贡献进行了详尽分析.

(一)不同规模企业上交税收情况分析

如表1所示,从历年不同规模企业上交税金数额来看,在“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思想的指导下,2006年改革开始之后,大型企业上交税金显著增多；中型企业在2007年实现较大突破,从2006年的8.66亿元增加到12.98亿元,同比增长49.90%,但在2008年,又有所回落,同比下降17.41%；相比之下,小型企业上交税金具有不稳定性,2007年上交税金比2006年增长367.15%,但2008年,同比下降63.65%.

数据来源：根据样本省国资统计数据整理.

不难发现,大型国有企业上交的税收占据了国企上交税收的绝大部分,并且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相比之下,中、小型国有企业所贡献的税收则显得较少,且增长不稳定.因此,在规模构成上,大型国企是财政收入来源的绝对主力.

(二)不同规模企业的财政贡献率分析

我们在此使用财政贡献率来描述国有企业的财政贡献.贡献率是经济学中衡量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是有效用或有用成果数量与资源消耗及占用量的比值,用公式可以表示为：贡献率等于贡献量/投入量×100%.在参考经济学中贡献率概念的基础上,根据经济活动的实际需要,将财政贡献率的定义界定为：财政贡献率等于国有企业上交的税收总额/一般预算收入.基于这样的概念界定,对2004年～2008年,该省不同规模国有企业的财政贡献率进行了分析,详见表2.

如表2所示,总体上来看,国有企业的财政贡献率正逐步上升,四年间提高了15个百分点.说明了随着国有企业的不断改革,其对财政的整体贡献也在逐渐加强.

从具体不同规模企业的数据来看,财政贡献率的差异明显.大型企业财政贡献明显高于中小型企业,并呈逐年上升趋势,大型企业财政贡献从2005年的6.10%增加到2006年的13.27%,出现了质的飞跃.在2006年的基础上,2007和2008年均有大幅上升.中型企业财政贡献并无明显变化,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由2004年2.60%下降到2008年的1.81%；小型企业财政贡献一直处于低位状态,2004年为0.46%,2008年略有上升,达到0.51%,但相比大中型企业,财政贡献微乎其微.

综上所述,大型国有企业对财政贡献显著,且贡献率正逐年上升,带动了国有企业在整体上对财政的贡献.由此可以简单地猜测,正是由于大型国企对于财政的贡献显著,导致了政府有动机将国有企业引上一条不断扩大的道路.对于这个猜测,我们将在下文中做出具体的实证检验.

三、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修正后的C-D生产函数,构建实证模型,分析不同规模国有企业的财政贡献情况,重点研究国有企业规模与财政贡献的关系.通过这种分析,试图解释“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改革路线.

(一)模型的建立

C-D函数表达式为Y等于αLβ（1）

（1）式中,A为大于0的常数,又称为效率系数或综合要素生产率,在规模报酬不变（即

α+β等于1）的检测定下,可用以反映生产中的内涵效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α为产出对劳动的弹性,β为产出对资本的弹性,α和β反映了外延因素对生产增长的作用.

本文旨在研究国有企业收益对于财政收入的贡献,因此试图在财政收入与国有企业的经营行为之间建立一种函数关系,用定量的方法来测算国有企业对财政的贡献.而财政收入正是由国有企业上交的税收以及其他非税收入资金构成.根据上述研究目的与计量模型的设定方法,首先,本文采用西部某省本级税收收入（Tr）来反映西部某省本级财政收入,其数据来自于西部某省级监管企业的税收上交汇总；其次,根据C-D函数的原理可知,企业的劳动（L）、资本（K）与技术投入（A）与其产出（Y）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函数关系.这启示了我们利用C-D函数的原理,建立税收收入与劳动投入、资本投入与技术投入之间的关系.另外,出于本部分的研究目的,我们将企业规模这一变量作为一种投入要素引入函数[7].

因此,修正后的C-D函数为

Tr等于αLβSγ （2）

（2）式中,α表示为资本投入的弹性系数,反映不同规模下资本投入对税收的影响作用；β表示为劳动力投入的弹性系数,反映不同规模下劳动投入对税收的影响作用；γ表示企业规模的弹性系数,反映企业规模变化对税收的影响作用.

关于检测设条件, C-D函数中检测设α+β等于1的经济学意义为企业的规模报酬不变.而本文之所以不做出此检测定,其原因在于,首先,经验研究证明企业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极少出现,不具有普适性；其次,放开α+β等于1的检测定,模型反而可以如实地将规模收益因素同其它科技进步因素分离开来,并将规模收益的性质(不变、递增或递减)如实反映出来,为我们制定经济和科技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苏顺兵[8],2006）.另外,不再检测设α>0,β>0和γ>0,即劳动、资本投入增加,规模增加并不一定带来税收收入增加.因为企业扩张过程伴随着成本、管理费用的增加,有可能抵消产品销售所带来的收入,最后使得企业所纳税额增加不多、甚至减少.

(二)面板数据的选取与处理

本部分构建的面板数据中的时间序列是

2004年～2008年,而横截面则包括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三者.

我们在大型、中型和小型等三个横截面上分别搜集税收收入（Tr）、资本投入（K）、劳动投入（L）和企业规模（S）的数据,时间跨度为2004年～2008年.其中,税收收入来自于国有企业的税收上交总额,资本投入选取国有企业的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劳动投入选取国有企业的年度实际发放工资总额.所有数据来源于2004年～2008年西部某省国有资产统计报表.

我们之所以选择国有企业年度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作为资本投入（Ｋ）的数据,是因为其在企业投资总额中比重最大,最能代表企业的投资规模和投资变动情况；选择年度实际发放工资总额作为企业劳动投入（L）的原因,在于工资总额相对于员工人数更能体现出企业在劳动力上的投入量,并且能够反映出不同规模企业、不同行业甚至不同企业劳动力的差异性；而选择国有企业年度资产总额作为企业规模的原因已经在前文中作出了解释.

(三)修正C-D函数模型下的实证分析

因为本部分主要做不同规模下企业财政贡献的对比分析,所以我们选择固定影响变系数模型.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lnTrit等于lnAi+αilnKit+βilnLit+γilnSit+μit

i等于1,2,3,t等于2004,2005,等,2008（3）

（3）式中,Ai为效率系数,也称为技术进步系数,它衡量了由于时间的推移,技术的进步对税收收入的影响.αi、βi和γi分别为资本投入弹性系数、劳动投入弹性系数和规模要素弹性系数,μit为残差项.在面板模型中,Ai、αi、βi和γi一起刻画了不同规模企业的财政贡献差异.

本文使用GLS法[9]（cross-section weights）对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下：

从整体上看,模型估计的F统计量高,经调整的可决系数也高达0.99,说明模型在整体上拟合程度显著各自变量（K,L,S）对因变量的联合作用显著.同时,截距项和各αi、βi、γi的t检验也显著,说明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规模因素对于税收收入的影响显著.即模型在整体与局部上拟合效果明显,较好地反映出了总体的情况.将对数化模型的估计值还原为原模型下的估计值,可得到下列方程：

小型企业：Tr等于0.0382K-0.282L1.884S0.284 （4）

中型企业：Tr等于0.0077K-0.363L1.304S0.756 （5）

大型企业：Tr等于0.0028K0.103L1.439S0.473 （6）

分析方程（4）的各个系数,可以看出,

βi>γi>鄣i,说明了小型企业的劳动投入变动对于其税收上交的影响最大,企业规模次之,而资本投入则影响最小.同时αi+βi+γi等于1.87>1,说明小型企业的税收上交存在规模经济现象.同样,对于方程（5）,由于βi>γi>鄣i,劳动投入变动对于税收上交额变动的影响最大.而αi+βi+γi等于1.70>1,则中型企业的税收上交也存在规模经济现象,但是与小型企业相比,其规模报酬系数由1.87减少至1.70,说明从小型到中型,企业的扩张带来的税收规模报酬递减.对于方程（6）,与前两者相同,劳动投入的影响最大,而税收规模报酬系数增加至2.015,说明企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带来了税收规模报酬的递增.

进一步比较不同规模企业的γi系数（规模弹性系数）,可以发现,中型企业的规模弹性系数最大（0.756）,其次是大型企业（0.473）以及小型企业（0.284）.即中型企业与大、小型企业相比,其规模变动对税收收入变动的影响更大.合理的解释是中型企业具有向大型企业扩张的趋势,而由于大型企业具有较高的税收规模报酬,所以中型企业的规模扩张能带来更多的税收上交.

比较三个方程的技术进步系数,大型企业为0.0028,中型企业为0.0077,而小型企业为0.0382,即三者的技术进步系数偏小,且小型企业的技术进步对于税收的贡献要大于中型和大型企业.结合该省国有企业的其他统计资料进行分析,其原因可以分别从科技投入总量和结构两方面解释.首先,从2008年来看,科技支出增量占营业收入增量0.81 %的比重,比2007年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要低1.1个百分点,存在较大差距.2008年度,省属监管企业科技创新收入为3.46亿元,仅占营业收入的0.21 %,即科技投入对于拉动企业集团盈利能力增长的效果不明显,科技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科技创新未能真正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因此并没有对税收产生明显的拉动作用.其次,科技投入的结构与用途并不合理.西部某省能源化工和煤炭行业由于受到政策扶持,资金相对充沛,科技支出投入水平较高,与此相比,在高新科技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对提高各行业科技研发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其科技投入却很少.据财务数据显示,煤炭工业、石油和石化工业以及冶金工业的科技支出合计多达8.11亿元,占省属监管企业科技支出总额的64.37 %.而高新科技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如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怎么写作业的科技支出总额仅为3.35亿元,仅占科技支出总量的24.92 %,远低于全国制造业科技投入56.89 %的水平.科技支出结构的不合理,降低了科技资金的产出效率,影响了企业集团做强、做大、做久的发展之路,还使得大型企业的技术进步对税收的影响很小,甚至小于中、小型企业.

(四)实证结论

1. 西部某省监管企业规模与财政收入的关系

从整体上看,大型企业与财政收入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比中型和小型企业更为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大型企业的企业规模实力（总资产量、总主营业务收入和总利润）都要远远大于后两者.另外,近几年来西部某省贯彻国有企业“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实施战略性改组”的改革路线,国有大型企业在企业规模的经济性与合理性上也要优于其他两者,即大型企业在扩张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成本,增加了收益,为财政收入增加贡献了更大的力量.

2. 西部某省监管企业规模变动对财政收入变动的贡献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国企规模的扩大,不同规模企业对于财政收入的贡献呈现了异同点.首先,劳动投入仍然是财政收入增加的重要影响因素（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改变原来粗放的增长模式,尤其是改变某些企业过度依靠劳动力要素投入的局面.但是模型结果显示大、中、小型企业的劳动投入增加对财政收入增加的影响要大于资本投入,这种粗放的发展模式也是需要引起关注的.其次,中、小型企业的税收―资本弹性系数为负数,即资本投入增加并不能带来税收收入的增加.这表明了西部某省中、小型企业的经营效率不高,在实现了资本扩张、产量增加的同时却不能带来税收的增加.而相比之下大企业的税收―资本弹性系数为正,印证了西部某省国有大型企业在“改革、调整、创新、提高”上下足了功夫.第三,规模扩大对财政收入产生正向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大、中、小型企业的规模变量对税收收入的弹性系数为正数,表明了两者之间的正向变动关系.而中型企业的税收―规模弹性系数最高,表明了中型企业在积极向大型企业靠拢的过程中,确实使得其财政贡献增加.第四,大型企业的技术投入对财政收入贡献甚微,且三类企业的技术进步系数均偏小,其原因则是国有企业技术投入在总量与结构上的不合理.

四、结 论

根据上述实证结论,引申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应该以扩大企业规模,加大资产整合力度为切入点,改革国有资产布局.从改革的路径上看,与大范围的降薪减员相比,资产重组改革能带来更显著的财政贡献.因此将国有资产集中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少数行业,并逐步退出竞争性行业,既能保障地方财政收入稳定,又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第二,国企改革应该迈入提高企业效率阶段.国有企业对于财政贡献的逐年提高,是建立在粗放式增长的基础上的.因此需要通过完善国企管理制度、加快企业内部的人才流动来提高国企的内部效率；统一大型集团企业的生产决策,从而减少由兼并重组引起的重复投资和过度投资；尽快剥离非主业,让国有企业集中力量在主业领域内展露锋芒.第三,加大产权改革,促进国企“做大做强”.人员冗余、退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都可以部分归因于政府利益的牵制.科斯定理告诉我们,明晰的产权能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下一阶段的“做大做强”需要以产权改革为支撑,达到理顺政府、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多重委托写作技巧关系,使得国企改革既满足地方政府的财政动机,又符合国有企业自身的利益要求.

[注释]

① 注：LnK_S即小型企业的资本投入对数值,LnK_M为中型企业的资本投入对数值,LnK_L即大型企业的资本投入对数值,LnL_S 为小型企业的劳动投入对数值, LnL_M 为中型企业的劳动投入对数值,LnL_L为大型企业的劳动投入对数值,LnS_S为小型企业的企业规模对数值,LnS_M 为中型企业的企业规模对数值,LnS_L为大型企业的企业规模对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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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Fiscal Contribu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ake a Western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Wang Junxia,Yan Zheming,Li Yudan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61,China；

2. School of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61,China）

Abstract：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essentia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Based on the data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f a western provinc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ifferent fiscal contribution made b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ith different scales and it turns out that the fiscal contribution of big enterprises is being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and the reform policy of "making enterprises bigger and stronger " has obvious incentive effect on the local government. But this effect may enable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guid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the way of constantly expanding growth in capital scale and staff redundancy.

Key words：state-owned enterprises；fiscal contribution；staff redundancy；panel data

（责任编辑：李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