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发行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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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经验的“范本”.全国各级出版发行机构通过研究资料、参考资料和教学方法的翻译出版,确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当性,增进了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推动了苏联学习经验的普及化和转化,拓展了理论教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路径选择,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启示.

〔关 键 词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发行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2-0064-03

新中国成立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下称“《教程》”)成为全国范围内学习苏联的必读文本.国内出版发行机构通过相关著述翻译、资料汇编和创作刊发等形式,为学习《教程》提供了研究阐释型、学习辅助型、经验指导型材料,此举有利于俄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认定、内容诠释和方法借鉴,是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路径选择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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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资料出版:诠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当性

新中国延续了革命时期“以俄为师”的政治逻辑.因而,如何诠释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之于新中国的正当性,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任务.

国内发行机构着力从《教程》的理论科学性和“历史”合法性两个层面出发,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设正当性前提,由此翻译出版了大量著作.1950年,波斯彼洛夫的《联共(布)党史——马列主义的实践》、契锡钦科的《马列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论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两本书,成为国内最早也是最普及的《教程》诠释性研究资料.在书中,波斯彼洛夫认为,《教程》“是以历史的真实为根据教导着马列主义的学说,它以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着一切干部,以社会斗争政治斗争发展规律的知识把他们武装起来,以列宁、斯大林的伟大的事业,共产主义的事业底历史的坚强无敌的知识把他们武装起来.” 〔1 〕 (P3 )而由胡沙翻译的《联共(布)党史是行动中的马列主义》、季森科编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百科全书——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是当时流传较广的《教程》阐释性专著.前者着重提出并回答了两个重要命题,即“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何在”、“布尔什维克党如何领导苏维埃社会”.同类型的著述还有谢·米·彼得罗夫的《苏联的历史是行动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罗森塔尔的《论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马卡洛夫的《论斯大林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此外,为弥补《教程》自身存在的“史”少“论”多缺陷,还翻译、编写了苏联历史书籍.如1950年上海振先书屋出版的《苏联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力量》,就被认为是一本“说明布尔什维克党的目的,历史,组织,特征,作用”的好书,并且对中国来说是“认识苏联,并向苏联学习的最好阶梯”.〔2 〕 (P1 )

上述文本阐释性研究资料的出版发行,主要是对《教程》理论内容的概括、解释和评价.就其功能而言,在阐明苏联的根本指导思想的同时,也凸显了革命和建设成功的经验所在.同时,它更主要是传递“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和一个“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 〔3 〕 (P350 )的重要依据,为新中国继续“走苏联人的道路”奠定学理的和历史的双重合法性基础.

二、参考资料出版:推进俄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通俗化

如何推进《教程》及其学习活动的通俗化、具体化和规范化,是建国以后学习苏联经验、配合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实施社会主义改造的客观要求.全国各出版发行机构以《教程》学习参考资料的全方位刊发为主体,为俄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社会化传播创造了重要基础.

就其举措而言,首先是大量翻译出版《教程》学习参考资料.其中流传最广的是时代出版社出版的《联共(布)党史参考资料》(拜尔兴等著),以及查列斯卡娅等人编著的《学习〈联共(布)党史〉与〈斯大林传略〉的文艺参考资料》.前者由解放前已在《群众》和《解放》上刊发的“联共(布)党史研究资料”汇编而成.后者是“按照《教程》的章次和《斯大林传略》的叙述顺序,逐章地介绍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中反映上述两书中各个历史时期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丰富文艺作品”.此外,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麦德维捷娃编写的《苏联(布)历史参考图表(第九至十二章)》.该资料为学习《教程》提供了大量翔实的数据和对比,较为充分地反映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


其次是翻译出版《教程》的研究提纲和“名词解释”.1949年12月,解放社出版了斯切潘诺夫主编的《联共(布)历史研究提纲》.该提纲在国内影响最大,并逐章开列《教程》研究要点、必读参考书和补充参考书等项内容.1953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教程〉第9章至12章名词解释》.1954年8月,第1章至8章名词解释被补齐并出版.编者特别强调出版该书的目的是告诉我们“苏联时怎样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怎样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并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在这个时期的主要经验和理论,为目前我国的经济建设指出了一条明确的道路.” 〔4 〕 (P3)1955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苏联直属高级党校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大纲》(此部分是《教程》核心内容,也是理论学习的重点).此大纲详细规定了每章每个专题的讲授次序、讲授题目及内容、讲授时间、补充参考书目等.两年后,《学习》杂志社和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也根据上述材料自行编制了名词解释,并翻译成蒙古文发行,《教学与研究》杂志先后分多期刊发.上述研究提纲和名词解释,多为建国初期学习《教程》的权威性参考资料,构成全国各级组织机构学习《教程》的重要思想指针和理论依据.

作为辅助性学习资料,参考资料、研究提纲和名词解释的翻译出版,既为《教程》学习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文学、社会和历史参考,也从基本研习思路、概念体系上规范了对联共(布)党史和理论的理解,为系统化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设了认识前提和基础. 三、教学方法出版:实现苏联学习经验的普及和转化

如何领导和指导《教程》的学习,不仅关系到《教程》的学习效果,更关系到对苏联经验的借鉴、理论的参考和政策的移植.而联共(布)讲授和学习《教程》的经验对来说,则具有直接示范意义.因此,各级出版发行机构既大量翻译出版联共(布)讲授经验,又极力推进国内学习经验的总结提升.

1952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连金等人编著的《怎样讲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此书系苏联国内讲授《教程》的基本教学设计和经验总结,扼要指出每章学习重点、方法以及必读的各种参考书,并且系统规定了每个知识点的学习时间、讲授大纲、学习目标、思考问题等.编者认为此书“不仅对于讲授者有益,而且对于学习者也是有帮助的” 〔5 〕 (P1 ).1953年9月,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了弗·苏林娜的《我领导联共(布)党史学习小组的经验》.此书出版对于学习《教程》具有直接指导意义,既缘于该书介绍了怎样领导学习小组、进行课前准备、编制小组、准备功课、参加宣传员的研究班、上课的方法、宣传员的启发讲述、学院的准备功课、举行座谈会、帮助学员和小组学员的思想成长等问题,还由于它说明了领导学习的具体方法、存在的问题、困难及克服的方法.1954年12月,时代出版社出版了“学习联共(布)党史辅助读物”——《联共(布)党史教导着什么?》一书.此书以六位苏联理论家的六篇理论文章,来解释联共(布)党的革命历史和斗争经验.同年,莫斯科省委会主编的《联共(布)党史自修指南》由联益出版社出版.

上述材料的出版,极大程度上普及联共(布)《教程》讲授和学习经验,更推动了国内《教程》学习经验的转化和升华.1956年1月,范若愚编著的《为什么要学习和怎样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此书是建国以后指导《教程》学习的关键性材料.作者提出要通过苏联的历史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由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质到具体地应用于中国环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和改造思想相结合,要系统地有重点地去学习,独立读书方法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方法和基本方法等五种学习《教程》的重要方法.〔6 〕 (P1 )该书还曾被翻译成蒙古文和哈萨克文出版.此外,1955年12月至次年4月,山西人民出版社连续出版了《联共(布)党史学习提要》和《怎样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均为“帮助大家在学习时比较容易抓住要点等将其中的主要历史脉络和列宁、斯大林结合俄国革命实践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运用,作了扼要概括”,并“在每个原理之后,附以联系实际的问题”,〔7 〕 (P1 )以此达到“联系实际,加深对问题的领会,达到切实地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觉悟的目的.” 〔8 〕 (P1 )上述材料皆系推进《教程》教授与学习的经验总结,也是联共(布)理论教育教学经验中国化的成果,是理论教育规范化的重要体现.

四、《教程》学习资料出版发行的基本评价

指出,马列主义之所以在中国翻译、传播和发生作用,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 〔9 〕 (P1452 )新中国成立后,《教程》学习资料的大规模出版也反映了这一时代特点,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启示.

首先,就其发生缘起而言,《教程》及其相关学习资料的传播,既源于中苏两党特殊的党际关系,更源于新中国建设的实际需要.《教程》至少可以在理论指导、方法借鉴、实践参照和政治逻辑四个层面给予新中国和中国以助益.尤其是关于过渡的思想、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思想,以及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对面临崭新执政挑战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和镜鉴意义.

其次,就其历史作用而言,《教程》资料的大量翻译出版,直接作用于理论教育和社会主义改造实践.1953年发布《关于1953-1954年干部理论学习的指示》,强调要以《教程》为中心,展开学习苏联运动.《人民日报》撰文称此举“将对我国的经济建设产生极为巨大、极为深刻的作用” 〔10 〕.而作用的发挥必须依赖于《教程》的理论诠释、史实补充、资料佐证、方法传授和经验升华.这也正是《教程》学习资料翻译出版的历史价值和作用方式.但是,在《教程》学习资料的出版发行中,也发现一些错误、粗糙、形式呆板、脱离实际的材料,它们对学习苏联经验带来了负面效应.

最后,就其时代局限而言,对《教程》的学习,包括对其学习资料的翻译和出版,多是单向度的.信源的单一性和片面性,必将导致学习苏联运动理论上的偏执和实践上的误区.《教程》自身存在的理论谬误、历史失实、领袖崇拜等非科学因素,势必迁延于理论建构和社会实践;而理论自觉水平低下,加之传统的革命思维和运动化的理论动员模式,使得《教程》的理论缺陷难以规避,并由此对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造成深远影响.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必须汲取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