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文化·生命·中国

摘 要 ：施韦泽作为“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的知识和道德传统的最高成就的人”之一,其“敬畏生命”思想的基本内涵为：人生观的道德个人主义、文化观的文化主义、世界观的生命自然哲学、对中国思想伟大功绩的明确定位.在“敬畏生命”思想已经在我国发生广泛影响之后,深入阐发和把握其基本内涵,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理解其时代意义.

关 键 词 ：施韦泽；敬畏生命；时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5005406

在20世纪西方世界,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Schweitzer,1875—1965）是一个在文化和道德意义上的伟大人物.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甚至认为：“阿尔贝特·施韦泽和阿尔贝特·爱因斯坦大概是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的知识和道德传统的最高成就的人.”[1]（P193）施韦泽（史怀哲）,法国国籍,在文化上属于德国,音乐家、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志愿医生.1913年,他放弃个人在欧洲的锦绣前程,前往非洲加蓬建立诊所,自费为当地居民怎么写作,直至1965年逝世.施韦泽的行动人道主义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他的文化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中独树一帜,其敬畏生命学成为生态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其关于中国思想的研究对于中华文化复兴也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据此,在从伟大人格、文化哲学、思想和中国研究四个方面,对其哲学和思想进行了初步研究之后①,为了引起更多学者研究其生平和思想的兴趣,笔者觉得还有必要对施韦泽敬畏生命的时代意义,从道德个人主义、文化主义、生命自然哲学、中国思想的伟大功绩等方面,作一综合性的阐发.一、道德个人主义

笔者对施韦泽的不凡一生和伟大人格的研究,包括纵向的生平概括：反思痛苦和幸福权利的青少年时代、进行文化批判的中年时代和反对核战争的晚年时代；以及横向的人格分析：一个充满爱心的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一个思想深刻的人,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伟大人格的文化意义和当代启示进行了一些阐发,应该说基本上给出了一个关于理解施韦泽人生和人格的图景和解读.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个图景和解读,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中国式”的,即主要还是从其人格和文化理想与中国文化的“亲和性”角度着手的,对于其与中国文化的异质性,涉及的则较少.虽然,就施韦泽不凡一生和伟大人格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而言,“亲和性”方面固然重要；但显而易见的是,为了吸取外来文化的积极因素,以刺激和推进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人格的发展和完善,了解和反思其与中国文化的异质性方面,也许更值得我们重视.从而,以下拟从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两个方面,对施韦泽人生和人格的时代意义,作进一步的探讨.

施韦泽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东西方人对此都没有异议.但是,就涉及道德与政治的关系而言,同样作为道德高尚的人,西方人和中国人的差别就很大.例如,中国古代“精忠报国”的道德典范岳飞,首先是政治人物,然后才是道德人物.而施韦泽则是一个道德人物,尽管也思考政治问题,但与卷入不同阵营之间的对立相比,他更愿意与涉及全人类的问题打交道.应该说,中西道德典范的这种区别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施韦泽继承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基督教个人道德传统,岳飞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道德传统的体现.这两种传统各有长处和弱点.儒家政治道德传统有助于中国古代政治的改善,但也有使知识分子忽视其他社会领域活动的弱点.基督教个人道德虽然不着重直接改善当时的政治,但它为人们从事社会领域的道德活动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因此,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发扬古代儒家政治道德传统的同时,还应该拓展自己道德活动的领域,在即使不直接从事政治活动的情况下,向社会领域投入更多的精力,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有更多的知识分子这么做了,也许更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9月第12卷第5期陈泽环：道德·文化·生命·中国——施韦泽敬畏生命思想的时代意义当然,就施韦泽人生和人格对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启示而言,更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则是其关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的思想.例如,在比较中西世界观时,国学大师钱穆明确地指出,西方人看重部分,中国人则看重整体：“部分从整体生,不明其整体,即无法了解其部分.这是中国人观念.”[2]（P3）这就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确定了在个人和社会关系的问题上,中国人注重整体即“社会”的倾向.而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作为一个公认的道德高尚人物,施韦泽却反复强调要“坚持绝对个人和独立的行为”,“要作为个人和自由人而奉献”,表现出一种绝非“自私自利”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而是奉献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即“道德个人主义”的倾向.那么,对比如此鲜明的中国重整体社会和西方重部分个人的观点,究竟哪种更为合理呢?笔者认为,中国重整体社会的道德传统自有其深刻的合理性,但如果能够自觉地吸取诸如由施韦泽“道德个人主义”所体现的西方重部分个人传统的积极因素,就会在当代形成更合理的道德生活以至整个社会生活.

这就是说,在个人与整体、社会的关系上,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如何更多地发挥个人的自由个性和独立思想,防止物质主义文化对人的思想能力的削弱,防止公共关系的过度组织化导致个性在集体中的萎缩,防止整体的非道德化导致个人的迅速非道德化,把责任奉献和自由个性统一起来,我们确实可以从施韦泽的行动和思想中获得重要的启示.此外,在这方面,施韦泽关于“的个人提升社会的”的思想也是发人深省的.在中国的道德传统中,我们通常的思维模式是个人对社会的服从,而忽略了个人对社会的提升,这样实际上也就可能忽略了：真正的人道、真正的进步是由富于道德创造力的个人来推动和实现的.因此,这种过多地基于现实社会秩序及其管理角度思考道德问题的路径,虽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如果忽略了施韦泽关于社会、公共行动往往只与集体利益能够直接联系的事实相关,而个人则与更为重要的“创造促进集体的信念”相关的思想,确实也会造成许多弊端.显然,施韦泽这些明显具有异质性的思想,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