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文化管控的逆袭

摘 要 清代严苛的文化管控政策使得与自己统治意志相左的思想几近无存,但在某些领域出现了例外,不但管控政策失败,相反还刺激该领域的发展.

关 键 词 逆袭

清代对于文化管控颇为严苛,“文字狱”尤以乾隆时期最甚,像沈德潜咏《黑牡丹》诗案、孙嘉淦伪奏稿案、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王锡候《字贯》案等,牵扯人数之多、影响范围之广,超过历朝历代.除了诗文领域成为重灾区外,这种高压态势也反映在其他文艺领域,如戏剧领域中,乾隆五年（1740）重修的《大清律例》中确定了旗人禁止入园看戏,禁止戏班子弟参加科举及嫁入官家,不能扮演帝王甚至是用绢缎绫罗等.乾隆一朝还在扬州创立专门的剧本删查机构,像《水浒》、《西厢》也在禁戏之列.在乾隆朝后期,伴随着帝王诏书直接下令进行的禁戏、禁腔活动已成为常态,由政策直接干涉雅俗不同审美趣味的“花雅之争”成为了这段历史的精彩“关目”.

“关目”的焦点在于乾隆五十年（1785）颁布的这样一条颇具戏剧性的戏剧政策：“议准嗣后城外戏班,除‘昆’、‘弋’两腔仍听其演唱外,其‘秦腔’戏班,交步军统领五城出示禁止.现在本班戏子,概令改归‘昆’、‘弋’两腔.如不愿者,听其另谋生理.傥于怙恶不遵者,交该衙门查孥惩治,递解回藉. ”此时正是代表民间趣味的“花部”戏与代表宫廷审美的“雅部”戏竞争白热化的阶段,这里所给的政策倾斜是从今往后,通俗的“秦腔”不准在京城唱了,要唱也只能唱“昆”、“弋”剧目,用“昆腔”或“弋阳腔”唱法,违者重罚.令清廷始料未及的是,这项政策虽然使得以“魏长生”为代表的“秦腔”艺人陆续出走京城,看似花部戏剧受到打击,实则取得了完全相反的政策效果,不仅花部戏剧没有因此沉寂,反而从此加速流行传播于全国,以至于“到处笙箫,尽唱魏三之句”.随着地方上“花部戏”的迅猛发展,五年后（1790）“徽班进京”更是标志着“花部”戏剧大获全胜.

这项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了花部戏剧发展呢?这首先要从乾隆颁布这项政策的起因说起.乾隆是作为一个有为青年登上帝位的,对于自己掌控帝国的能力颇为自负,但随着乾隆十六年（1751）一封冒名孙嘉淦并指责他“五不解、十大过”罪状的奏折全国流行,使他对当时社会以及满汉民族矛盾的判断发生改变,在此后炮制多起“文字狱”,涉案之人动辄以“大逆”处死,已死者戮尸,家人亲属坐罪,对于思想领域的管控日趋残酷.即便是戏曲小说,也因事关风俗,须严格管理,谕旨禁《水浒》、《西厢》等剧（1753）.然而几百年流传下来的剧本中,涉及“攘夷安邦、驱除鞑虏”语句的怎能寥寥无几.有了删改编撰《四库全书》的经验后,乾隆四十五年（1780）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查禁剧本违碍思想的运动,谕令“前因外间流传剧本如明季国初事有关涉本朝字句亦未必无违碍处,传谕伊龄阿全德留心查察斟酌妥办”,设立了专门机构删改剧本.不过,具体的执行官员发现,大部分民间“花部”戏剧没有“定本”,不像诗人的诗词曲赋,也不像昆曲等 “雅部”戏剧那样规范化,而是常常在演出中随意加入针砭时弊的话语,很难控制.同时,从戏剧场面上来讲,“花部”的锣鼓点比较擅长热闹的“武戏”,会助长民间骁勇彪悍之风,“情戏”里的自由种子又实在为大家长式的当权者不能接受.出于对国民失控的担心,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统治形象,又要避免大张旗鼓带来的负面影响,乾隆时期的戏剧政策干脆从“禁剧本”发展到“禁声腔”.

由此看来,这种以政治控制为目的、高压强权为手段的政策没有考虑艺术的发展规律,也没有考虑是否有群众基础,注定会受到民意的反弹.现实中,情真意切的“花部”戏剧要比“才子佳人”的“雅部”戏剧更贴近百姓生活,深受群众喜爱,当清廷出此政策时又并未提供可替代的文化产品来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百姓自然没什么好感,反因此对“花部”戏多添了几分同情与亲切.另一个方面,“花部“艺人也注意到当时的确有小戏班以表演吸引观众的“低俗化”倾向,为人所不齿,正好借此机会促使其内部反思表现形式之缺陷,使“花部”戏剧向“雅部”戏剧学习“规制整齐,表演精湛”的优点,如魏长生被迫离京,在扬州、四川等地与当地演出名家交流互动,对表演艺术加以钻研,再次入京后一改“野狐教主”的艳治表演风格,转而刻画很多淳朴妇女形象,最终成为一代名伶.

所以,艺术领域的政策制定不能只从政治需要出发而不考虑人民群众实际的文化需求和艺术发展规律,在制定前应有信息基础,否则将流于“口号”,甚至造成相反的政策效果.否则,这样的政策不能符合社会大环境的要求.此外,在传统媒介环境中君主集权制文化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具有一致性,会形成一种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的超级权力,在这种制度下政策、艺术、权力的关系必将矛盾重重.最后,乾隆时期政府的还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导致文化管理失控,那就是食古不化,这样的政府无法解决新阶层要求有新的文化产品满足审美娱乐需要的问题,实际上已经丧失了领导文化发展的能力,所以政策失效,文化管理能力下降.再加上清廷的政策执行能力有限,艺术素质高的管理人才比较缺少,若政策的制定不够客观,还不尊重艺术事实的话,即便是执行起来也是注定会被时代所淘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