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化的现实意义

点赞:3404 浏览:10841 近期更新时间:2024-02-17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 人是文化的缔造者,而文化促进了人的生成.生态文化是文化发展的新阶段,是人类的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生态文化对以人而展开的生态系统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生态文化能够深刻地影响人的内在思维意识,促进人的生态世界观、价值观、观形成;生态文化能够深刻地影响人的外在行为活动,促进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向生态化转变;生态文化能够深刻影响生态文明的建设.

[关 键 词 ] 生态文化;生态文明;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2)04-0007-04

人是文化的缔造者,文化促进了人的生成.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依次出现了原始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相应的是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自然为中心”的原始文化是人类进入农业文明社会的过程中创造的第一文化,它反映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和依顺以及在直接利用自然物的基础上从事生产,它构成了以后全部文化发展的基础.随着人的视野的开阔和活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人类开始由依附自然到摆脱自然.人能动地改变自然的生产生活方式孕育着“以人类为中心”的人本文化,也使人的生存状况逐渐得到改善.18世纪以科学技术广泛应用而迅速兴起的工业革命使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工业文化取代农业文化,实质是科学文化的工业文化实现了人本文化新的发展.技术生产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拓展了人的能动思维,提升了人的实践能力,进一步改善了人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酝酿了潜在的生态危机,而生态危机的实质恰恰是人的生存危机.要从根本上恢复生态系统、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倡导以“和谐”为主旨的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明(人类文化与文明进程见附表).

一、生态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新转向

一万多年前,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耕文明的元素多样化,人类承认自然价值,并且以自然价值为基础创生文化价值,农业文化的雏形也逐渐出现.农业文化作为农业社会的文化形态,对农业社会的进步和人的生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300多年前,起源于西方的机械化、社会化工业生产撼动了农业文明的根基,农业文化逐渐被强劲的工业文化所取代.工业文化是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科学技术使人类的生存智慧和实践能力得到空前的发展.技术手段的泛化应用加速了各种资源的开发和集约化利用,提升了社会的生产力,难以计数的财富和琳琅满目的消费品充斥着整个社会,带给人们无限的欣喜和遐想.工业文化代表了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工业文化的出现和强盛是人类文化的革命.然而无限扩散的大量开发、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浪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终于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全球加速变暖、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


愈加严重的生态危机阻碍了人从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获取维持生存、发展的物质资料,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的物质和能量循环的同时,也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生态秩序混乱.为了人类基本生存和长远发展,人类必须从文化的角度对生态危机进行反思.其实,工业社会的工业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是人统治和主宰自然的生存方式”[1].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内核的工业文化是一种反自然的畸形文化,只承认人是价值的唯一尺度,人是万物之灵,人绝对的主宰着自然,对自然随意支配是人的无上权利.工业文化将人视为道德关系和法律关系的唯一主体,一切从人的需要出发,抑或是从某个阶段、阶层的利益出发对抗自然,根本上否定了自然的价值、权利和尊严.这种无止境的对自身利益的贪婪追求激发了人类难以承受的生态危机,暴露了工业文明的狭隘性.

就人类文化发展历程而言,不同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后一阶段文化总是前面阶段文化的转换,后一阶段文化总是含有前面阶段文化的特质.如原始文化转换为农业文化,农业文化转换为工业文化,工业文化中包含有之前文化的优秀成分.文化的转换不是新文化对已有文化的机械否定,更不是对已有文化简单的复现,每完成一次转换文化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原始文化到农业文化再到工业文化是“以自然为中心”的文化向“以人类为中心”的文化的转换.人对于自然经历了被动依附、主动认识、寻求摆脱、能动征服与控制.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历史属性逐渐丰富,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可以说,文化转换的历史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方式演化的历史,低层次的文化形态向更高层次的文化形态转换印证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以科学技术为支撑的工业文化是至今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的集成,但其限制了人类的长远发展.生态文化是以生态观念作为行为范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生态文化是人类长期社会实践的产物,凝结着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化的生存方式.生态文化是克服生态危机、使人类文明转向的必然抉择,体现着人对自然和本能的能动超越,体现着人对实然自然的创造,是人类文化的新的转向.

二、生态文化能促进人的生态观的形成

生态文化能促进人的生态世界观的形成.传统的“只见人、不见物”的机械的世界观产生的效应,不仅仅使人类与自然越来越背离,人类备受自然的惩罚,而且使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碎片化,人的物质生活和人的精神生活失调.生态文化警醒人类在面对自然时要始终认识到:“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生态世界观强调生态系统的各个元素具有普遍的联系.人类只有在善待万物中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和目的.生态文化内含的世界观要求人类必须促进生存方法的转变.以生态文化为基础的方法论强调,人应自觉地将对自然的研究纳入对人的研究,将自然视为自己的身体,要以整体的方法把握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

生态文化能促进人的生态价值观的形成.传统的价值观是以极端的功利型思维方式为基础的,以人为中心,以最大限度地谋求并不择手段地占有当下的物质利益作为人关注和思考的对象.生态文化努力寻求一种适于人同一切生态存在长期的、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念体系.生态价值观将整体的自然界视为价值主体,探究作为价值客体的各种自然存在物,尤其是生命存在物,关注人类对生态稳定、和谐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生态价值观将人视为价值主体,探究作为价值客体的整体客观自然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和可能意义.互利型的生态价值观认为,自然是促使人类生存和发展、社会进步的前提.人对于自然不仅仅是开发者和使用者,同时也是管理者和维护者.自然内在的价值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自然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无度地榨取自然的价值无异于自掘坟墓.应以肯定人类追求和实现其自身基本需要为前提,充分考虑整个生态系统发展的客观需要. 生态文化能促进人的生态观的形成.传统文化视野下的只涉及人际间的道德问题,其功能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结成的关系.生态文化视野下的生态拓宽了道德的界域,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调节范畴.生态观认为人际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体的,二者是休戚与共的.“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3],“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4].客观的讲,人类在自然中展开的以获取物质生产生活资料为目的的繁杂实践,无不涉及、渗透着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如属人的代内的类群体之间的关系、属人的代际间的关系.生态危机的实质是人际间关系破裂的结果.“在人与自然关系对立或紧张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或对立,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危机,并且人与人的矛盾占据主导方面”[5].生态观借调节人际间的关系推动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善.

三、生态文化能促进人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

文化转变是人类的生存方式的转变,工业文化向生态文化转变的根本问题是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生态文化的最根本理念是和谐,它承载着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和谐发展的生存方式.生产是经济系统形成和运转的基础,可持续是生态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可持续的生产是生产的生态化.可持续的生产模式是以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为特征的生产模式,要求对生产过程采取整体性的生态策略.生态化生产要求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耗费限定在自然资源的可持续供给限度之内.要科学、周密地分析待开发产品的生命周期,使得从原材料的取得到产品的最终处置过程中,尽可能的降低对人与环境潜在的危害,对环境的影响在环境的承载能力范围之内.产品生产采用生态技术,改进工艺流程,改善管理方式,最大程度地节约原材料与能源,尽可能减少对有毒材料的使用.实现对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处理,做到“清洁生产”.对于已经进入经济社会领域的制成品而言,要有效回收重复利用.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经发表了一篇名为《循环利用的真相》的文章,文章指出:“从矿石中提取金属尤其耗费能源.例如,铝的循环利用最多能够将能源消耗减少95%;塑料的循环利用可以将能源消耗减少70%;钢铁、纸张和玻璃分别减少60%、40%和30%的能源消耗.循环利用还可以减少引起烟雾、酸雨和河道污染的废弃物排放.”[6]2009年11月,我国提出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将其作为评价可持续发展效果的指标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比重达到15%左右.中国制定并实施低碳式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社会生产方式向低碳化转变的重要体现.

生活方式属于文化现象.生活方式是“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7],是“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8].生活方式囊括了人的主观能动思维方式、人的能力的施展方式、自我需求获得满足的方式、人的客观实践方式,是人展开一切物质形式和精神形式的有效的社会交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受社会分工、社会资源供给和配置的影响.社会生产力决定着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在客观上反映着社会生产力先进程度、社会消费品的分配情况.生活方式的形成非常受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审美观念的制约.可以讲,有什么水准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尤其价值观是衡量社会生活方式的有效尺度.理性的价值观产生积极的生活方式,非理性的价值观则产生消极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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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是生活方式的重要方面,高消费是现代生活的体现.以高消费为特征的物质主义成了现代人的价值取向.无限度的追求物质占有和享受,追求新奇的感官刺激成为时尚的生活.现实社会条件下人际关系表现为“物的依赖关系”,人际关系受外在的物的关系和力量的统治、控制程度不断加深,造成社会关系的异化.低碳生活是生态文化对人类生活方式的生态化界定.低碳的生活方式是低成本、低代价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方式要求以实用节约为原则,以适度消费、文明消费为特征,肯定人对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更加提倡人们追求精神和文化的创造与享受.生态化的生活方式有利于人类自我的全面发展,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生态的可持续.

四、生态文化能促进生态文明的建设

在生态文化的视阈下,工业文化内在的超越性与稳定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类矛盾构成了现代社会一切紧张的关系,并通过工业文化个体的内在本质与工业文化的整体的外在约束的矛盾关系体现.生态文化作为新兴的文化,是倡导人与一切生态存在和谐共处的观念体系,是依据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反映生态系统状态的人类思想、观念、意识的积淀.生态文化是以科学技术为支撑的工业文化和以农业技术为支撑的农业人本文化的有机整合.生态文化强调自然价值的存在不仅仅只为了人的利益,还包括生态系统内一切生命和非生命存在,一切生态存在的权利是平等的.自然是人类自觉认识和能动适应的对象性存在,在属于人的社会文化系统中获得价值属性.自然价值与人的利益密切相关,人对利益的追求不过是对自然价值的一种合乎理性的占有.

现代社会条件下,人对利益的追求终究是对自身的文化价值的实现.对财富的积极创造、对利益的理性占有是缔造文明的前提.生态文明是对以往文明的继承和发扬,贯穿于生态环境、资源状况、社会经济、人际关系、法制、道德等各个方面.生态文明是必须依赖于一切生态存在都有价值、都相互依存的生态文化才能创建起来的一种全新的文明,是人类以和谐文化为基础促进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阶段性成果.生态文明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旨归,它摈弃传统文化中“反自然”的错误观念,试图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桎梏,形成以生态、生态正义、生态良心、生态责任等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价值体系,培养人们理性地处理人与其他生态存在关系的高度自觉和文化修养,建设以平等和谐、互惠互利为价值观基础的新文化.

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的基础和支撑,是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灵魂,是人类的精神家园,生态文明是生态文化的核心内容.生态物质文化、生态精神文化、生态制度文化构成了生态文化的体系.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上的具体表达形式.生态物质文化倡导绿色生产为主的生产方式和低碳消费为主的生活方式,保证了人类在积极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实现了资源可持续供给、生态环境良好和生态健康,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夯实了物质基础.生态精神文化体现在全社会成员普遍掌握生态科学知识,普遍具备生态道德素质,普遍怀有生态理念.生态精神文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生态文明建设最主要依靠创新的生态制度文化.生态化的制度安排有助于切实维护生态公正公平,有助于协调和处理好社会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代际之间、种际之间在维护各自生态权益时产生的矛盾.

总之,生态文化作为人类新的意识形态,必定会在创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生态化局面上发挥更强大的效应,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1]余谋昌.生态文化:21世纪人类新文化[J].新视野,2003(4):p64.

[2]谭培文,陈新夏,吕世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编与导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p9.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p119,p122.

[5]路日亮.以人为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M].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11.p368.

[6]黄承梁.生态文明:人类社会全面转型[M].北京:党校出版社,2010.p94.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p144.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p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