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暴力和优等生文化

摘 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推翻了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把中国拉向了“现代化”的进程,开辟了“现代文学”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他们的这种选择是以对传统的颠覆、解构为前提的,带有强烈的急功近利的色彩,而缺乏清醒的考虑和选择.因此,他们的话语中就充斥着一种暴力和优越心态.

关 键 词 ：知识分子 五四文学 话语权力 文化

作者简介：刘亚钦,男,1982年生,洛阳理工学院讲师,毕业于兰州大学,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文化方面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2-2139（2009）-03-0091-02

五四文学革命是在向西方的看齐中,集文艺复兴、思想启蒙于一体的一场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充当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启蒙者的角色,特别是那些曾经留学海外、深受西方思想与文化影响的学者在其中的地位及其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他们的呐喊,才使得沉睡中的国人从梦中醒来,使得西方列强听到了中国苏醒后的第一声“怒吼”,推动了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但是,这批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文化身份以及思维模式倒是十分的别致,值得思考.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是行动主义者,讲求实效的考虑使其正视现实政治的世界,并且从内部着手改变它.他们相信,通过自我努力,人性可以得到完善,固有的美德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天人有可能合一,使他们能够对握有权利、拥有影响的人保持批判的态度”.[1]这种讲究经世致用、注重以思想入世与批判的知识分子希望通过他们的批判,挽救国家的危亡,唤醒民众,起到“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功用而热衷于“文学的启蒙”,并自觉地把文学作为传播启蒙思想、唤醒民众的手段和工具.他们就赋予了文学不能承受但又不得不承受的重任,把文学推到了时代的旋涡之中,开始了文学从“边缘”到“中心”的位移.他们把文学当作了时代的“号角”,思想传播的“传声筒”,使文学成为了“形式”加“思想”简单的“二元组合”.

他们都有留洋的经历,在面对传统和现实时,有心理上的优势：传统和现实都是令人失望和窒息的,西方是“先进的”,接受了西方文化的他们自然也是“先进的”,国内的民众只有接受了他们的引导才能越过黑暗,走向光明.在那个启蒙的时代,这种心理的优势,使得他们在打倒传统时是理所当然；在面对民众时,很自然地把自己定位在“导师”的位置上.这种定位,赋予了他们独断专行的话语权力.从《新青年》的历程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种色彩.起初,有人表示怀疑,说西方文化也有阴暗面时,他们横加指责,进行猛烈的攻击；之后,和林纾、严复的论战中,除了里面的意气之争外,言辞的刻薄,对传统的断然否定和学术之外的人身攻击,恐怕占了很大一部分；和“甲寅派”与“学衡派”的论争中,“甲寅派”和“学衡派”的同人们提出了很多合理并且值得深思的问题,但是在激进者的眼里,这些统统是他们前进的障碍,必须予以清除,从来没认真考虑反对者的合理之处；还有后来《新青年》在短暂的统一之后,内部爆发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恐怕与这种独断专行的话语权力有很大的关系,最终导致了自身的分崩离析.

赛义德说：“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表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者意见的个人.等知识分子这么做时根据的是普遍的原则：在涉及自由和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无意地违犯这些标准的行为.”[2]在这里,知识分子是敏感的、有思想的、有洞察力的并具有一定话语权力的人,否则他们的话语就无从说起.代表公众的意愿,也是这种话语权力的体现.

但是,他们的这种“话语”真的代表公众的意愿吗?“五四”这批激进者基本上都是有着西方知识背景的留学生组成的队伍,认为自身是“先进文化”代表的同时,把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定位为一种衰败、没落和僵死的文化,把公众看作是落后的象征,成为接受教育和启蒙的对象.这样,他们的话语就不是代表公众的意愿,而是他们自己的意愿或者他们这个团体的意愿,并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西方话语的逻辑,成为西方文化的代言人,而不是自己民族传统的代表.因此,他们必须要赋予他们自己“导师”的角色,处于“启蒙”的地位,否则,他们存在的合法性就会被质疑.于是,他们开始了他们的启蒙之路.

罗兰巴特在《符号学原理》中指出：“发出话语（DISCOURSE）,这并非像人们常强调的那样是去交流,而是使人服从.”[3]“五四”精英们也正是这样,并不期望和别人交流.在他们的话语中,类似“欲等欲等必等”、“欲等非等不可等”、“若要使等非等不可等”、“欲等不得不等”、“凡等都等都等都”、“若等则等断断不能等断断不能等”以及“与其等不如等与其等不如等”的句子结构,简直是俯拾皆是,多如牛毛.这可以说是“五四”的一大特色.这些句式的采用,强化了祈使的意味和权威的教训口吻,使得“导师”在给茫然而无所适从的“学生”提供知识、原则、信仰和价值准则的时候保持了确定无疑的“引路人”的身份,确立了自己“精英”的立场.“五四”精英们运用他们这种话语的权力,在面对“学生”时,自然而然地把他们权威的形象放大,使得权力的意义也在无形中彰显了出来.

“精英们”在获得了话语优先权之后,急剧膨胀的文化优越感,使他们在要求启蒙对象时,只能在赞成/反对的二项对立中做出旗帜鲜明地选择,否则就会被打倒,由此也就折射出了他们这套话语系统反动的本质.其实,一直以来,“五四”话语都是在一系列二元对立的陷阱中挣扎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取决于启蒙主体的权威身份和启蒙主体对启蒙对象所做出的评价.“五四”启蒙者在定性启蒙对象时,无视自己也需要启蒙的现实；在对他人的启蒙中,确立了自己知识精英的形象.可是,在他们的那种独断式的话语中,却阻断了启蒙主客体之间双向交流的可能,高高地漂浮在虚无的空中.

竹内好在评价日本文化时说：“文化作为学问和文学,总之作为人类精神的产物是可以超越的,是外在的东西.在努力超越这种文化的过程中他们非常热心.追赶!追赶!这是日本文化精英们的口号.不能败给别人,至少要领先一步!他们像学校的优等生一样为自己挣分.事实上,这些学校里的优等生就是日本文化的代表.等秀才们开始觉得自己了不起等领导这些落后的老百姓成了他们自己的使命等他们主观上认为是正确的,由此便得出了反映优等生独断心理的结论：因为自己之优秀是接受了欧洲文化的结果,所以落后的人民接受自己的文化施舍不仅是当然的,也是理所应该的.”如果“他们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呢?等因为劣等部分优秀部分的成绩,本该胜利的优秀部分受到劣等部分的干扰,所以失败了.就是说在劣等部分中他们失败了,而在优秀部分他们并未失败“.[4]这种优势心态和独断心理在“五四”精英们之间也是普遍存在的.由于接受了西方文化,他们就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特别是在获得话语权之后,他们就成了观念和价值产生的源泉.但是,观念一旦与现实产生矛盾,他们很快就会放弃原来的观念而去求助西方,寻找新的观念,因为“新的变旧了,那么一定要被更新的所代替”[5].放弃,是他们的特权,这是他们从历史的“进化”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西方文化的到来同东方文化产生了碰撞,东方为了保守自己的阵地而进行了抵抗,可是在抵抗中,东方却不断地退却.“欧洲每前进一步,东方便后退一步.这种后退是伴随着反抗的后退.”“没有反抗就不会后退,因此,反抗的持续即意味着失败感的持续”,“失败感是在因否认自我再次失败而产生的又一次抵抗过程中被意识到的”.[6]“五四”精英们意识到并承认了“东方”的失败,于是他们就放弃了“东方”.为了摆脱这种失败感,他们拼命地向“西方”学习,然而,这种耻辱还是无法清洗干净,他们就学会了“转嫁”.于是,他们在面对国内落后的“学生”的时候,他们昂起头颅,断然地给“学生”指出了光明的所在和前进的方向,茫然不知所措的学生感恩戴德地拜服在他们的脚下,他们悠悠然有了一种“胜利的喜悦”.这种喜悦使他们坚信自己作出选择和决定的正确性,陶醉于这种“搬运”工作中而忘乎所以,失去自我.

“五四”一役,使“西化”精英们获得话语的权力.他们悠然自得地向“学生”宣告自己的思想,教导“学生”,甚至进行断然的“批评”和“指责”,却无法听进去“学生”的“感受”和“心得”,阻断了双向沟通的可能.这是他们的优势心理和精英化思维在作怪,是“西方”对“东方”的压迫.但是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这种独断和偏见使他们走向了极端,受到了伤害：理性的膨胀,自我的放大,却无法改变事实本身,自己也陷入意图谬论的陷阱之中.启蒙是需要的,极端化的思维却是不可取的.只有在相互的交流和包容之中,目的才能达到,启蒙的意图才能真正地实现.

精英地位的树立,话语霸权的追求,二元对立模式的确立,非此即彼的专断选择,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一套别致的话语,对以后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太阳社”对“五四”的简单否定和对鲁迅的蛮横攻击,以及“左联”对鲁迅的排挤等；四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提倡和在实际中对“政治标准”的吹捧甚至变相为“政治标准唯一”的做法,都在当时造成了诸多不该发生的惨剧；建国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把这种话语推到了极致,一切都成了被怀疑被打倒的对象,简单的定性和大扣帽子的行为,使得人人处于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而人性丧失的状态,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别人”的帮凶和“共谋者”,知识分子也成为这一行为的牺牲者的打击对象,蛮横粗暴的做法把中国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中华民族差点在这一劫难中走向自我的毁灭,如今还在人们的心灵中留下可怕的记忆.这种知识暴力和话语霸权在走向极致是造成的恶果确实需要深刻的反思了,我们不能在自己制造的神话中“自欺欺人”了,而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始相互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进行上下、双方甚至多方之间的互动,我们的民族才能走向幸福的明天.

历经劫难之后,也许我们才恍然大悟：“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