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地贫困化问题文献综述

内容摘 要 ：资源地贫困化问题实质上是对“资源诅咒”检测说的一个检验.现有文献集中于检测说的存在性、传导机制、形成机理等,并以面板数据建立模型展开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总体上看,当前研究存在学科视角单一、断面研究多、内容欠深入、缺乏本土理论与方法支撑等问题.笔者认为,今后应重点展开跨学科、多视角、动态的集成方法和理论研究,尽快形成贫困研究的框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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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美国经济学家Auty针对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比资源贫乏国家要慢的现象,提出“资源诅咒”的命题.此后,学界进行大量实证检验与理论研究.自然资源富集区（简称资源地）贫困问题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它正好检验“资源诅咒”检测说是否真实存在.

资源开发与贫困缓解的学界研究现状

(一)资源地的贫困化问题

学界对资源地贫困化问题的高度关注始于“资源诅咒”命题的提出.Rosenstein（1961）认为自然资源开发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潜在、重要的催化剂.Chen、Shaohua（2010）在缓解和消除贫困、减少贫困人口、贫困区自我积累、提升贫苦户发展能力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资源产业兴起不但未带来发展预期反而造成增长缓慢、贸易条件恶化、结构失衡、反“工业化”、社会资本流失以及收入差距扩大（张复明、景普秋,2006）等问题.由于资金投入低、贫困人口受益少、资源整合困难、政策协调和项目瞄准机制缺失、资源地扶贫开发覆盖面不足,出现了严重的福利遗漏（宋彦峰,2011）.

牛冲槐等（2012）以山西吕梁煤炭开发为典型个案,提出引入低碳技术、调整产业结构和增加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综合运用政策、科技、法律等手段规避负效应.理论界对利益协调、产业扩张、加快转型等展开定性研究,但就如何立足资源赋存、环境承载,在减贫机理上响应国家新政、建构保障体系来消解贫困等未有新解.

(二)自然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增长

资源开发究竟是“福”还是“祸”?学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它是发展的催化剂,有人说它造成增长波动、反工业化、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为检验上述论断,景普秋、王清宪（2008）选取山西省地级市（县域）2000-2006年的面板数据,从资源开发强度、集约度、依赖度、收益分配极化度以及资本转化度进行定性定量实证分析,得出选择变量不同将形成常态、优态、劣态等不同形态的增长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资源诅咒”及争论的质疑.

1.“资源诅咒”与经济增长.Sachs & Warner（1993,1995,1997）对“资源诅咒”检测说进行一系列开创性实证检验,并建立标准化研究模型,不仅为理论建模提供新思路,而且为实证研究提供新工具与新方法.

国外大量研究关注“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Sachs（1995）、Arezki和Ploeg（2007）认为资源产品变动导致贸易条件波动；Acosta（2000）认为制造业萎缩引发“荷兰病”；Gylfason（2009）提出人力资本与技术的挤出效应；Robinson（2006）认为制度弱化滋生腐败等.此外,还有人关注到资源国可能会因利益驱使而产生暴力冲突,影响经济增长衍生贫困.国内学者徐康宁、韩剑（2005）率先将该概念引入我国并关注资源区经济增长.李天籽（2007）、邵帅和杨莉莉（2011）、贺红艳等人（2010）以省际、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展开实证分析发现经典检测说在中国区域层面同样成立.收益分配不公衍生“财富悖论”,对“资源诅咒”存在性、传导机制、对策等研究发现,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呈显著负相关.

然而,理论研究的不足、哲理思辨的欠缺、实证模型设定误差以及数据样本单一化,无法诠释资源区何以贫困.而过分依赖数学建模以及数理逻辑研究方法运用,借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理论来诊断发育中的中国经济问题,明显表现出水土不服,无法真实反映我国经济现状.

2.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正态协同.资源地是否存在“资源诅咒”?张凡勇（2011）、孙大超和司明（2012）分别以省际面板数据、城市横截面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检验结果显示：一旦控制住海港距离、政府干预、制度变量、区位变量等因素,“资源之咒”的现象并不明显.还有学者以人均概念衡量自然资源丰裕度,得出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无显著负相关.不仅如此,资源丰裕城市对其他城市还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可见检测说是否成立还值得商榷.

Brunnschweiler和Bulte（2008）研究显示,资源丰度、法律和制度共同决定区域增长是否依赖资源.敖华等人（2009）对资源开发与产业升级、主观意志与市场导向、区域开发与开放、开发利用与环境协调的解读发现：一个地区对资源依赖并不会抑制经济增长,相反丰富资源对增长和制度质量提升有正面影响.当前,该问题停留于静态或断面研究缺乏综合集成研究；既未建构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共生研究框架,也未对协同演化加以剖析.

资源地贫困问题的形成机理及逻辑归因

(一)体制病理

高控制下的工业化路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运行.制度设计、产权配置、资源、财税政策等体制性障碍的存在（吴敬琏,2010）,既浪费资源又破坏环境.重化工业产业发展刚性与运行惯性,创新力不足与利益分配有失公允；资源区遭遇剥夺,脱贫发展陷入困境国家能矿基地演化成“问题区域”.张绪清（2012）究其原因,、国企、先发区域、强势群体凭借国家赋权以看似“合理”的政策体制与强大的市场力剥夺弱势的矿区.因此,通过政策调整与制度创新,赋权弱势群体将从根本上解开贫困症结.

(二)市场失灵

垄断和信息的不完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运转,资源配置达不到“帕累托最优”引发市场失灵（殷俐娟,2010）.针对发展悖论、生境公共产品特性、资源利用与环境污染等一系列负外部性问题,开设环境税、制定生态质量等级价,建立明晰产权制及可持续发展环境政策（王彦明,2011）,调整资源产业布局一定程度上可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职能（牛建英,2006）,减少政府干预,建立有效监督政府的制度框架.尽管如此,却未能在市场功能发挥,弥补功能缺失上建构行之有效的可行原则和实施方案. （三）环境制约

缓贫行动本身就是一种改善人与自然环境的行为与过程.借助定性描述和理论模型,Barbier（2010）、曲玮等人（2012）从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双重角度,利用2000-2006 年甘肃省51个扶贫开发重点县的面板数据就自然环境对贫困的影响展开探讨.回归结果显示经济社会发展很大程度上能缓解贫困,但恶劣的环境仍是致贫的重要因素.耗竭式资源开发导致资源地环境破损,这为资源地贫困问题找到了新的注解.

(四)权利缺失

Olivia（2011）、Alkire和Foster（2011）从多维视角对贫困问题进行测量研究,发现贫困凸显为选择权弱化与部分权利丧失.胡鞍钢（2006）、杜凤莲和孙婧芳等（2009）认为增长质量下降与收入分配不公是贫困人口受益比重下降、获取收入机会减少的重要原因.话语权、参与权、选择权以及决策权缺失,使得资源地陷入贫困.权利贫困虽构成资源地发展软肋,但并未建构起一套制度体系来确保基本利益不受损.

资源地贫困化问题场域中的路径依赖与障碍

(一)体制错位下的顶层设计

世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研究表明,体制与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关键.在《进步与贫困》一书中,Gee（2006）探讨了贫困的根源,并将其归结为土地分配不平等（地租）和政府垄断（税收）等因素.林元旦等（2003）提出加强财税、政府采购等政策投入,是投入积累不足、保障体制软化、价值正义错位等问题关键.通过顶层设计实施差别化政策,以满足资源区发展为目标预期；从资金、项目、科技、人力、政策等发展要素上增加投入,为资源地发展提供核心驱动.

(二)公平正义缺位中的利益分配

胡兵等人（2007）利用贫困指示增长曲线对农村居民收入进行Lorenz曲线实证分析.贫困变动测度和分解表明：1985-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有利于富人而非穷人,经济增长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贫困大幅减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又部分地抵消增长成效.借鉴国外经验深化资源税和矿产补偿费改革,建立耗竭补贴及保证金制度有助于资源利益分配公平.

曹芳萍、沈小波（2011）认为有效的反贫战略应既是惠及穷人的经济增长,又实现有利于增长的再分配.初次分配中,明确国家所有权权益主体与合理的企业利润分配；再分配中,明确资源地政府管理权权益主体与合理的财政收入分配,使资源地政府获得足够的社会事务管理补偿费.实证研究个案化与理论研究抽象化为贫困提供了较好设想,但缺乏理论支撑与实践模式可鉴.

(三)资源价值扭曲中的环境租金问题

宋晓玲、丁洁尘（2005）认为不合理电价形成机制造成区域间环境利益分配扭曲.王承武、蒲春玲（2011）运用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从财税收入、利益分配、资源税费、收益和补偿法等制度层面以新疆为个案,提出理顺、地方、央企、基层政府间的关系,来规避环境租金、资源价值扭曲问题.现行的资源收益分配仍以税收为主,仅体现需求变化带来的稀缺性租金问题；缺乏对耗竭性租金征收,导致资源租金流失造成资源区高税负.沈尤佳（2012）认为土地所有者缺乏地租是资源产业暴利及原始粗放浪费式开采的根源,采用超额利润弥补资源开采造成的负担,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四)利益补偿缺失下的生态

鹿爱莉（2007）、张绪清（2010）、王承武等（2011）提出建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补偿体系,建立属地资源收益权和异地有偿使用权,谋求资源利益的共生与共享成为生态文明发展的新趋向.

研究不足与展望

(一)强化顶层设计研究

资源地贫困问题逐渐成为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过高估计资源开发引致经济增长对扶贫的作用,忽视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依靠政府力量来保证经济增长,利益主要流向穷人的设想已经落空.如何有效规避资源地贫困的问题,成为未来持续关注的一个重点.强化顶层设计,是实现主体内在和外在的能力获得,运用能力缺失的有效弥补.强化顶层设计与底层实践,将有效克服当前学界静态研究和断面研究的局限.建构“资源资本化”与“资本资源化”的对接机制,以资源支撑脱贫；既是深度开发的题中之义,亦是科学发展的战略之举.

(二)建立反贫困研究的框架体系

国内外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已由收入贫困转向知识贫困、权利贫困、人力贫困,从单一经济学科研究扩展到政治、文化、社会及健康等学科领域.因此,加强规范与比较研究、多学科视角与集成研究,尽快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统一的分析框架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应强化本土理论建构,深化和丰富逻辑性、特质性、解释性以及探索性的方法研究,建立符合国情的研究框架体系.科学揭示资源地贫困化内在机理,提高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和指导力.

(三)建立动态研究机制

资源区脱贫开发本身就是一项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的系统工程.无论是国际减贫经验还是国内实践,都缺乏长期详细的贫困监测数据.因此,建立动态的贫困检测机制与科学的利益协调机制,增强和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新阶段反贫研究的重点.赋权弱势群体参与并分享经济增长是资源区建构和谐、科学发展的政治预期与基本目标,也是今后研究的方向和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