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选本与古诗经典刍议

中国古代诗歌选本一向被看作古代文学批评的方法之一.作为选本,其中的“选”本身就是一种选择、评价批评.“选录诗文的人,都各人显出一种鉴别去取的眼光,这正是具体的批评之表现”.选本提供给接受者的作品,是经过选者评判过的作家作品.选者要对作家作品加以评判,要论定高下、排定座次,为当代人或后世提供一个学习借鉴的范本.鲁迅先生曾对选本的重要性予以很高的评价：“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因为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朱光潜先生也说：“编一部选本是一种学问,也是一种艺术.顾名思义,它是一种选择.有选择就要有摒弃,这就可显示选者的好恶或趣味.等一部好的选本应该能反映一种特殊的趣味,代表一种特殊的倾向.”由此看来,选者在选本中掺入个人喜好或偏爱,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古诗选本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汉魏六朝时期,这是古诗选本的滥觞期,以萧统《文选》（这里重点强调的是其中的古诗部分.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不属于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古诗选本,更确切地说,是一部广义上的诗文选本）、徐陵的《玉台新咏》为代表.二是唐宋元时期,特别是唐宋两代,古诗与近体诗交相辉映,近体诗发展至唐代“诗圣”杜甫手中,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后世不可逾越的一座巅峰.古体诗在众多诗人的笔下,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这个时期可以唐代的李善注和五臣注《文选》及元代左克明《古乐府》为代表.这是古诗选本的发展时期.第三是明清时期,这是古诗选本发展的高峰时期.以明代钟惺和谭元春的《古诗归》、陆时雍的《古诗镜》、曹学佺的《古诗选》及清代王士禛的《古诗选》和沈德潜的《古诗源》为代表.

所谓文学经典即是经历过长时间的文学接受与传播,而为人们广泛认知并公认为典范之作.在经典传播的历史过程中,文学选本起着重要的载体作用.中国古诗经典的形成过程中,历代诗歌选本的传播作用功不可没.《诗经》起初当为诗歌选本,正如司马迁所言,所谓“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如果司马迁所说属实的话,《诗经》当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古诗选本,孔子自然为第一位选学家了.没有孔子的删诗与选诗,可能就不会有《诗经》的出现；没有《诗经》这部古诗选本,也就没有后人奉为经典的古诗,尽管后代儒生们奉为儒家经典“五经”之一,失去了其文学的本义,但并未淹没其诗歌的本来价值.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学术界公认的最早的文学选本是晋人杜预的《善文》五十卷,“善文”即好文章的汇编,可惜此书早佚,不得见其原貌.如《隋书·经籍志》说：“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晋书·挚虞传》称挚虞“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论”原来附于“集”后,以后又分别单行.如《隋书·经籍志》既著录挚虞《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又著录其《文章流别志、论》二卷.“集”为作品选,今已佚.“论”有佚文流传,对诗、赋、箴、铭、哀辞、颂、七等文体,“溯其起源,考其正变,以明古今各体之异同,于诸家撰作之得失,亦多评品,集古今论文之大成”.由此看来,最早的文学选本已经是选评结合的模式了.

通过历代选学家的古诗选本对古诗的选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古诗经典作品的形成过程.不过,我们在这里所论的古诗,主要是指先唐以前诗人所创作的古体诗,相对于唐代近体诗而言；同时,又不同于唐代以后诗人的诗歌作品.古诗在历代选学家的诗歌选本中,经过历代文人的传播与接收,代代相传,因而成为人们喜欢的经典古诗了.在古诗选本中,中国古代的选学家既可以通过选择诗篇表达自己的诗学观念,即通过选择诗人与诗作,间接地表明批评者的态度；又可以通过直接评论古诗,即以文本、序跋、凡例、圈点、眉批、行批、总评等形式传达自己的诗学观点.如果从理论构架上看,古诗选本不像诗学论著那样,诗学观点鲜明,理论性强,析理严密,自成体系.如果从中国诗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古诗选本是古代传承优秀诗歌作品的重要载体之一,也是主要的传播工具.

在中国古诗选本的发展史上,唐宋时期曾出现一个诗歌选本的高峰期,但主要是唐诗选本.明代由于受到文化复古、前后七子诗学复古风气的影响,文人不仅热衷于编录别集,更热衷于选录古诗,无论是唐诗选本还是古诗选本,因而明代古诗选本大盛.据笔者研究,仅明代古诗选本就有不下154种,由此可见明代古诗选诗之盛.本文主要结合明代古诗选本的有关情况,谈谈古诗经典的形成.

明代人编选古诗选本的风气之盛,超过了之前的任何朝代.究其原因大致如下：第一,辉煌灿烂的古体诗歌,为明人编选古诗选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遴选材料.汉魏六朝诗歌的异彩纷呈,特别是那种淳朴、古直的汉魏诗风,是嘲弄风月、脂粉气浓的台阁诗风和一味浅俗、缺乏诗味的浅薄诗风所无可比拟的典范,也是明代众多诗人向往的极致.第二,明代长期流行的复古风气,特别是前后七子倡导的文学复古诗潮,急需大量的古诗选本为之张目,为之树立典范,因而众多的古诗选本盛极一时,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了.第三,明代版刻业的发达,为古诗选本的大量出现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如果说明初是出版业的恢复期,宣德至正德为发展期,嘉靖、万历至崇祯则为隆盛期,其中又以嘉靖、万历为极盛.现存大量的明代古诗选本多于嘉靖、万历和崇祯朝刊刻.第四,图书交易中心的出现,为明代古诗选本的传播与流通提供了便利条件.明代的南北二京都、江、浙、闽不仅是刻书业的中心,同时是图书交易和流通的集散地.

大凡优秀的选学家,如果从卷帙浩繁的诗歌作品中披沙拣金,不仅需要具备足够的耐心和定力,而且需要独到的审美眼光、敏锐的艺术鉴赏力去发现经典诗作,更需要有对诗歌发展历史和诗人创作全貌的宏观把握能力.只有这样,选学家编定的诗歌选本才会起到明示典范、树立楷模、确立经典的作用.清代学者丁灏说：“盖选诗更难于作诗.作诗不过一时之兴会,选诗则存乎生平之学识.识不精不能辨析毫芒,学不深不能会通渊奥.求其学识兼优,一书甫出,举世奉为金科玉律,诚戛戛乎其难之.”从选择古诗经典的角度而言,选学家选诗诚属不易.因为每个诗人毕生创作的诗歌可能汗牛充栋,在茫茫诗海中萃取精华,选出经典,不仅需要眼力,更需要精力与体力.另外,任何选学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偏好,这种独特的个人偏好有可能会影响到所选诗歌的公正性、客观性、经典性.事实上,选学家明知这些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到彻底解决,但他又必须予以解决,因为他肩负着为读者选择经典的历史重任,更承担着为优秀作家代言、推荐、传播优秀作品的神圣使命.事实上,任何一部选本都不是对诗歌的简单选择和无序排列,选哪个诗人,选择诗人哪些代表作品,这些诗人和作品如何排序,都是富于眼力和策略性的,更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其实从根本上也反映出了选学家的审美理想与诗学观念.

选学家在铨选古诗时,有的时候可能会有针对性地选录某一类古诗作品,但其针对性不会远离自己的审美倾向与审美爱好,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选学家按照与其审美趣味相同或相近的人群的要求,去选录古诗.这说明古诗选学家在选诗时首先会受到自己的审美局限,同时受到志趣相投的人群的左右,所谓客观,也只能是较为客观.另外,选学家所处时代的文学思潮,例如明代前后七子所倡导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思潮,对古诗选本的影响不言而喻；同时,也可能会受到经济利益的诱惑,选录一些有悖自己意愿的诗歌.这是选学家的时代局限.但是聪明的选学家仍然可以选录自己喜爱的古诗,昌明自己的诗学观念,因为每个时代、每位诗人留下的海量诗歌,选学家适当地变通,就会选出自己喜爱的、同时为大众喜爱的经典作品.

古诗选本除了传播古人诗歌经典、提供时人创作借鉴之外,自身所具有的天然功能之一是宣传选学家独到的审美眼光和诗学观念,甚至会借助古诗选本影响到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明代许多诗论家编定诗歌选本的目的,首先是传达选者个人的思想与见解,其次才是方便读者阅读.有些选学家编定诗歌选本时,主要目的是教化时人,成为宣传某种思想的传声筒与教化器.明代的诗歌选本《古今诗删》,七子派代表人物之一李攀龙虽然没有专门的理论来宣扬自己的诗学主张,在选诗时不录宋诗的做法清楚表明了七子派宗法唐诗,特别是大量选录盛唐诗歌的做法,表白了七子派诗必盛唐的文学主张.而竟陵派针对七子派的格调说、派的性灵说,以《古诗归》这样的古诗选本昌明自己学派主张,反拨前学之极熟、极俗之颓风,使天下文人靡然向风,《诗归》盛行一时.

明代的选学家在编选诗歌选本时,往往既有古诗选,又有唐诗选.唐诗选专选唐诗,而古诗选主要选录先唐古诗.这样一来,唐前诗歌发展史的脉络就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来了.这种强烈的诗歌史意识,较以往任何朝代的古诗选本都鲜明.这些古诗选本经过选学家的历代选录,那些被选率高的古诗便逐渐成为后世的经典古诗.明代的古诗选学家在古诗经典的选录史上成绩斐然.例如,张之象《古诗类苑》一百二十卷、《唐诗类苑》二百卷；李攀龙《古诗删》九卷、《唐诗选》十三卷；冯惟讷《古诗纪》一百五十六卷、《唐诗纪》一百七十卷；梅鼎祚《古乐苑》五十二卷、《唐乐苑》三十卷；臧懋循《古诗所》五十二卷、《唐诗所》四十七卷；唐汝谔《古诗解》二十四卷、《唐诗解》五十卷（唐汝询编,唐汝谔之弟）；钟惺、谭元春《古诗归》十五卷、《唐诗归》三十六卷；陆时雍《古诗镜》三十六卷、《唐诗镜》五十四卷；曹学佺《古诗选》十二卷、《唐诗选》一百一十卷等.这些不同的选本系列,均自成体系,孑然一家,代表了明代不同时期、不同派别的文学主张.如作为七子派杰出代表之一的李攀龙,没有理论专著或文章,其复古主张借助其诗歌选本广为宣传.而钟惺、谭元春的《诗归》系列选本,正是竟陵派文学主张的诗歌模拟范本.此外,还有一些古诗选本虽然没有明确区分古诗与唐诗,但是诗史意识较强,同样为古诗经典的形成做出很大贡献.例如刘一相《诗宿》、俞安期《诗隽类函》、李之用编《诗家全体》、浦南金编《诗学正宗》、朱升编《风林类选小诗》、眭石《古唐诗选》、李本伟《古唐选屑》、屠本峻《情采编》、况叔祺《古诗上乘》等.

概而言之,作为传播诗歌作品、推广选学家诗学观念的重要载体,古诗选本在古诗经典形成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传播诗歌理论方面,形象的诗歌语言、丰满的诗歌意象、杰出的诗歌艺术等所构成的完美艺术品,比枯燥的诗学论著更容易为人接受,也更容易得到普及,比诗人的别集更容易流行与传播,因而经过历代诗歌选本的铨选,诗歌经典作品在读者接受过程中逐渐形成.由此看来,古诗选本在生成古诗经典作品,建构诗论家诗学体系、影响时代诗坛思潮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古诗选本与古诗经典二者关系同理.今天若要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不仅要从诗人、作品、读者、评论家、诗学论著等角度把握有关问题,将诗人及其诗歌、诗论家及其诗学论著、读者及其阅读心理纳入研究的视野,更需要深入、系统地研究诗歌选本及选家的选诗理念,研究诗歌选本对读者甚至后代作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