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设计在中国

马弥敦（NathanMelenbrink）:美国设计师,目前在上海做建筑设计工作.毕业后,他曾经在香港大学和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任职.过去的4年,他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度过.他的研究方向是参数化设计与理论,主要研究如何使新计算工具对现代中国的建筑和城市化产生积极而持久的影响.

X:我刚才在读去年我们的电子邮件,您在里面提到中国开发商经常把外国建筑师一概而论.咱们先从你怎么决定来中国谈起吧.

M：我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学习期间,有机会到上海同济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流项目,这个经历显然对我决定再次回到中国并在中国工作产生了影响.我想来中国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建筑学教育仍然是以欧洲为中心,而我很想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在上海的一年,我收获很大,而且还有机会参加实习,体验这里的工作环境.一毕业,香港大学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职位,所以我就搬到香港了.在香港期间,我为TomVerebes教授工作,和他一起研究计算城市化,就是使用先进的软件工具设计可持续发展的项目,研究重点是重庆和天津.香港大学的研究项目完成后,我开始在香港和中国大陆寻找工作.我发现最好的选择仍然在上海,因为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设计项目,而且我以前在上海的工作经验也能派上用场.

X：现在很多美国的建筑学院都和中国的大学有交流项目.像同济大学和清华大学这样的一流大学,可能有数十家海外合作伙伴,但在几年前,情况可能还不是这样.当时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交流项目是怎样的呢?

M：当然现在的交流项目是越来越多了.许多优秀的中国学生一直都把到美国学习当成他们的目标,但最近几年,想来中国的西方学生也越来越多.西方国家的大学通常只对最有名的中国大学,如清华、北大和同济感兴趣,所以现在与这些大学建立关系的需求特别强,即使这些中国名校在建筑设计教育方面的标准还没有达到西方同行的水准.

当年我和另一个同学为了到同济留学,准备了几乎是海量的书面资料,经历了极为繁琐的行政手续,我们当时想在同济和弗吉尼亚理工两个学校之间建立一种长久关系.我不清楚现在两所学校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但还是有很多在校生向我咨询到中国学习和工作的情况.我已经和另一位前校友在Facebook上建了一个页面,使国际校友能保持联系,同时为现在的学生提供建议.

X：中国的建筑领域可以说是一个很拥挤的地方.由于巨大的工程量,许多国际建筑师已经搬过来,长期在这里工作,他们怎么写作于各种各样的公司和大大小小不同规模的项目,这些项目大到城市规划,小到家具设计.上世纪90年代以来,“明星建筑师”受到媒体的极大关注,而年轻一代的建筑师,比如像您这样在中国开始自己职业生涯的“新生代”国际建筑师却鲜有人知.请您讲讲从建筑学院刚刚毕业就来中国找工作的感觉.

M：我也认为媒体确实将注意力只集中在“明星建筑师”身上,这种情况在中国好像更严重,“明星建筑师”的名字一方面代表外国品牌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也代表“外国专家”的身份.年轻一代建筑师鲜有人知,这主要是因为,建筑设计是一个通常需要几十年才能建立起个人声誉的领域,而明星建筑师和建筑公司能否成功要看他们聘用的设计师的水平.所以,他们自然一直都会寻找最合适的候选人,而选择标准则每个公司不一样.也有越来越多的很有创意的小型设计事务所在中国扎根,尽管这些公司很少受到媒体关注,但是他们似乎也找到了一展身手的机会,要在这里发展壮大.

至于说在中国开创一番事业,这当然不会适合每个人.在这里工作经常会使我们觉得多年的学校教育是与现实脱节的.如果我读大学时的那些教授能亲眼目睹中国设计与施工的速度和规模,他们肯定会非常震惊.了解在中国做设计的速度是一回事,而在办公室环境下亲身体验这种中国速度却是另外一种感受.每一位优秀建筑师都会在给定期限内竭力改进自己的设计；这些期限在中国通常要短得多,建筑师要能够适应这一点.

如果我读书期间没有在中国的实习经验,那我在初到中国时肯定会对这种速度瞠目结舌,难以适应.对我来说,在中国做大项目令人兴奋,我觉得很多外国建筑师都会有这种兴奋的感觉.与在美国工作比起来,我觉得这种速度能使我学得快,而且学得多.

X：但这里也有一些鲜为人知的为难情况.比如说,设计期限一到,就必须停止,即使你知道需要弥补和改进的地方还很多.对这种无奈的妥协,您怎么应对?

M：人们常说,出色的建筑不仅需要优秀的建筑师,也需要高素质的开发商.最好的开发商是那些理解工作过程,能够与建筑师合作,使其拿出最佳设计方案的人.遗憾的是,只有极少数中国开发商与西方设计公司有过合作经历.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与开发商沟通的效率比较低―从最基本的沟通到了解开发商真正期待你拿出什么样的方案,整个过程在中国非常耗时费力.很多时候,开发商好像期待用中国标准的设计费用得到高端外国设计作品,这根本不可能,所以就需要反复沟通,改变开发商不切实际的期望.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很多开发商以前从来没有和外国建筑师合作过,而且也没有什么指南能够帮助他们了解这个过程.所以,对于跨国、跨文化环境里工作的建筑师来说,每一次新的合作都是一次新经验、新挑战.另外,还有很多没有任何结果的设计招标.某个开发商可能会组织一次招标,邀请一些最有名的欧洲公司来投标,他们甚至会支付高额设计费用让这些公司拿出提案,然后决定谁的提案也不采纳.这种情况全世界都有,但在中国发生的频率却高得惊人.这也是适应中国工作环境过程的一部分,建筑师要明白,项目始终都有可能遭遇重大挫折.这种事总是令人失望的,但只要支付的费用与工作量相称,建筑师也不必一蹶不振.

X：我们似乎把“中国”建筑师与“外国”建筑师之间的区别视为理所当然.上世纪90年代末期,关于国家大剧院的争议都集中在“外国”设计这个事实上,但10年后的今天,随着建筑教育的全球化,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到海外留学,也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学习汉语并在中国工作,这种界限好像模糊了很多.您现在定居上海.在日常生活工作当中,在与主管交流和与开发商打交道过程中,作为一个外国人,也就是一个非中国人,对您意味着什么?

M：这个问题问得好.在中国,“外国人”有很多含义,而且因人、因场合而异.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中国设计院工作,这些设计院希望利用他们在国外接受的教育.我认识一些在这些地方工作很愉快的人,但外国人往往很难在完全中国式管理的环境下工作,特别是如果他们以前没有在中国的工作经历.

与我们合作的开发商非常在意我们是一家欧洲公司,但我却看不出他们是否在意公司雇用的员工多数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在一家欧洲公司的上海分公司工作对我来说非常理想,因为这使我一方面能够亲身体验中国的高速城市建设,另一方面接触经验丰富的管理层和世界级公司的标准和质量.

可是,对于我的主管,作为“外国人”的含义就不一样了.他们是分公司的首席代表,所以他们是“外国人”就很重要.很多开发商似乎认为他们在购写进口的欧洲设计,就像他们购写进口车或进口家具一样.他们往往对外国设计师对中国文化了解多少毫不在乎；他们愿意付钱让公司合伙人每隔一周飞越大洋把最新的设计方案象征性地从总部“带”过来,但却不在意这个设计是否是由中国分公司完成的（对于大公司,大部分设计都是由中国分公司完成的）.很多时候,雇用外国团队只是为了把形象卖给开发商,而开发商再把这个形象卖给购房客户.很多开发商和写房客户没有意识到,或者有意忽视,有些中国建筑师并不比他们的外国同行差.在他们看来,“外国人”就意味着好作品.这种想法很落后,但我觉得现在情况在好转.开发商的素质和品位在提高,在我看来,这对建筑师来讲是最好不过的了.

X：所谓“外国建筑师”其实是一个大杂烩,有些人非常了解当地情况,有些人则以前从未接触过中国.有了一定的中国文化知识以后,再与那些只关心外国品牌的中国开发商打交道,您有什么感觉?

M：“外国建筑师”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情况差异很大.我觉得,很多开发商根本不在乎这一点,他们中很多人可能并不完全了解“外国建筑师”这个群体的多样性,哪些建筑师对中国了解多,哪些人对中国了解少.这反映的是开发商的短处,不应该妨碍建筑师去努力了解他工作的国家的文化.从理论上讲,最好的委托人会找到最好的,或至少是最合适的设计师.打造外国品牌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公司的中文命名.外国公司通常会下很大功夫把自己的中文名字翻译得好,而事实上,中国开发商对外国公司的中文名字却很少关注.他们一般宁愿使用外国名字,免得有人误认为建筑师是中国人.

X：您曾见过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以前的中国.在这两件大事之前,北京和上海都有过大规模的建筑热潮,世结束后,您是否注意到上海在建筑文化和设计原则方面有什么变化,比如对绿色可持续性设计的认识在提高?

M：我认为建设速度确实放慢了一些.对上海的设计事务所来说,世就像一个重要的截止日期,大家都要遵守.可是现在世开完了,一切好像都平静下来了.在全球对于绿色环保设计高度关注的大趋势下,我还没有看到中国对可持续性设计方面和以前有太大差别.当然,世是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一次重要机会,所以中国不得不表示对环保建筑的高度重视,一批高质量的项目也由此出现了.我希望,开发商和政府官员要搞清楚,哪些事情是对中国真正有好处,哪些是只对中国的形象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