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军

及其“党国体制”日渐进入历史的深处.作为后代人,既无利害关系,也无个人好恶,我们研究他的执政史主要是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在任期内创造过不少历史纪录,其中兼任职务之多,堪称绝世无双的冠军.

关于的数量有三种说法：一说“正职72,上千”；一说“专30多个（未计20多个挂名的军校校长）”；另一说除了党、政、军、议会4个“一把手”职位外,长期50多个,临时不计其数.三种说法的差别在于“正职”与“”的统计口径不一,“正职”与“”总和差距不大.

大量始于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担任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国民党总裁两职.1939年12月,汪精卫投靠日本,当上南京伪政权头子.汪走后,蒋接任汪原来担任的行政院长、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职,集党务、行政、军事、议会四权于一身.抗战八年间,与日俱增,据初步考证统计,先后担任50多个职务.其中党内3职,分别是国民党总裁、国民党中政会主席、党政联席会主席；行政9职,分别是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设计院主席、全国禁烟总监、航空委员会委员长（宋美龄任秘书长）、四川省政府主席、四川禁烟分监、四川生产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军事4职,具体为政府军委会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第八战区司令长官、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长官；议会2职,分别是国民参政会议长（后改为主席团主席）、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会长；议事和协调机构6职,具体有全国动员委员会会长、新生活运动总会会长、全国精神动委会会长、青年从军运动委员会主委、中中交农四联（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联合管理）总处理事长、全国节约劝储总会长；群众团体和民间社团6职,包括三义青年团团长、中国童子会会长、中国滑翔总会会长、留日同学会会长、中华复兴总社社长、励志社社长；国民教育和干部教育4职,分别是大学校长、政校校长、青年干部学校校长、警官学校校长；军事学校校长20多个,包括陆军、航空、防空、化学兵、机械兵、通讯兵、宪兵等专业,一律由蒋担任校长,另设教育长主持日常工作.

过多,原因有三：其一,时也.“战时体制”客观上需要政府集中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资源,社会各阶层也认可并容忍的专制集权.抗战胜利后,特别是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社会管理的繁杂,者势必应接不暇.其二,势也.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只有有实力“摆平”各方.其三,人也.个性决定了他爱揽权不善授权,细致不大方,多疑不放手,越级管理,越级指挥,严重的事务主义执政风格.同样是处在“战时体制”,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除担任最高领导外,没有其他,照样赢得战争.在同样的体制和环境之内,先后扮演同样的角色,远不如其长子蒋经国洒脱大方.

爱兼任校长,并将个人偏好制度化,这是最显著的特色.从正面看,十分重视高等教育和干部教育.二战期间,斯大林政府动员教授学者扛上战场.政府坚定不移地将教育科研机构向大后方转移,保存并发展以西南联合大学为龙头的教育科研队伍.抗战期间,他在回答社会上关于战时教育方针的争议时指出,教育是一场民族复兴的长期战争,“平时要像战时（拼搏）,战时要像平时（办学）”.从个人政治思想、意图和现实需要看,深受曾国藩“秀才带兵”理念的影响,崇拜德国的“精英治军”思想.是个跑江湖出身的军人,喜欢与同辈豪杰结义,更喜好收晚辈才俊为弟子.办学校,兼校长,可以批量“生产”所谓“天子门生”,扩张实力.

过多的弊端十分明显.过多集中责任、风险、矛盾,并给下级以推卸责任的理由；自毁政治形象,自己把自己打扮成彻头彻尾的大者.最高领导自己任命自己兼任部门、地方政府和大学主管,自我授权,有失体统；越级破坏分级管理秩序,导致“科层机制”失效,管理混乱,抑制人才成长.作为职业军人,违背“指挥三个部门效率最高,直接指挥不宜超过十人”的指挥常识,贻笑大方.

唐驰摘自：杂文月刊2008年6期编辑/孟醒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