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四种余光中传记

余光中因《乡愁》一诗在大陆获得了最广泛的赞誉,已经成为在大陆知名度最高的台湾诗人,他的多方面创作成就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为越来越多的大陆学者所认可.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年出版了台湾傅孟丽著《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的简体字本(该书繁体字本于1999年由台湾天下远见出版公司出版).这样,祖国大陆出版的余光中传记类的作品就有了四部,另外三部分别是：陈君华著《望乡的牧神――余光中传》(团结出版社2001年版)、徐学著《火中龙吟：余光中评传》(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和王尧著《余光中：诗意尽在乡愁中》(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其中,徐著标明是评传,意在对余氏思想和创作做全面评述,强调学术性,和一般传记有所区别.王著属

“大象人物聚焦书系”之一种,受书系体例限制,并不是完全按照传记的方式来写人物,而是“尽量以人物一生为背景,来扫描、来作者最感兴趣也最能凸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某些片断”.除去大量照片和补白以外,该书正文总共不到三万字,对余氏的生活经历并没有展开全面的描述,特别是香港和高雄长达30多年的生活情况可以说完全没有正面的描述.陈著出版最早,内容也颇丰富,但因过多依赖余氏散文等自述性文字,剪裁提炼不够,整体略显粗糙.而傅著由于作者除了认真研阅文字资料以外,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采访,用余光中的话来说,就是“来我家卧底,有信史则明查,无根据则暗访,从头到尾,把我的家人与亲友都炒了一遍”.这样,傅著就比其他几本著作更多了一些确切的史实和鲜活的材料.如果说其他几本传记主要是靠传主的作品来建构叙事基础的话,那么这本传记则很少引用传主的文章,而是努力以自己独到的记叙来为传主的作品提供注解和诠释,既具有了出版社所说的“独家性和权威性”,也增强了可读性.余光中在台湾版繁体字本出版前曾认真审读和修改过原稿,这次简体字本出版前又对书后的大事年表和著作目录进行增补,补充了近七八年来的情况.可以说,这本书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余氏本人对自己生平的看法.

余光中的创作成就得到了传记作者们的一致肯定,他们不约而同地引用文学界“文坛第一人”、“诗坛祭酒”、“当代文学重镇”等赞语来评价余氏的文学地位.傅孟丽在后记中写道：“每当想到我写的这个人,在中国文学史上或将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相提并论,不禁惶恐万分.”余光中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其对乡愁主题的反复吟唱,他将这一固有的文学母题发挥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也是余光中作为一位生活在台湾的诗人得到大陆亿万读者关注和喜爱的重要原因.王著和陈著都将这一内容置于突出的地位来反映.首先,从书名就可以看出,王著非常清楚地标明“诗意尽在乡愁中”,陈著则借用了余氏著作的标题“望乡的牧神”.这原是余氏一篇散文的篇名,文章记叙其第二次赴美期间乡愁浓重之际应一位美国学生之邀去他家度万圣节的情况,后来做了文集的名字,用在这里来概括余光中的一生,颇为贴切.当然,正如传记作者所说,这里的“故乡”“也不只是某种形而下的地理概念,乃是生命的终极意义和永恒归宿”.其次,从内容结构看,王著八章,其中四、五两章分写中国情结和乡愁,七、八两章写还乡之旅,前后呼应对余氏乡愁作了分析介绍,其他四章分别介绍其大陆少年时期、台湾青年时期、诗文创作、家庭生活,内容也多少与此主题有关.其他几本传记没有这样直接突出乡愁,但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余光中乡愁的形成、释放和变奏的过程,有助于读者理解余氏乡愁诗所蕴涵的深刻内涵.余光中乡愁诗写作几乎贯穿他的整个写作过程,其中最重要的是1970年代初台湾时期.当时作者蕴积已久的“乡愁”系列作品喷涌而出,但可惜的是对这一段历史,徐著只是一笔带过,傅著则完全没有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余光中对自己被称为“乡愁诗人”颇不以为然,希望传记能给读者提供自己更为全面的形象,他在傅著大陆版的前言中写道“《乡愁》只是我的门牌,这本《茱萸的孩子》才是我的大门,进得门来,才看见我的庭院,进得了我的房屋”.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傅著才在表现这段历史时显得尤为吝啬.

当然,傅著和徐著在内容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方面都有自己的长处.傅著着力表现传主的多方面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无论是在材料上还是叙述上都有独到之处；在结构上,先用八章逐段叙述传主一生的经历,再以三章对“师生情与友情”、“家庭与亲情”、“爱情与婚姻”分别进行综合性的概述和补叙,最后一章以“和星宿停止争吵”为题描述“七十岁的心情”,实际上是总结传主人生,全书纵横交替,线索非常清楚.其中,对余氏三次长期赴美的经历,分列了三个专章来叙述,也显得相当从容.徐著作为评传,其主旨在评析传主的创作思想与成就,作者强调自己“努力兼顾的是传主生命与艺术的统一,遵循的是学术性与艺术性合一的写作准则”,在传与评的结合上下了工夫.这本传记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传统现代复杂交错的大背景中来观照传主的思想与创作,对其诗歌、散文、评论、翻译等方面的成就做了详细深入的评介,其中对余氏游记、评论、语文论、诗和闲适诗的分析确如作者自己所说“有开拓之功”.作者以传主一生的历时线索为经,以创作的分析为纬穿插其中.其好处是可以更充实地反映每个时期传主的活动,但也带来与保持各种创作问题评介分析的整体性的矛盾,加上在表述风格上“传”的艺术性与“评”的学术性存在一定的差距,多少影响了可读性和连贯性.试想如果采用与傅著类似的结构方式(其实也是一般评传常采用的方式),先勾勒“传”的线索,再以对创作的“评”来补充,或许效果会更好.传记作品在记叙传主活动时免不了要对其所处的时代生活背景(特别是对其生活和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做必要的介绍,傅著和徐著在这方面已经相当注意,但似乎陈著在某些方面着力更多,提供的材料也更充分一些.几本传记的作者中,傅、徐、王三人都是传主的朋友,陈氏也是余作“一见钟情”的崇拜者,现在几本传记中塑造出来的传主形象似乎都经过了一定的“过滤”,对客观上存在的人物复杂性的一面表现不够.以与乡愁有关的而言,传主对祖国大陆的认识与感触有其正确的一面,也有其隔膜的一面,在“乡土文学论争”中的言论就是一例.这些如能加以适当的开掘,相信对于再现更为真实可信、更为自然可近的传主形象或许有所裨益.

傅孟丽在“后记”中的一段话为这种情况做了注脚：“随着访谈次数的增加,余先生心防渐松,有时会透露心事,有时会聊些趣事：可是当我表示要写进传记中时,他又立刻阻止.凡是可能造成对他人伤害或得罪人的事件,他都一律婉拒.余先生心高气淡,对于许多尘封往事,不愿再扬起尘烟.”显然,作者不能不尊重传主的意见,加上余先生本人又对傅著有所修改,这种“过滤”就更带上了传主本人的印记.这当然只是原因之一.余光中多次谢绝出版自传的约请,也没有日记、书信一类私密性文字发表,但是他的许多散文真实地记录了自己的活动和心情,在作品集的序跋中往往也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创作的经过和认识,这些都给传记作者们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因此,其他几种传记虽然没有像傅著那样受到传主较多的直接影响,但因其材料大多来源于余氏本人的自述性散文和序跋类文字,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原始“过滤”的限制.而余氏出于一贯的认真、严谨以至谨慎,必然对内容有所“过滤”,这样就很自然地留下了许多空隙给人们以想象、搜寻、考证的空间,传记作者们显然不应忽略这些空隙.在运用传主自述性文字方面,几本传记也有不同.傅著基本用得很少,徐著和王著用得较多,一般都采用直接引语的方式,特别是关于具体创作思想方面的引语颇多,这无疑有其必要性.陈著引用或化用余氏著作和他人记叙余氏资料最多,但因剪裁提炼不够,造成语言风格上的某些不一致甚至语气上的某些不连贯,由于写作过多受此类材料多寡的制约也造成有的部分详略有些失衡.

两岸政治关系的复杂影响到文化上的沟通与交流,也多少影响了像余光中传记这样的具体写作,从资料的获取到论述的深入,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的存在.我们期待,在两岸关系更良性的发展中,对余光中的研究包括其传记的写作能够获得更喜人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