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再

伤痕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文学思潮,距今已近三十年.三十年来,文学潮流及写作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重新回头反思伤痕文学的历史价值是必要的.

关于伤痕文学作品,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如刘心武的《班主任》（1977）、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1979年）、《牧马人》（1980）、郑义的《枫》（1979）、张贤亮的《灵与肉》（1981）、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1981）、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0）、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1981）等等.这些作品均以反映特定历史阶段源于政治谬误导致的个人的不幸遭遇、以及表现个人内心的情感创伤为主要内容,表现荒谬的“”政治对国民精神的愚弄、理性被放逐的现实,表现个人的追求、理想被极端的政治所吞噬,表现最基本的人伦情感――爱情、亲情被荒谬的政治扭曲的痛苦的情绪记忆.这样的作品,显然与之前的当代文学写作在主题、内容、人物形象上有了明显的不同.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文学创作中人道主义思想的表现,理性的复苏,使伤痕文学有了不同于建国后文学的新的特质.本文关注的即是这种新的特质所表现出的双重意义.

一、伤痕文学的突破

就伤痕文学存在的社会历史文化氛围而言,1976―1980这段时间的社会政治思想正处于破旧立新的激烈变化时期.“”时期的政治思维方式依然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从伤痕文学出现后频繁的争议中显而易见这种状态,如当时由于大量伤痕文学作品的出现,使得当时的文艺干部对此写作影响的担心,如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黄安思发表了《向前看啊!文艺》的随笔（《广州日报》1979年4月15日）,关于伤痕文学是“歌德还是缺德”（《河北文艺》李剑1979年6月）的文章引发的论争.这些文章对伤痕文学暴露过去社会政治的文学写作方式进行批评,显然表明作者并没有走出狭隘政治的思维判断,依然以过去的政治文学标准批评文学,这种批评界的状态反映了伤痕文学所处的社会政治氛围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这一时期关于人性及人道主义性质的论争,始终与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氛围紧密联系,并且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疏松紧密始终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文艺政策保持着亦步亦趋的状态.

伤痕文学的勃兴根本的原因,除了“”后政治反思的政治文化提供的大背景外,直接原因在于有文学理性自觉的文艺批评家适时地认可了其文学特质.如《文艺报》、《上海文学》、《人民文学》等报刊,对于伤痕文学体现出的新的文学特质给予了肯定,并积极开展了文艺论争,对于破除长期以来政治规范支配文学写作的条条框框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可以说,这些刊物使得伤痕文学这一新的文学潮流得以面世,得到读者的认可,并且在文学及思想层面影响了大量的读者群.如果说“”后“思想解放”的倡导,破除了领袖崇拜的盲从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为新时期作家理性的切入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思考的氛围和空间,更为重要的是,也恰恰是这种氛围和潮流的引导,激发了作家的思考.应当说,伤痕文学作家们自觉地参与到了思想解放的思考中,借助于文学实践着政治思想启蒙的努力.

在某种程度上,伤痕文学的写作及传播起到了文学启蒙的作用.而同样这一时期,文学界、思想界等的论争状况,也使得“十七年文学”堆积至今的文学问题发展到了必须进行认真讨论和确认文学性质的阶段.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文学的标准问题.伤痕文学使得长期禁限于极端政治写作的文学获得了解放.政治化的“十七年文学”及阶级斗争思维登峰造极的“”文学造成的文学人性及人道主义内涵缺失与匮乏的瓶颈现象直到“”结束,在伤痕文学中才被打破,有了重新表述的可能.过去文学作品中被禁止的个人生活、个人情绪、个人感情、个人思想获得了表现的文学空间.人们压抑已久的对于“”政治的愤懑情绪得到了决堤式的大宣泄,极端政治化的左倾政策造成的社会的畸形状态,对人性的极大摧残,个人尊严被践踏,个人权利被剥夺的悲惨状态.个体的痛苦记忆在提倡思想解放的背景下,得到了及时的表现.伤痕文学首先由于其思想启蒙的性质获得了文学对于阶级斗争思维模式的超越,并在此基础上,使现实主义文学的本质,文学与现实精神本质的一致――文学真实精神得到了恢复.

伤痕文学的产生,引发了一系列文学精神问题的讨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的问题.伤痕文学为文学写作的精神内涵提供了人性、人道主义的内涵,情绪性、心理性、真实性的文学视角.很显然,经历了漫长的近三十年的弯曲的道路,以人为主体的文学精神在伤痕文学中首度得到了恢复和重新表现,这些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对于重新恢复现实主义的文学无疑是起着积极作用的.

另一方面,伤痕文学的文学史意义却是不容否定的.引用评论家陶东风的文学“祛魅”说,伤痕文学首先产生的是祛“”政治文学之“魅”的作用.发生在80年代的这次“祛魅”由精英知识分子发动,也以精英知识分子为主力.它所祛的是“”时期以样板戏为典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魅”,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具论文学之“魅”,是“三突出”的创作方法之魅和“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之“魅”.伤痕文学无论是从反映社会现实、人物形象塑造、个人思想的传达等角度都表现出了超越“”政治文学的价值.从这个角度而言,伤痕文学重新续接了“五四”的文学启蒙精神.

这次“祛魅”不是孤立发生的,它是当时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整个“思想解放”就是一种广义的政治“祛魅”活动.祛被神化的之魅,祛“文化大革命”和“两个凡是”之魅,祛蒙昧的政治信仰之魅,而文学中的“祛魅”正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由于一直以来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文学是作为祛魅的重要途径,实现其政治启蒙的巨大影响力的.也正因为伤痕文学所体现出的这种文学与政治的历史纠葛关系,因而伤痕文学必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它自身的基于历史语境及理性视野的局限.

二、偏狭的政治思维

就作家理性视野而言,伤痕文学所呈现的启蒙并没有超越政治启蒙的层次.这些作家的思维视野并没有超越体制内知识分子的思维局限.作为伤痕文学,最具表现深度的无疑是朦胧诗,北岛的诗句：“告诉你,世界,我不相信”、“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一代人精神的迷茫,对人的权利、尊严、价值的吁求,对领袖崇拜、政治蒙昧的批判,在诗歌中得到了集中的展示.但大多数伤痕文学作品,停留于情绪性的政治批判视野.作为历史语境的个人,仅仅停留于苦痛的创伤记忆,痛苦和伤感情绪的宣泄,而普遍回避了作为历史“共谋者”的事实,未能对现实和自身进行更理性的全面真实的表现,显然他们的写作是片面的,作家们普遍表现出对自我反思的规避.

伤痕文学有着其特有的偏狭,单一性的思考维度,感伤的抒情方式,非此即彼的人物定性.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对人性及人道主义有了长期历史断裂之后的重新关注,但显然未能表现人性自身的丰富性及复杂性.在偏僻林场的村民王木通（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被处理为一个与“”非人道政治共性的人物,显然作者赋予了人物太多的政治定性,违背了人物的真实性.其婚姻也被单一化,对政治的批判的主题中,又交织着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作者显然没有处理好这两者间的关系,王木通与李幸福的关系被构织成政治的盲从执行者与具有文明精神者之间的矛盾.对王木通的批评,与对知青李幸福文明精神的肯定中表现出作者对人物认知的简单化判断.然而显然这是一个吊诡的主题.李作为现代文明的体现者,其文明程度也仅仅局限于城市先进的文明生活及所接受的现代科学知识,与现写作技巧性思想还距离遥远.李作为“”政治运动的早期参与者及后来的失势者,其政治身份要远远大于偏僻乡村的村民.王木通的精神视野及婚姻状态自始至终是与其生存的乡村精神合一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固然是真实的现实,但作为历史共谋者的知青规避自身的思考,其根本却未超越政治蒙昧的视野.许灵均（张贤亮的《灵与肉》）由于政治身份而沦落下层,这种沦落并未使其获得对历史荒谬感的理性思考,倒是对困难现实中体验的真情有了认同,现代文明的虚伪与原始璞拙的人性对比遮盖了更本质的对社会历史的理性思维视野.

因而作为伤痕文学主体的知青文学普遍未摆脱政治狭隘性的思维方式,其根本是作家现写作技巧性的匮乏,造成了其偏狭的视野,规避深层自我的反思.

整体而言,伤痕文学作家们始终在其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做必要的发言,在文学领域与主流意识形态政治思想解放的呼声一道完成了对“”政治的批判；然而由于自身的局限,对于历史的反思由于其立场的设定,始终未获得真正的超越性思考,直至影响到之后的整个文学发展都局限于伤痕文学自身的狭窄开端中.伤痕文学并未开辟一个开阔的历史视野,超越现实功利的普遍理性的思维视野,因而注定了其所重提的启蒙的狭隘性.理性启蒙的未完成性,以及90年代社会历史的价值失范的现实,影响了当下文学理性价值的普遍缺失.

这种缺失是作家主体理性意识的匮乏的主体因素,同时也受到总体政治文化氛围的局限,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他的《文化生产的场域》、《区隔》中,对文学自主性理论进行了历史性分析.他认为,赋予艺术以极大神圣色彩的那种“纯粹”审美观照――即在艺术的内部并“为了艺术自身”而思考艺术,把它思考为“没有目的的终极物”,把艺术生产再现为一种摆脱了任何支配或社会功能的“创造”的具有超功利的“审美价值”、“文学性”,具有自主性的纯文学,必须是文学自主“场域”的产物.“只有当构成某种文学或艺术指令的特定法则,即建立在从社会范围加以控制的环境的客观结构中,又建立在寓于这个环境的人的精神结构中,这个环境中的人从这方面来看,倾向于自然而然地接受处于它的功能的内在逻辑中的指令.”（1）文学是历史的建构物,是由一个复杂的、包括了多种社会因素在内的环境系统决定的,文学艺术与它们的生产者并不独立于复杂的机构框架而存在,相反,正是这个机构框架使文学艺术及其作者权威化、合法化并神圣化.“文学”不是什么神秘的、无条件的东西,而是社会历史环境使某种东西被称为自主的“文学”.具备自主生产场域的社会政治文化系统是文学自主实现的前提,亦即当社会政治文化无需文学负载更多实利功能时,文学的自主性才可能实现.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后思想解放的政治文化氛围为伤痕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文学自主性实现提供了重要的前提,但现写作技巧性的匮乏未能使作家突破写作的政治文化局限,因而写作也未能真正表现复杂的生活及丰富的人性,而呈现出简单化的倾向.

另一方面,建国以来当代文学形成的政治功利性的文学传统依旧以其固有的文学评价系统影响着伤痕文学的写作,虽然作家们开始表现人物的真实情感,但这种文学写作依然负载着强烈的政治评判的价值视野,且并未超越政治思维的框架,直至之后的反思文学.同时,政治文化具有最后支配和判断权的文学生产场域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文学走向自主写作的道路.布迪厄指出,要使得认知主体摆脱经验主体的局限,成为能够理性思考的科学主体,必须寻找“认知主体的可能性的社会条件及其客观化行为的可能的局限性”（2）.即寻找认知主体能够形成超越现实的反思视角的条件与前提,显然,无论是作家自身还是总体政治意识形态背景,均未能实现这种可能.

注释：

（1）（2）[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75~76页,第250页.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