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英雄”何成为“科学骗子”

韩国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近日宣布,经过为期一周的调查,证实黄禹锡科研组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论文系“有意查重”.黄禹锡当即承认在编造科学数据过程中扮演了某种角色,宣布辞去首尔大学教授的职务,并向国民道歉.

现年53岁的黄禹锡被称为韩国“克隆之父”.在此次查重事件披露之前,他被认为是韩国的明星科学家和民族英雄.从“民族英雄”一夜之间沦为“科学骗子”,这种大起大落不仅对于黄禹锡本人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而且让整个韩国科学界为之蒙羞,更让人类的克隆科学研究遭受了重创.这起科学查重事件既让人震惊,又难免让人为之扼腕.

黄禹锡故意编造科学数据,显然不是为了发论文、评职称,甚至不是为了出人头地、名满天下.因为,鉴于他之前在克隆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他已经拥有了韩国“克隆之父”、“民族英雄”等头衔.遗憾的是,深入剖析这起科学查重事件就会发现,恰恰是这些耀眼的“头衔”,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促使黄禹锡查重的因素,而这,正是“黄禹锡事件”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警示.

“克隆之父”、“民族英雄”,这样崇高的荣誉,如此巨大的光环,对于一名科学家来讲也许意味着前进的动力,但更多的则意味着巨大的压力.被公众推向“神坛”、被万众顶礼膜拜的黄禹锡,已经别无选择,只能以更突出的成就、更惊人的成果来证明自己无愧于这些荣誉,来回报韩国公众对他的热切期待,而且,这种回报是“只争朝夕”的,崇高的荣誉和耀眼的光环使得黄禹锡不能“板凳坐得十年冷”,不能几年、十几年默默无闻他被荣誉推着、赶着往前跑,他被光环照得心慌意乱,“克隆之父”、“民族英雄”的崇高荣誉,成了一名科学家不能承受之重.于是,一名曾经那么优秀的科学家,一名本应该脚踏实地进行克隆研究,并有实力在若干年后拿出惊人成果的科学家,为了早出、快出成果而不惜查重.

而韩国公众之所以给予黄禹锡如此崇高的荣誉,正如韩国大学一名社会学教授所言,这是韩国社会文化“急功近利”使然.近几十年来,韩国的经济和社会取得了超常规的快速发展,受此影响,“高速文化”成为了韩国社会文化的特征之一.于是,韩国人总是急于争先,甚至急于抄近路；而具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是韩国社会文化和公众心态的另一个特征.于是韩国人更急于以自己的非凡成就,来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在这种社会文化和公众心态之下,不论是韩国人将黄禹锡尊奉为“克隆之父”、“民族英雄”,还是黄禹锡急于拿出成果来为韩国赢得荣誉和尊重,都不足为奇.从一定意义上说,“急功近利”的社会文化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才是产生“黄禹锡事件”的深层土壤.

韩国的“土壤”如此,而我们中国的“土壤”与其何等相似！我们同样习惯于将那些取得成就并赢得了国际声誉的科学家,视为民族英雄,将他们请上“神坛”,在他们头上戴上各种各样耀眼的光环；我们同样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动辄就将一些成绩提升到“国家尊严”、“民族自豪”的高度；中国经历了1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们的社会文化中同样弥漫着强烈的“急功近利”的气息；而在改革开放中逐渐成长的我们,同样急切地希望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等在这样的“土壤”之上,我们同样结出过许多科学论文查重的“恶果”,只不过没有“黄禹锡事件”这样令世界瞩目罢了.

因此,对于发生在近邻韩国的这起科学查重事件,我们显然不能只是听之观之,而应以此为鉴,进行深刻的比照、反思.我们绝不希望将来某个时候发生中国式的“黄禹锡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