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

摘 要：张爱玲与米兰昆德拉这两位背景不同的作家在精神和写作技巧上有许多相似和相异之处.通过对《半生缘》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两个经典文本中女性形象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两位作家在对女性命运悲剧的描写虽然有着不同情怀,但却有着很多相同之处.

关 键 词：女性文化悲剧

张爱玲与米兰昆德拉是东西方文坛上两位璀璨的明星.张爱玲的小说拥有女性的细腻与古典的美感,对人物心理的把握令人惊异,而她的独特人生态度在当时亦是极为罕见,曾经在海外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张迷”.昆德拉是“欧洲最杰出的现实中最为有趣的小说家之一”,他善于以反讽手法、用幽默的语调描绘人类境况.他的作品表面轻松,实质沉重；表面随意,实质精致；表面通俗,实质深邃而又机智,充满了人生智慧.正因如此,在世界许多国家,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了“昆德拉热”.本文通过对《半生缘》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两部作品中的女主角形象的分析,来对比不同文明下对女性的关怀,从而理解两位作家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审美批判.

《半生缘》描述了一个19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爱情悲剧,今天看来仍然让人颇感哀伤,张爱玲精心编织的悲情故事穿越了时空打动了依然需要真情抚慰的现代人,小说中的曼璐和曼祯的姐妹关系,让人感到“半生缘”的可贵而又可怜.在《半生缘》中,从世钧、翠芝、叔惠、曼璐、曼祯、鸿才这几重爱情悲剧来看,女人在选择的过程中又不断受到世情和命运的捉弄.尤其在《半生缘》中曼祯的命运和形象更是让人悲从中来,感慨万分.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颇具盛名,在上世纪下半叶曾刮起了一阵研究热潮,在今天读来他仍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关于生命的启示.这是一本足以让我们每个人深思生命之存在意义的哲理小说.这里包含了对人之本性的背叛和男女主人公在生命的轻与重中的选择,昆德拉更以其独到的眼光向我们阐释了何为“存在”.作者认为“这个或那个人物的都是由几个关 键 词组成的”①,而这里的每个关 键 词都是作者小说中人物的价值所在.昆德拉自己表示,他的小说始终探寻的是人类在某个场所表现出来的任何生存状态和生存发展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在每个人命运的关 键 词里转化成了个人的存在困境与负担.他对女性的心理特点和女性命运的分析也很深入,特雷莎是这部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也是与现实联系最为紧密的女性形象.她与《半生缘》中的顾曼桢看似两个毫不相干的女性,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政治环境下的牺牲品

米兰昆德拉和张爱玲都属于被政治放逐同时又不自觉地将自我灵魂放逐的作家,他们不断游离在社会历史的边缘：米兰昆德拉被迫逃往法国,张爱玲从上海逃往香港,又辗转移居美国.政治大环境和时代的背景都渗透到他们个人的生活、渗透到他们的思想.一个时代的社会背景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影响着每个人的命运.《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描述了1968年苏俄入侵捷克时期,改革的气息演变成专横压榨之风潮,同年八月前苏联领导人所指挥的坦克,在“主权有限论”等等旗号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一夜之间攻占了布拉格,扣押了捷克党政领导人.“布拉格之春”强烈地震动了特雷莎的家庭,特丽莎立刻找到了自己的意义,她热心地充当着一个爱国记者的角色,拍下了大量苏军入侵的照片,当苏军拿着指着她的时候,她没有丝毫的畏惧,依然拍下他们惨无人道的行径,但是不久之后她的这种行为被统治者所阻止了.特雷莎是一个勇敢坚强的女性,虽然憎恨侵略者,同情反抗者,但是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况且她只是一个柔弱的女子,残酷的战争带给她的不仅是身体上的负担,更是心灵上的伤害.张爱玲的《半生缘》描写的是发生在抗日战争十年左右的故事,“918”“128”、抗战胜利、国民党接管、上海解放、支持东北,隐隐约约给这个故事刷上一笔动乱的底色.《半生缘》的时代背景是封建黑暗的旧中国和灯红酒绿的洋场社会相结合,在19世纪40年代的旧上海,张爱玲擅长描写新旧文化交替背景下女性苍凉的人生际遇和金钱文化下女性尴尬的生存状态.顾曼桢便是这样深深地烙上了时代印记一个女性.她是张爱玲笔下近乎完美的一个女性形象,独立自主,受过教育,有理想,有追求,但是身处在动乱的社会环境下,她不能任凭自己的意愿去追求幸福,她和沈世钧深深相爱,却又在现实的无奈中被迫分开,与一个曾经过自己的姐夫结婚.曼桢的生命轨迹体现了那个时代女性两难的处境,也同样是时代造成了她的悲剧.

二、家庭环境下的悲剧典型

米兰昆德拉和张爱玲都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母亲既能赋予人类生命,但也是一个破坏者,她能创造爱的奇迹,然而没有任何人比她更能伤害人.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母亲原欲潜在的这种破坏性给个体带来了不同层面的影响.特蕾莎的母亲侧重于原欲导致了子女软弱沉沦,她一方面赋予了特蕾莎生命、类似的外貌和习性,给予了女儿一个完整的肉身,但却又不断通过抛却青春、生命,暴露粗俗的“自我毁灭的粗狂之举”,摧残着特蕾莎的灵魂.她经常穿着内衣就在屋里走来走去,一五一十地给别人讲如何,给别人看她的检测牙,最重要的是她让特雷莎毫无秘密可言,这种肉体的放逐给特雷莎造成了无声的却是致命的打击.与特雷莎的母亲不同,顾曼桢的母亲对她的伤害是有形的,顾太太性格软弱,无知而且无主见,是中国旧时代传统家庭妇女的典型代表,她的无能为顾曼璐的张狂和跋扈提供了直接的便利条件,尤其后来被祝鸿才窜谋,对曼祯逼奸成子.曼桢的姐姐也是造成她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她的一己私欲,让妹妹遭受了人生极大的侮辱,与自己的幸福擦身而过.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东方或是西方,家庭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作家在塑造人物性格的时候必不可少的因素,特雷莎和顾曼桢都是家庭环境下的受害者,是自己至亲的家人把她们推向绝望的深渊.

三、男权社会下的悲剧产物

身处东西方不同社会背景下,两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展现了不同的悲剧命运.但是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她们的命运都是在男权体制的社会下被男性所操控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进步,人们也开始认识到女性的权利意识,并且试图去摆脱男权的欲念,但是这种改变却很不彻底,女性的命运依然牢牢地被男性所掌握着.特雷莎虽然是一个思想比较先进的女性,有较强的自主意识,但是却一直被女性的命运所牵绊着,她坚守做一个忠贞的妻子,依赖托马斯,哪怕是为了丈夫放弃自己的生活.她在坚守自我中失去了独立,失去了女性把握自我命运的机会.《半生缘》中的曼桢努力营造自己的社会价值,摆脱传统命运的束缚,结果依然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除了抢回她的亲生孩子荣宝之外,一无所获.并且为了孩子又被迫回到祝鸿才身边.而世钧虽然带给过她一段美好的爱情,却又在关键时刻出现了犹豫和动摇.曼桢的悲剧是环境造成的,祝鸿才和世钧毁了她一生的幸福,她的命运完全被掌控在男人们的手里,无论再怎样惊慌奔走,也是在劫难逃.两部作品的女性对现实的生存状态都选择了不同程度的抗争却又屈服于这个男性掌控的社会,她们都是男权社会下的悲剧产物.四、既是命运的抗争者又是自身懦弱的屈服者

特雷莎和顾曼桢虽然身受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迫害,但是她们又不屈服命运,顽强地向命运抗争.特雷莎忍受不了母亲的粗俗和鄙陋,在遇见托马斯的那一刻便既然决然地要追随他而去,离开她所厌恶的环境.虽然她没有受过教育,但心中始终潜藏着对知识的渴望,她的手里总是拿着本书,这便形成了她与众不同的特质.面对托马斯一次次的出轨,她害怕、无助却又无声地反抗,她曾一度离开托马斯,然而当托马斯回头去追寻她的时候,她又软弱地屈服了,这种屈服是对托马斯的爱也是对命运的屈服.除了托马斯她没有别的亲人,更没有支撑她生命天平的另一端重量.而《半生缘》中的顾曼桢在受奸生产后不愿意继续受制于祝家,意与顾家和祝家断绝关系,这基本上是曼祯摆脱铁闺政治做出的最大抗争,她向不公的社会和命运提出了抗衡的讯息,但日后对儿子的眷恋迫使她重回祝鸿才的身边.母爱的爆发毁坏了她之前的一切努力.她细致地想到了荣宝的饮食、住行、教育和心理,这说明曼祯已经不自觉地回归了母性,可是重回到祝鸿才身边,痛苦、屈辱、禁锢、折磨和挣扎是曼祯所不能逃避的,曼祯照顾儿子就意味着接纳了曾她的祝鸿才,母爱的回归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曼祯一切的坚强和反抗是无力的.曼祯的离去和归来体现了她的性格矛盾和对社会的无奈,生活是那样的现实.

在这两部作品中,张爱玲与米兰昆德拉这两位背景不同的作家在写作技巧和精神上却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们都对女性的悲剧做了不同方面的,他们将人物置于新旧时代交替的背景下,将人性放在政治环境、家庭环境、自身矛盾性格之中去诠释女性命运的悲剧.他们都对女性命运的认识提到了一个触不可及的高度,值得我们去深思.

①[捷克]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