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的角色

点赞:22051 浏览:104785 近期更新时间:2024-02-07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谢云简介

1925年生于江苏省南通县.在读高中(伪军统治区的一所私立中学)时(1943年)秘密加入中国.毕业后(1944年)参加抗日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任区委书记,后参加华东野战军.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浙江省委、华东局、二办机关以及对外文委工作.“”中去五七干校.1972年调到人民出版社任副总编辑并主编《人物》杂志.早年曾写过一些文艺短评,粉碎“”后主要从事杂文写作,结集的有《当代杂文选粹谢云之卷》、《五味集》、《乌啼三声》等.

○记者:您参加过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党政机关工作,后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从事杂文、随笔、文学评论等创作.在您的一生中,从军、从政、从文三者占据怎样的地位,对您的人生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谢云:在战争年代,斗争艰苦,危险性大,但这是我一生中工作得最充实的时期,它为我树立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当然带有幼稚的成分).在党政机关工作期间,我尽忠职守、奉命惟谨,养成了“惟上”的思维习惯,遇事很少独立思考.对出版工作,因自己无学术根基,滥竽而已,但促使我读了很多书,接触了一些从未接触过的信息,有益于我的思想解放.

○记者:您的杂文创作,主要集中于“”结束后,您也曾谈及在这一时期,思想由准“凡是派”转变为“还我头来”的能思、能惑、能悟,能否与读者分享您这一思想转变的经历

●谢云:我之所以能学会独立思考,得益于“”结束后思想解放的大环境,它使我逐步学会想问题、敢于想问题.我把某些自己奉为神明的大人物及权威报刊过去一再说的话同后来说的话相对照,把“言”和“行”相对照,就发现了许多矛盾.把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现形式相互对照,就发现了各自的利弊.把自己对某些事物的看法与别人的看法结合实践反复比较思考,有些就形成了自己新的见解.这些见解不一定正确,但慢慢地有了自己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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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多数人看来,杂文担当的是社会医生的角色,锋利、辛辣、尖锐是它的特质.与此不同的是,您认为杂文只是一种中性的文体,这是否与人们对于杂文的理解和期望在认知上不同呢

●谢云:说杂文担当的是社会医生的角色,我不太赞成.我认为杂文的特点是批判精神,但“批判”主要是精神层面的,在这个领域可以对社会病痛起到一定的疗救作用,而医生要“开处方”、“做手术”,而且要病人接受,杂文既没有这样的权力,也没有这样的能力.至于“中性的文体”,我已不记得在什么时候说过,但我确实认为杂文也像其他文体一样,写出的并非都是有益于世的.杂文这把和投,可以刺向检测恶丑,也可以刺向真善美.我读过的某些杂文就有刺向真善美的,这样的杂文,不但“”时期有,在粉碎“”后的一段时间里也出现过不少.所以不能看到是杂文就以为是什么“社会医生”,它有时也可能是社会前进的绊脚石,思想解放的桎梏,甚至杀人不见血的利器.从这个意义上说杂文这种文体是“中性”的,似乎也未尝不可.

○记者:作为一名“体制内”的杂文写作者,身在其中,又要反思与批判,您如何处理自己的写作立场

●谢云:所谓的“体制内”,似乎是近二十年来才出现的一个词,我自己从未用过,但看多了似乎多少有些懂得它的含义,说我是“体制内”的,我并不反对.

但同意说自己身在“体制内”,并不意味着认为这体制完美无缺.我们的“体制”(主要指政治体制)是产生于上千年封建皇权的高度集权制度的土壤,又学习和继承了“老大哥”(苏联)的统治者不但垄断权力而且垄断真理的那一套.此外,我们体制的某些方面,在战争年代是不可避免甚至是必要的,但到了和平建设时期还沿袭那一套甚至变本加厉,就成为祸害了.我国建国后所产生的种种错误以至十年浩劫之所以能发生并发展到使国家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不是没有人(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看到,但在那种体制下,不得不三缄其口,甚至违心地执行惟谨.曾不止一次地提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首先是党政分开),我完全赞同小平同志的意见.但我认为用杂文来批判体制问题,未必是最恰当和有效的,言论空间也未必能容忍,我只是从某个角度略涉及这个问题,如《宪法的故事》、《神圣的一票》(见《乌啼三声》).

○记者:刚刚过去的2009年,是我国建国六十周年,举行了热烈的欢庆活动.作为亲历者,您如何看待我们国家这一路走来的发展与变化

●谢云: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是值得欢庆的.六十年在历史上只是一瞬间.但经过这六十年,当年人人可以来咬它几口肉的“东亚病夫”已成长为屹立于世界的健壮大汉,怎能不令人欢欣鼓舞但回顾这六十年的历史,却也不禁唏嘘不已,因为它不是一帆风顺地走过来的,而是失误重重.它充满了欢乐、豪迈,也充满了眼泪、痛苦,甚至哀伤.新中国成立不久,实际上就把这之前自己所信誓旦旦一再宣扬的新主义社会一脚踢翻了,从此走上“左倾”之路.由“三大改造”、历次政治运动、大跃进直到最终走到十年浩劫.我们的成就主要是后三十年纠正了前三十年的“左倾”错误的结果.这是党史研究者的重大课题,我不过是在这里提一句而已.


如果此言有理,在欢庆六十周年的时候,就应该在大讲后三十年的成就和辉煌的同时,不回避或淡化前三十年的种种失误,以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以史为鉴.再则,在列举现在的种种引人自豪的成就的同时,也应该正视并指陈现实中存在的种种突出问题,例如前面说到的体制方面的问题,以及国人都深为痛恨的严重腐败问题,以便动员全党全国力量加以改革和铲除,我想这将是更为有益的.

附记:我因患严重的眼病,已好几年不读书,不看报,更不写作了.这篇答问,是在我女儿的帮助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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