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来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回顾与反思

[摘 要 ]运用新出土的文献材料,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来说,其意义不容置疑.2001年以来,国内有一批学者就运用出土文献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出土文献与《楚辞》研究、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研究、出土文献与文学史研究等方面.虽然近十余年学术界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取得一些有目共睹的成就,然而,研究现状令人担忧,存在的问题不少.今后,研究者应该密切注视出土文献,拓宽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围,借鉴并吸纳新方法,还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

[关 键 词 ]出土文献；治学态度；研究方法；古代文学研究

[作者简介]洪树华,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山东威海264209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8-0072-07

运用出土文献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成为2001年以来学术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是当今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热点之一.然而,学者敏锐地意识到出土文献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却早已有之.早在1925年王国维就曾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中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现之金石书籍,于学术之大有关系者,尚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显然,国学大师王国维注意到出土文献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并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其后,国内一些学者也对出土文献怀有浓厚的兴趣,纷纷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中国文学.本文试图对2001年以来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状况进行回顾与反思.

一、

近几十年,随着考古事业的大发展,大量的出土文献震惊了当今学术界.运用新出土的文献材料,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来说,其意义不容置疑.2001年以来,国内有一批学者就运用出土文献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并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呈现于读者面前.归纳起来,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笔者查阅了2001年以来《诗经》的研究论文,发现篇名直接含“出土文献”的论文就有8篇,至于运用出土文献研究《诗经》的其他论文,难计其数.在这些论文中,涉及出土文献对《诗经》训诂的作用,如李春艳、时世平《出土文献对（诗经）训诂的作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归纳出土文献对《诗经》的作用主要有证、正、增、辨四个方面.李春艳还在《出土文献对（诗经）训诂实践的借鉴意义》中重述了出土文献对《诗经》训诂的证、正、增、辨四个方面的作用.并提出了出土文献对训诂实践的五个启示：一是依据故训,不轻改旧说；二是尊重本文,不轻信检测借；三是通晓语法,往复求通；四是古代社会生活与古代文献互相发明：五是实是求是,不钻牛角尖.另外,运用出土文献研究《诗经》的论文还涉及其他方面的内容,如夏传才《（诗经）出土文献和古籍整理》一文详细介绍了20世纪与《诗经》有关的考古新发现以及《诗经》的古籍整理研究（古籍善本重印、校勘、标点、辨伪、辑佚、汇编等）.刘立志在《出土文献与（诗经）学研究二题》一文中依据出土文献,审视了《诗经》学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关雎》诗旨的阐释与接受；二是孔子删诗说再辨证.刘冬颖《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平议》一文认为出土文献对《诗经》研究的意义是多方面的,论述了出土文献对今本《诗经》考释的补充、出土文献对早期儒家论《诗经》风貌的展示、出土文献对《诗经》与礼乐关系的印证、出土文献对《诗经》研究史的丰富.于淑娟《（诗经）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指出了出土文献对《诗经》这一类经典文学的研究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并且对茀《金石简帛诗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作了具体的评述,认为该书对新材料的搜集较完备,依据出土文献对《诗经》文字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注重其对于文学研究所奠定的基础和引领作用.体现了以文献研究推进文学研究的自觉意识.李春艳、时世平《出土文献与二重证据法——兼论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认为,考古发现的“地下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互证互补的二重证据法已蔚然成风,开创了《诗经》注解训诂的新局面.二重证据法的出现完全适应了资料来源的变化和时怎么发表展对学术研究的新要求,丰富了研究手段和方法,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对推动包括《诗经》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罔.

房瑞丽的长篇论文《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梳理了历史上与《诗经》有关的几次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状况,并详细地分析考辨了近几十年来重要的出土文献（中山三器、阜阳《诗经》残简、郭店楚简）与《诗经》研究.可以说,该文利用出土文献对《诗经》作了宏观把握与微观.

近几年陆续出版了一些运用出土文献来研究《诗经》的著作.如陆锡兴《（诗经）异文研究》运用出土材料,辨析《诗经》的异文（文字差异）,认为《诗经》异文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其研究意义是多方面的旧.于茀《金石简帛诗经研究》分上、下篇,上篇金石简帛与四家诗异文汇考,下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诗论考释.该书运用出土文献对《诗经》异文作了详细考辨.上述这些著作都是从文字训诂入手研究《诗经》,旨在还原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的原初面貌.

（二）出土文献与《楚辞》研究.2001年以来有关涉及运用出土资料研究《九歌》论文也很多,如郭常斐《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研究》（《云梦学刊》2010年第2期）、李晓琼《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近十年之研究》（《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1期）、黄灵庚《（九歌）源流丛论》（《文史》2004年第二辑）、姚小鸥《简牍碑铭文献与（九歌·湘夫人）的若干解说》（《北方论丛》2003年第6期）、王泽强《从战国楚墓祭祀竹简看（九歌）属性》（《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和《楚墓竹简所记神祗与（九歌）神祗之异同及其在楚辞学上的意义》（《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汤漳平《再论楚墓祭祀竹简与（楚辞·九歌）》（《文学遗产》2001年第4期）等.需要说明的是,李晓琼《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近十年之研究》一文是对近十年来楚辞学界关于《九歌》研究的论著的总结和整理,属于综述性质.严格来说,这篇文章不是研究《九歌》的原创性论文.郭常斐《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研究》一文结构包括屈原与《九歌》的作者及创作时间考辨、《九歌》的写作目的及其主题性质探讨、《九歌》的神谱系统及其楚人的祀神观念、出土文献与《九歌》中个别篇目研究这四个部分.经过细读,笔者发现该文的第一、二、四部分没有超出对前人及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评析范围.唯有第三部分是该文作者就竹简中所记载的祀神情况与《九歌》中描绘的神祗,总结出三个特征：其一,大体上可分为天神系列和人鬼系列；其二,神谱系统体现出尊卑观念与祀神顺序；其三,祭祀活动注重时间的选择,讲究“吉时”.黄灵庚《（九歌）源流丛论》结合《九歌》文本及出土的战国楚墓简帛文献材料,对《九歌》的原貌及其流传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姚小鸥《简牍碑铭文献与（九歌·湘夫人）的若干解说》一文使用汉简与碑铭文献等资料,证明《九歌-湘夫人》篇首“与佳期兮夕张”一语中的“张”字为“瞻”字之借.王泽强《从战国楚墓祭祀竹简看（九歌）属性》和《楚墓竹简所记神祗与（九歌）神祗之异同及其在楚辞学上的意义》通过对战国楚墓竹简考察,认为《九歌》确实属于沅湘民间祭祀歌,而不是楚国王室的祀典.对楚墓竹简所记神祗与《九歌》众多的神祗的异同作了比较,分析了楚墓竹简材料在楚辞学上的意义.汤漳平《再论楚墓祭祀竹筒与（楚辞·九歌>》一文根据楚墓祭祀竹简祭祀神系研究《楚辞·九歌》,认为《九歌》确是楚国王室的祀典.该文对楚墓竹简祭祀神系与《九歌》诸神之间的联系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楚辞》的代表作,堪称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抒情诗作.该诗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但是笔者查阅了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发现2001年以来《离骚》研究的论文篇名含有“出土文献”的仅有1篇（即汤漳平《出土文献与（楚辞·离骚）之研究》）.但非常遗憾的是,该文属于综述性质的文章.作者广搜各种研究成果,分为五个方面（即关于《离骚》的作者、关于楚国的族属问题、关于屈原的生年、对《离骚》中的巫文化内容及人物形象研究、关于龙凤意象问题）作了综述,旨在使读者获得比较完整的出土文献与《离骚》研究的信息.

涉及出土文献对《楚辞》进行研究的还有其他一些论文.如代生《考古发现与楚辞释词四则》（《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楚辞校释三则》（《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徐广才、张秀华《利用出土文献校读（楚辞）五则》（《古汉语研究》2009年第2期）,曹锦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楚辞）》（《文物》2010年第2期）等.其中,代生的《考古发现与楚辞释词四则》和《楚辞校释三则》利用出土简帛资料对楚辞中的封稀等词作了考释论证,对《天问》《悲回风》《大招》中的相关问题作了校释.徐广才、张秀华《利用出土文献校读（楚辞）五则》一文根据出土文献材料,校读了《云中君》中的“极”、《天问》中的“达”及沈、封押韵、《九辨》中的“其”、“固”等五则.校读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只有准确地把握读音,才能更好理解骚体诗的音韵特色.周建忠《出土文献·传统文献·学术史——论楚辞研究与楚文化研究的关系与出路》一文认为,以考古新发现、以出土文献研究楚辞,是“楚辞学”学科建设与深化的必然途径.文章强调楚文化与楚辞的双向互证.周建忠的另一篇文章《出土文献与楚辞研究的价值与走向》实质上是对利用出土文献研究楚辞成果的简要叙述与评析,认为利用好出土文献、考古成果来研究楚辞是相当困难的工作,我们还处于探索、尝试阶段：同时指出了一些学者研究的不良倾向.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周建忠的两篇论文是从宏观角度把握出土文献与楚辞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楚辞文献研究的专家黄灵庚先生就有数篇文章涉及运用简帛文献研究《楚辞》,如《楚辞简帛释证》（《文史》2002年第二辑）、《简帛文献与（楚辞）研究》（《文史》2006年第二辑）、《楚简与楚辞研究二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屈赋楚简补证》（《云梦学刊》2005年第1期）以及与他人合作的论文《楚辞简帛义证札记》（《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第1期）、《（天问）简帛释证》（《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等.黄灵庚先生主要运用出土的战国及秦汉简帛文献材料来考证楚辞中的某些词语,对屈赋《九歌》的流传、《九章》若干作品的作者等问题也作了探讨.

需要注意的是,近十余年出现了一些研究《楚辞》的学术专著,如徐广才《考古发现与（楚辞）校读》（线装书局2009年第1版）、汤漳平的著作《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徐广才《考古发现与（楚辞）校读》一书运用考古出土文物,对《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进行了细致的校读.汤漳平的《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一书的第一部分对《九歌》的十一篇作品作了题解、注释和内容介绍；第二部分包括有关《九歌》研究的六篇论文,对《九歌》的性质、成因、人神关系、女神等作了详细分析；第三部分是附录,包含4篇文章.汤漳平的这部作品被有的学者称誉为《九歌》研究的新突破.然而,笔者经过细读,发现该书运用出土文献材料研究《九歌》的内容很少,如该书第一部分提到《九歌》实际上是表演神的故事的歌舞时,将楚墓竹简祭祀神系与《楚辞·九歌》祭祀神系、《史记·封禅书》记录的西汉初期的皇室祭祀神祗体系进行比较,认为《九歌》确实是楚王室的祭典.该书第二部分收录的文章只有3篇涉及运用楚墓竹简研究《九歌》,如《从江陵楚墓竹简看（楚辞·九歌）》（写于1984年）、《再论楚墓祭祀竹简与（楚辞·九歌）》（写于1999年,后在《文学遗产》2001年第4期发表）、《试谈（九歌）中的二（司命）》（写于1987年7月）.由此可见,该书只有部分篇幅涉及了运用出土文献研究《九歌》,且原创时间在2001年以前.

（三）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研究.出土文献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直接对象,也是研究古代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在运用出土文献研究唐代文学方面.20世纪主要是利用了敦煌文献.墓志也属于出土文献的材料,唐代出土墓志亦对唐代文学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关于唐代墓志对唐代文学研究的作用,早在1998年戴伟华就指出有五个方面：墓志是文学研究的直接对象；文学家生平事迹的重要材料；用于作家作品中人名的考订；了解士人风尚及其学术文化环境；了解文人所处时代社会状况的丰富资料.近十年来,运用墓志来研究唐代文学,已引起一些学者的高度重视.胡可先在运用出土文献研究唐代文学上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如《出土文献与唐代韦氏文学家族研究》以新出土的韦氏家族墓志为基础,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考察了韦承志、韦济文学成就,分析了韦氏家族的文学成就.他的《出土碑志与杜甫研究》运用新出土的碑志,探讨杜甫的家世,解读杜甫的交游诗歌作品,为当下学者提供了解杜甫的材料和解读杜诗的方法,对研究杜诗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胡可先的专著《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版）对出土文献与唐诗生成的政治环境、出土文献与诗人族系、新出土唐代诗人碑志笺证等方面作了详细分析,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对唐代诗人、诗歌作品、诗歌产生的背景及影响等方面也作了令人惊叹的研究.

运用出土文献研究唐代文学的优秀成果,还有朱玉麒《吐鲁番文书中的玄宗诗》,该文对一个世纪前在吐鲁番出土,分藏在英国、日本的玄宗诗《初入秦川路逢寒食》残片作了缀合,并考察了吐鲁番文书的近世流散,分析了玄宗诗残片的文学价值及政治意义,认为诗歌作为范本而被接受,因为政治而被传播.该文在材料的选择和运用上给当今学者耳目一新之感.可以说,以上论著拓宽了唐代文学研究的视野空间,给读者不少有益的启迪. （四）出土文献与文学史研究.2001年以来,涉及出土文献与文学史研究的论文不多,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获悉,仅有3篇论文.如胡可先《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史的新视野》一文对20世纪新出土的唐代文献材料尤其是碑刻和墓志进行了梳理.认识到新出土文献对于唐代文学史研究视野开拓的意义,提出以现代史学规范为指导,立足文本,并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为基础,尽可能对文学展开多样化的研究.应该是2l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开拓新视野的重要途径之一.郑晨寅《（周易）、出土（易）学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一文对《周易》在各本《中国文学史》中的书写状况作了初步分析,对《周易》与文学关系之研究现状进行了简要评述,认为出土《易》学文献对考古学、文字学、哲学史有着重要的影响,对文学史而言.也是必须加以重视的阎.汤漳平《对近十年出土文献与文学史研究的思考》一文介绍了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以来我国古代文献出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十年出土文献.并特别关注了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注意到一些文学史著作也利用了出土文献的新资料.同时,认为研究工作中的指导思想与研究方法等问题值得进一步重视和讨论阎.这些论文作者都关注到了出土文献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性.

另外,随着敦煌学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学者在研究敦煌文献中涉及了古代文学的研究,仅就这十余年而言,这方面的成果让人眼花嘹乱.大致来说,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敦煌文献中的小说研究.窦怀永、张涌泉《敦煌小说合集》（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被认为是“呈现唐代小说的真实图景”,“敦煌文献研究和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在文献学和文学史研究两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嗍；周维平、李宏《敦煌文献中的三部唐代话本小说》以敦煌文献中的三部小说,即晚唐《韩擒虎话本》《唐太宗入冥记》《叶净能诗》为研究对象,指出话本小说在唐代已出现,并有一定的艺术成就与不足.在对敦煌文献中的小说进行整体研究,应该说是王吴《敦煌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作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王昊认为敦煌小说应指保存并仅存于敦煌遗书的以唐、五代、宋初写卷为主的小说类作品,具体而言,包括两部分：一是敦煌古体小说,二是敦煌通俗小说.他对敦煌小说的人物世界、生活世界、情感世界以及敦煌志怪小说、敦煌通俗小说的叙事艺术等作了详细研究.张薇薇《从语法角度看敦煌本（搜神记）与变文年代的区别》一文认为,从语法角度说明敦煌本《搜神记》的年代在变文（一般认为是晚唐五代）之前,其内在语言风格统一,反映的大致是中唐以前的语言面貌.

（2）关于敦煌文献中的诗、词、赋研究.张子开《敦煌佛教文献中的白话诗》一文认为,禅宗白话诗、其他白话诗、一般佛教白话诗都属于俗文学,可以纳入通俗禅文学的范畴.该文归类列举了敦煌佛教文献中的禅宗白话诗、其他白话禅诗、一般佛教白话诗,并作了初步分析.张新朋《敦煌诗赋残片拾遗》对《秦妇吟》《晏子赋》《秦将赋》残片进行认定或缀合,并指出了三点意义：一是增加了三篇作品写卷的数量,在摸清敦煌文献中三篇作品的总数上向前迈进了一步.二是为三篇作品校理中的疑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材料.三是为前人的校勘提供了佐证.刘明《敦煌唐写本（玉台新咏）考论》一文论述了《玉台新咏》残卷的抄写年代与编辑体例、残卷的版本价值与几种注本的订补、残卷的传播境遇及其文本接受.丁治民、赵金文《敦煌诗中的别字异文研究——论五代西北方音的精见二系合流》一文在前人有关精见合流的研究基础上,指出了敦煌诗所见精见合流的例证,分析了五代后西北方音未见精见合流的原因,最后得出了唐五代西北方音中的精、见二系有互代或相混的现象.陈静《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播特征及形成原因》指出了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播特征体现为单篇流传与结集流传并存、编辑环节薄弱、异文现象突出,分析了敦煌诗歌写本传播特征的形成原因在于以自抄自用为目的的读者传写、抄本传播中“定本”观念的差异、敦煌的地域特征及敦煌文献的性质.

另外,还有敦煌文献中的应用文、选本及其他方面的研究,如王使臻《敦煌遗书中的唐宋尺牍研究》（兰州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归纳了敦煌尺牍的文本形态,详细研究了各种尺牍文体,并对敦煌尺牍的地域来源与传递、尺牍教育等作了分析.金少华《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研究》（浙江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评价了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的价值,详细叙录了敦煌本的相关写卷,校证了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的异文.伏俊琏《文学与仪式的关系——以先秦文学和敦煌文学为中心》认为先秦文学与敦煌文学多产生于仪式,并通过一定的仪式得以传播.

除了以上诸方面外.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成果还有很多,如朱玉麒《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蔡先金、刘昕《甲骨卜辞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蔡先金、刘晓彤《银雀山汉简（唐勒赋）与宋玉赋公案》,冯淑静、杨琳《由出土简帛文献看文学的由俗变雅》,汤漳平《从出土文献看（诗）（骚）之承传》,陈良武《出土文献与诸子散文研究刍议》等.

二、

以上是对2001年以来学术界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成果的初步叙述与梳理.笔者认为,近十余年研究值得人们注意的是：第一,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先秦诗歌.学者大多利用出土文献对《诗经》《楚辞》进行了校读、训诂、考论等.第二,堪称优秀成果的数量不多.上述的朱玉麒《吐鲁番文书中的玄宗诗》、胡可先《出土文献与唐代韦氏文学家族研究》、汤漳平《再论楚墓祭祀竹简与（楚辞·九歌）》等都是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佳作.但是几乎没有如20世纪90年代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该书后由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再次出版）以及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那样的宏篇巨作.第三,研究队伍规模不够大.目前,虽然学术界对秦汉简帛文献关注者不乏其人,尤其是史学家,但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大多数学者对新出土的大量古代文献资料掌握得还不够充分,学术界能自觉地运用出土文献来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寥寥无几,运用出土文献研究楚辞的学者数量更不容乐观,诚如周建忠所说：“主观上讲,能够综合运用各门学科.尤其是具有深厚的小学根底、掌握现代考古学理论知识、致力于楚辞研究的研究者为数毕竟不多.” 回顾近十余年的研究,利用出土文献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令人忧虑,值得人们深刻反思.

（一）研究范围.在我国,几次重要的出土文献均在20世纪,如1900年发现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经文、文书、文物等；1973年出土长沙马王堆帛书；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了《诗经》残简；1993年出土郭店楚简.另外,其他引人注目的出土文献.如1972年出土了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早期墓葬中的唐勒赋的残篇,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大量竹简,1993年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汉墓出土了包括《神乌赋》在内的一些简牍.20世纪在运用出土文献研究古代文学方面,主要使用了上述出土资料.如研究唐代文学,运用了敦煌文献；研究先秦文学,运用了长沙马王堆帛书；研究战国时期的道家和儒家,运用了郭店楚简.近十余年利用出土文献研究古代文学的范围狭小,基本上是沿袭以前的范围,主要关注点在《诗经》与《楚辞》.在我国,出土文献的材料很多,如甲骨文、曾侯乙钟、玉器、青铜器、石鼓文、楚帛画、秦石刻、壁画、陶瓷、汉简、汉画像石（砖）等都属于出土文献.近十年,公之于众的出土文献的数量也惊人,其中最重要的有湖南湘西的里耶秦简（1万余枚）、湖南长沙走马楼的三国吴简（一次出土就多达10万余枚）及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图书馆的战国简（2388枚）.这些都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资料.然而,迄今为止,学术界自觉利用上述出土文献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还不是太多.目前有学者利用考古材料研究秦汉文学.如深圳大学的李立先生正致力于“考古新材料与秦汉文学研究新视野”课题,运用考古发现的画像石对秦汉文学作了初步研究,相关的成果已陆续呈现在读者面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跃进先生注意到秦汉简帛文献对秦汉文学研究的重要性.至于国内研究古代文学的大多数学者对秦汉以后的简帛文献掌握不够充分,原因除了他们不太留心考古材料,还可能与出土文献材料的整理出版缓慢有关,“有的简帛资料出土之后.整理出版长达20多年,大部分研究者对出土文献进行针对性研究就更在其后”.

今后,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要应密切注意出土文献材料,充分利用近几十年的出土文献,把研究古代文学的范围延长或拓宽至秦汉以后的各个阶段.

（二）研究方法.出土文献材料用于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也影响着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目前,利用出土文献研究古代文学的方法主要有文献学方法、二重证据法.文献学方法主要对文本的鉴别、训诂、注释等.这种方法被普遍运用于古代文学研究.而“二重证据法”为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总论》中首次提出,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这,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王国维在此提及的“二重证据法”原为史学研究方法论术语,其本人也致于运用这种研究方法,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种方法也被运用于古代文学研究之中.如陆锡兴《（诗经）异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于茀《金石简帛诗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就是以出土的实物材料与传世文献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法”来研究《诗经》.

以上这些研究方法为前人及当代学者所重视,我们理应传承下去,学习严谨的治学态度及细致认真的钻研精神.然而,研究方法既要传承,也要纳新.随着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兴起与发展,“三重证据法”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研究方法之一.另外,还有西方的哲学方法、美学方法、文化学方法以及心理学方法等,也可以尝试运用于出土文物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传统方法与现代方法相融、旧方法与新方法并存.这才是正确对待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态度.

（三）治学态度.治学态度要严谨、认真.然而,笔者在阅读论文过程中发现,有的学者治学态度不太认真,如郑晨寅在《（周易）、出土（易）学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一文中说：“近年来出土（易）学文献甚丰,主要有：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早于今本《周易》约380年,包括六十四卦经文及《系辞》《二三子问》《易之义》（后经廖名春先生考订为《衷》《要》《缪和》《昭力》等易传六种,是与今本《周易》不同的易学传本；1977年阜阳双古堆汉墓《周易》残简,据称涉及今本六十四卦中的四十多卦,属于蓍龟家之本；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秦墓有一种筮占书,被认为是三《易》之一的《归藏》残简；上海博物馆1994年入藏的战国楚竹书《周易》存有三十四卦,2002经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超灵敏小型回旋加速器测谱仪测定,楚竹书之年代距今约2257±65年,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周易》的最早版本.”引文中提及近年来出土《易》学文献主要有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1977年阜阳双古堆汉墓《周易》残简、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秦墓有一种筮占书、上海博物馆1994年人藏的战国楚竹书《周易》等,而该文发表在2009年上半年,怎么能说这些是近年来的出土文献呢?时间表述不准确.显而易见,是该文作者治学态度不严谨.另外,夏传才《（诗经）出土文献和古籍整理》发表于2005年,该文第二部分标题为“本世纪的考古新发现”.然而,笔者发现第二部分论述的是20世纪与《诗经》有关的考古新发现,如甲骨卜辞、敦煌卷子、平山三器、鲁诗石经和鲁诗镜、吐鲁番《毛诗》残卷、阜阳汉简《诗经》、西域残本、郭店楚简、战国楚竹书等,显然不是本世纪（21世纪）的考古新发现.出现这样低级失误,原因或许是期刊编辑同志造成的,或许是论文作者不小心致成.

再者,论证要严密,不能随意附和.“一些学者在研究出土文献过程中不追求论证的严密性,随意比附,产生了不良的学术影响.对这些不良倾向,研究者应给以高度的警惕.”

综上所述,虽然近十余年学术界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取得一些有目共睹的成就,然而,研究现状令人担忧,存在的问题不少.今后,研究者应该密切注视出土文献.拓宽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围,除借鉴并吸纳新方法外,还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

[责任编辑：戴庆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