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历史本来面目

摘 要 ：为纪念台湾“乡土文学”论战30周年,台海出版社出版了《文学“”批判》一书.本文主要从“”演变史、统独两派论战以及台湾意识的演变这三个角度,归纳出《文学“”批判》一书的批判特色,并肯定了该书在清除文学“”毒瘤,归还台湾文学健康风貌等方面的积极意义.

关 键 词 ：《文学“”批判》；“”演变史；论战；台湾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63(2008)2-0005-05

为纪念台湾“乡土文学”论战30周年,台海出版社于2007年8月出版了由金坚范担任顾问、赵遐秋担任主编的上下两卷本的《文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该书收录了从1996年到2006年海峡两岸文学工作者批驳文学“”谬论的文章共90篇,共计90余万字,可以称得上是这十年间批判文学“”的“大百科全书”.为使批驳更加系统清晰,《批判》在内容上划分为九辑.其中既有总揽全局的纲领性文章集合如第一辑中赵遐秋的《“文学”的本质》、陈映真的《论“文学”》,又有各个击破的学科内部“板块”如第五辑中曾庆瑞的《“文学”：妄图在语言版图上制造分裂为“”》、童伊的《文化把“语言”当作“稻草”,荒谬！》.而从批判的具体内容来看,既有从学理内部的冷静探讨如陈昭英的《论台湾本土化运动》,又有从历史文化角度的深入批判如陈映真的《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虽然如此之多的批评文章集中在一书,对文学“”的批评难免有重复之处,但是从总体上看,《批判》一书所编选的文章是近些年来关于文学“”批评领域内的重要学术研究成果.在陈映真、吕正惠、陈昭英等台湾著名作家、学者和赵遐秋、曾庆瑞、刘红林等大陆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台海两岸的读者通过他们的文章得以拨开了历史的迷雾,对历史的真面目有了深入全面的了解.而《批判》选择在台湾“乡土文学”发生30周年之际出版,对台湾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都具有重大意义――它对清除文学“”毒瘤,重现台湾文学健康风貌,促进包括台湾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批判》一书中巨大的批判性力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批判》中的绝大多数文章都以大量翔实精准的史料,梳理出了“”的演变轨迹,挖掘出了“”的形成原因及社会条件.这样就使读者更加清晰地了解到“”发展的历史背景及其“谬论”发展的不同阶段,明确文学“”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而只是一小撮文学上的分离分子为配合政治“”所捏造出来的历史的“插曲”.

文学中的“”源流可追溯到1977年叶石涛发表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文中主要谈及五个问题,即“台湾的特性和中国的普遍性”、“台湾意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下的台湾”、“台湾乡土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道路”、“台湾文学中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传统”.可以说这是叶石涛对台湾新文学发展史所做出的一个整体思考.文中虽不否认中国文化对台湾的影响,但在强调“台湾特殊性”不容忽视的同时,指出台湾比起中国大陆文化更“富于异国情趣”、有“异于汉民族正统文化的地方”.如果说这时叶石涛关于台湾乡土文学的论述代表的是一种民间立场――即对70年代末期整个台湾社会“西化”、“现代化”的反思,要求重视“台湾乡土特性”还有一定的合理性,分离主义思想还没有上升到自觉意识,那么在1984年、1985年他利用两个夏季写成的《台湾文学史纲》则是较为鲜明的分离主义纲领,如说“在三百多年来的跟异民族抗争的血迹斑斑的历史里养成的坚强的本土性格等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它获得了“异族的文化形态”,“希望台湾文学扎根于台湾的特殊性,建立自主性的文学”.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叶石涛的文学主张已经由乡土变为本土,由单纯强调台湾特殊性变为主张台湾自主性.而在1987年“解严”以后,以叶石涛、彭瑞金、陈芳明、游胜冠为代表的文学“”势力日渐形成,其“”主张也日益彰显,明确提出“台湾文学”不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鼓吹用“台湾意识”对抗“中国意识”,提出“独立的台湾文学”,真可谓是文学中的“两国论”.而被奉为“台湾本土文学论”的奠基人和“台湾文学独立”的一代文学宗师叶石涛,他的有关台湾文学的论述,长期以来也几经转变、莫衷一是、前后矛盾.日据时期,不满18岁的叶石涛由于偶然原因与日本在台殖民当局的“文学总管”西川满相识,在其提携之下进入台北《文艺台湾》开始文学生涯.随后便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书》,为西川满帮腔,攻击台湾爱国文学家的文学精神是“狗屎现实主义”,并明确表示他要效忠于日本殖民者.50年代由于阅读左派书刊而被依检肃“匪谍”条列入狱.60年代复出文坛,萌发了欲“把本省籍作家的生平、作品,有系统的加以整理,写成一部乡土文学史”.而1977年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正是对先前想法的具体实践.在此书中他提出“台湾意识”这一概念,强调台湾文学的本土性和独特性,但此时他还没有把“台湾意识”与中国完全割裂开来,把“台湾意识”定义为“居住在台湾的中国人共通的,遭到殖民统治和压迫的共同经验”.1985年叶氏所著的《台湾文学史纲》初稿在《文学界》杂志上发表,虽然此时他坚持“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这一原则,其中出现过“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是大陆抗日民族运动的一部分”等字样,但是在“解严”前夕的1986年此书单行本出版时全被作者删除改写.叶石涛的“独立”思想积少成多、积小成大,发生了质的改变.至于其在90年代鼓吹政治“”和文学“”的放肆言论更是不堪入目,说什么“台湾本来是多民族的国家”、“台湾文学是独立自主的文学”.纵观叶石涛的文学生涯,其渐变的文学主张恰是随着政治势力的强弱消长而发生改变,其中不乏有过“祖国意识”、“中国意识”,但相对于其一生的言行只是昙花一现,改变不了叶氏的一生是投机主义的一生这一性质.

由此可见,文学中的“”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乃至蓄意的过程.同时这个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77年至70年代末是文学“”思想的萌芽阶段,以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为标志；80年代初到1987年是文学“”思想的起步阶段,以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为标志；而1987年以后至今是文学“”思想的壮大变种阶段,以彭瑞金的《台湾新文学运动40年》和陈芳明的《台湾新文学史》为标志.而在这30年里,以陈映真为代表的“统派”作家对这些“谬论”即时予以大量抨击,屡屡戳中“独派”分子痛处.但是正如陈映真在《向内战、冷战意识形态挑战》中所说：“历史给予台湾形形色色的民族分离主义,以将近20年的发 展时间.”这段充满历史沧桑的感慨也不无客观地表明：除去台湾政治环境的影响,我们也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在对文学“”进行批判的具体工作中,是否过于情绪化而陷入“一刀切”、“贴标签”的批评怪圈,是否过于片面化而给“独派”留下不少口实和可乘之机.另外,少数过于“宣战式”的战斗檄文更易使不清楚历史真相的中间人士和青少年感到不耐烦甚至反感,从而或选择远离文学或选择盲目同情“”.如果我们今后能在以上几个方面加以改善,那么文学“”这个历史的“插曲”必将淹没在支持祖国和平统一的“和谐乐章”中.

在《批判》全书90篇文章中,有近半数以上的文章全面介绍了台湾统、独两派多年来的论战情况.在这些“你来我往”的论辩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学“”分子是如何肆意篡改台湾文学发展的历史,而历史的本真面貌又是如何证明“”所标榜的历史,恰恰是他们凭主观意愿捏造出来的历史,正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样就在历史根基上给他们以致命地打击.

若从两派论战的焦点人手,更可以发现“”所倚仗的历史“靠山”恰恰是他们自己的软肋和心虚之处.两派论争的焦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台湾新文化运动时期政治团体的目标问题；台湾新文学的源头问题；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的论争；1947-1949年发生在《新生报》副刊《桥》上的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争；对“皇民文学”的评价问题；台湾语言问题；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性质问题.台湾新文化运动时期政治团体目标问题是指,“独派”核心成员陈芳明所说的：“1919年,由林呈禄、蔡培活、王敏川、蔡式谷、郑松筠、吴三连在日本筹组‘启发会’时,就提出‘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之主张.日后的政治团体,如1927年的‘台湾民党’,便揭示‘期望实现台湾人全体之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解放’之主张等这些右翼组织,全然是以追求台湾人的自治为终极目标.”陈氏的这段阐述可谓是将当时台湾被日本帝国占领的历史条件完全忽略,佯装不知这些在台湾新文化运动中先后成立的社团及政党组织所提出的各种关于“台湾”的主张,针对的是日本殖民当局,而无一社团要求与祖国大陆割断血脉联系,可以说这是陈芳明蓄意掩盖历史真相,篡改历史参照对象,以今释古的典型手法.

台湾新文学源头问题更是文学“”分子篡改历史、颠覆真相的“重灾区”.叶石涛在《台湾文学入门》一书中称：“新文学而言,从20年代到90年代的台湾文学已有70多年的历史等中国新文学对它的影响微不足道.”陈芳明也附和道：“台湾与中国之间的政经文化联系产生严重的断裂.”但是通过各种史料证明不论是各种进步团体,还是启蒙刊物以及张我军等台湾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的文学活动都受到了祖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影响.可以说只有时间先后的差别而无本质上的断裂.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因为有史为证,有文可鉴.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的论争实际上是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延续,但这时由于日本已经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对战略地位上升的台湾实行文化高压政策,禁止一切报刊杂志使用中文,而强制推行日文及日本文学,奴化台湾民众成为为天皇效命的战争机器,由此台湾文化界开展了运用何种台湾话文才能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中国文学的大讨论,以期保族护种.如此具有爱国意义的举动却在50年后独派的手中作为在语言上早与中国大陆相脱离的独立证据.1947-1949年发生在《新生报》副刊《桥》上的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争是发生在台湾光复、国民党残酷镇压“二二八起义”之后.其主要任务是清理日本皇民化运动残留下的余毒以及台湾新文学日后的建设及发展方向问题.而早在那时台湾各界文学人士就已经对台湾新文学的源流归属、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等问题达成了共识,一致认为“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不能割裂”,而杨逵更有预见性地指出要警惕文化上的“澎湖沟”越挖越深.可惜不幸言中,后来“独派”的所言所行包括对这次论争的评价――,认为此次论争是“战后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完整呈现”,证明他们不仅将这条隔阂两岸人民的“澎湖沟”越挖越深,而且越挖越宽.

“皇民文学”为“奴化文学”的性质早有历史定论,但“独派”偏偏屡次三番地拿出来作翻案文章,对“皇民文学”大肆美化,其目的无非是为日据台湾寻找历史的合理依据,以达到讨好当今岛内外“”势力的目的,而叶石涛、张良泽等人身上的奴颜媚骨也是美化“皇民文学”的内在推动力.“独派”这种丧失民族气节,甚至少数极端分子耻为台湾人、中国人而以当日一本人为荣的“认贼作父”的可耻行径,于古于今,是可忍孰不可忍！

台湾语言问题是指“”分子仍拿“语言”问题做文章,认为台湾新文学是一种“多语言的文学”,“一开始就是用台湾话、中国话、日本话写作的文学”,协助台湾当局欲用“通用拼音法”代替“汉语拼音方案”,使台湾方言脱离民族共同语.这是文学“”分子妄图在语言版图上制造分裂的又一例证,可见独派之“毒”已经蔓延到社会机体的各个方面.

陈芳明在《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和分期》一文中,将台湾社会史划分为“殖民时期”(1895新文学则始于1921-1945)；“再殖民时期”(1945-1987)；“后殖民时期”(1987年迄今).姑且不论这个分期是何等的荒唐,单说他将国民党蒋氏家族在台湾的统治称为“再殖民”,竟将内战败走的国民党政权视同于荷兰、日本等异民族的殖民统治,简直荒谬绝伦.“殖民”是帝国主义扩张的产物,是强大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将弱小国家占为自己的殖民地,使之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成为其政治、经济的附庸.国民党政权一来不是“异民族”,二来更不可能是什么发达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陈氏所言完全是他闭门造车、信口胡说的结果.收录在本书中的陈映真先生所写的《陈芳明历史三阶段论和台湾新文学史论可以休矣！》等四篇文章,对之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批判,这里就不再赘言.孔子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而文学“”分子一系列篡改历史、扭曲事实的卑劣行为,恰是掩盖他们“名不正、言不顺”的真实写照.

《批判》一书中不仅有对文学“”演变史及统独两派论战情况的介绍,更有从学理上对“独派”提出的主张进行深入挖掘和系统剖析的文章,这样就从理论上廓清了几个易混淆的名词概念.这种冷静的学术探讨主要体现在陈昭英《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追寻“台湾人”的定义》、《光复初期“台湾文化”的概念》、《发现台湾真正的殖民史》这几篇文章中.其中《论台湾本土化运动》是深入剖析台湾“本土化”内涵及全面分析本土化运动演变的重要文章,提出台湾本土化运动实质上可分为由反日(1895-)到反西化(1949-)再到反中国(1983-)这三个阶 段.陈昭英首先指出这三个阶段并不是截然划分,而是指某种运动倾向在这一阶段的茁壮时间,并且还会各有重叠.但是这“三阶段都以‘反’字为特征,这一方面显示了‘本土的’本来就与‘外来的’对立,同时也显示了台湾‘本土化’甚至台湾人的颠覆性格”.在“反日”阶段,不论是唐景崧、丘逢甲在1895年割台时成立的“台湾国”还是社团、报刊上所提到的“台湾”二字,都已成为一种抗争符号.这个抗争符号是相对于日本对汉文化的压制和对台湾人的剥削,以及台湾人争取民族解放、社会平等、文化进步的文字表达.而割台后,在祖国大陆长期无法顾及台湾的情况下,台湾人形成命运共同体,“台湾意识”的萌生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此时的“台湾意识”并没有与“中国意识”相冲突,而是重叠在一起的,因为强调“台湾意识”是为了反抗“日本意识”从而回归到“中国意识”中去.这一点不论是在当时的历史文献中,还是在吴浊流、巫永福等人的小说诗歌作品中都不难发现.“反西化”阶段起始于国民党内战败退来台之后,随国民党来台的西化派,与台湾土生土长欲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率先发生冲突,其后60年代的现代主义、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实际上都是台湾现代化进程中过度依赖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文学领域内的反映,其核心是要求台湾文学摆脱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现代主义“殖民”,要求文学从全盘西化中“独立”出来.这时“台湾意识”仍未发生质的转变,即仍是一种抗争符号,只不过反抗主体由日本换成了西方文化霸权.进入到8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反中国”的内涵.在该篇文章中,陈昭英精辟地指出：“‘’是‘’的简称,既然要求‘独立’,则表示原来是在‘不独立’的状态,这‘不独立’可以是指涉‘全然的依赖’、‘被宰制’的状态,也可以指涉‘归属’,即作为个体而与其他个体共存于一个整体之内,与其他个体和整体形成一种互为主体、互相依赖的关系.”而“”分子正是运用他们自己捏造出来的“自虐史观”,即认为自己长期遭受来自荷兰、日本、中国等外来政权的宰割造成现在不独立的状态,并演变出“中国等于中心等于统治者等于外来等于不独立等于非主体性”、“台湾等于边陲等于人民等于本土等于独立等于主体性”绝对化公式误导台湾民众,造成“台湾意识”的自我异化,从而与“中国意识”彻底分离.这时候的“”俨然已不是什么追求民族独立、社会平等、文化进步(虽然“”分子这样认为)的正义的抗争符号,而成为一种邪恶的历史逆流的文字表达.因此,陈昭英敏锐地发现了文学“”分子的“主体性”演变轨迹不仅会造成台湾人自我认同的混乱,更会造成由于“主体性”的过度膨胀而带来主体性的不可把握,从而陷入“不可承受之轻”的历史虚无主义.在其他几篇文章中,陈昭英针对文学“”分子的具体言论从理论深度上进行了系统地分析批评,卓有学术价值.除此之外,《批判》一书还通过对赖和、杨逵文学活动及见解的介绍和对黄春明、陈映真小说作品的鉴赏,使海内外读者从感性上了解到畸形的历史对台湾人肉体、心灵乃至文化传承上造成的戕害,从而对文学“”分子有了更加深刻也更加清醒的认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在这首《望大陆》诗中,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表达出了的浓浓的乡愁和爱国之思.相信不论是欣赏“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古代中国人,还是吟唱“月亮代表我的心”的现代中国人,只要骨子里流动着的是中华民族儿女的血液,心中充满千百年积淀下来的“爱土爱家爱国”的情感,那么面对这首《望大陆》都会发生共鸣.而《文学“”批判》正是在文学中开辟了这样一块田地,时刻提醒我们都是“龙的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