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四问

摘 要：当下中国大陆地区口述历史的研究与实践均已取得一定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口述历史的价值判断仍不明确,实践过程缺少严格的操作规范,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使得口述史料的考证及深度利用几乎付之阙如,从业者的人文关照仍显欠缺,口述历史在教学活动中的应用还有待进行深入摸索.要想在全球化、多民族的语境下创造出当代中国口述史的特有价值,需要更多的从业者对相关问题进行持续不懈的探索与反思.

关 键 词：口述历史理论；口述历史实践；口述历史主体；口述历史教学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1)05－0001－05

口述史是非专业人士参与书写和表述历史的方式.口述历史借助大众媒介的新技术与新成果,打破了传统文献史料的正统性与固定性,有助于普通民众参与历史的叙述与书写,也有助于深入认识人类思维及叙说方式的特质,展示了历史叙事的多元性,因而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研究热点,各具特色的口述历史实践成果不断涌现.然而在口述史蓬勃发展的同时,很多值得总结和深入反思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口述历史在当代中国学界的价值究竟何在,如何规范口述历史操作实践,如何激发口述历史从业者的人文意识,如何将口述历史教学问题纳入轨道,等等.本文试图就以上四方面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期抛砖引玉,为中国大陆地区口述历史研究的纵深发展尽一份微薄之力.

一问：口述历史的价值何在

口述历史在补充历史史料的同时挑战并质疑了正统历史观.借助口述历史方法,许多以往被忽略甚或受限的领域、群体、事件得以展现.有人因此认为,口述历史的兴盛加速了历史学的后现代步伐,历史的真相显得更加扑朔迷离,甚至遥不可及.我们虽然不能完全认同于此类观点,但必须承认,口述历史对于传统的历史观的确是一次冲击,每一位口述史从业者都要随时做好准备迎接知识观的挑战与更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口述历史的深入开展有助于推动人类文明领域里实现一次创造性的跃进,这在口述历史开展较早的许多国家里已得到了部分体现：赋予弱势族群以充分的话语权,尊重非主流文化的差异性,挖掘经济落后地区的独特贡献.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民族解放、个性解放的大潮中,口述历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为自身积淀了较为厚重的历史及文化意义.

反观我国的口述历史实践,口述历史的独特价值并没有足够地体现出来.以成果最为丰富的图书出版物为例,当前的口述史图书可分为重大历史事件系列(长征、侵华战争、中苏关系、改革开放、等)、领导人与文化名人系列、普通人或底层民众系列等.这其中确有一些有分量、有厚度的扛鼎之作,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成果或因缺乏使命感而略显浮躁,或因缺乏对于传统知识观与历史观陈旧内容的反思而难以深入.提供真正靠得住、有价值的历史史料,从现有历史叙述背后的文化传统、民族性格、特有国情等角度引发人们的反思,帮助人们触碰历史及人类思维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应是中国的口述历史最能发挥其价值之处,但也正是当下口述历史实践较为薄弱之处.比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引进出版了台湾史语所的一整套口述历史著作,同时还组织一些专家编撰了民初纪元、民国经济、民国军制、民国军阀等一系列丛书.这些著作择取民国时期许多重要专题,对台湾史语所搜集到的高水平口述资料进行重新编排和整理,为日后进行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提供了极为宝贵的一套口述史料,也显示了丛书主编利用口述史料的意识和水平,此举功不可没.然而我们也遗憾地发现,该主编在对国民党高级官员进行评价时,似乎仍然囿于某些惯性思维,所评内容未免显得空泛.在这方面,台湾同行显然走在了我们前面,如胡中伟先生在评价此系列丛书中的《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时所指出的：其中最差的就是两巨册五十万言的《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从整体来看只是“国防部史政局”所纂《抗日战史》与《戡乱战史》的移植,并无传主本人亲历亲睹的史实.白崇禧曾是排名第四的军政大员,在大陆的最后一年半,他任“华中剿匪总司令”和华中军政长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元首,1948年6月他任国防部长时国军还有正规部队285个旅,198万人；1949年6月白崇禧移衡阳办公时还有150万官兵,何以半年内全军尽没,全书竞无一字作出具体交代.胡先生上述批评与分析可谓深刻而犀利,他甚至认为此次历时三年十个月共128次访谈是失败的,因为它“并未从白崇禧口中套取到比一般中下级军官更多的有益有启发性的史料”.他的评价虽然有些严苛,也有偏颇之处,但却给人以启发：口述历史的实践过程中,有很多因素都会造成口述者记忆的偏差,有些因素是容易被察觉的,但也有些因素是不经过时间的沉淀和价值观的转变而难以意识到的.口述历史的价值在于让人们尽可能地发现和积累更丰富和更鲜活的史料,为接近更可靠、更可信的历史提供可能.口述历史的价值,在于对现有史料的有益补充,更在于对传统历史观中偏离真相部分的挑战.这应该是口述历史的基本品格.

二问：口述实践何时规范

事物的形式常常也是有作用的,尽管意义与形式并非完全地表里呼应,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形式的优劣影响着意义的深度与远度.在口述历史领域尤其如此.当下中国的口述历史实践成果在操作规范上还有着诸多需要考究之处,这影响着口述历史成长和成熟的速度与空间.

与传统文献史料法不同,口述历史方法增加了一个新的变量,即历史的见证人和在场者――受访者,这使得历史的认识过程中增加了两个新的维度,即受访者与历史现象间的关系,访问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这两个关系,对历史现象的考察与揭示就会更加丰富而接近历史真实,但如果处理不好,就难免出现各种各样的遗憾,这就需要在口述访谈中掌握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与技巧.例如在匿名还是署名的问题上,正如唐纳德里奇所说,匿名是有损口述历史的长远发展的.“‘匿名’在许多方面是与口述历史的基本目标互相抵触的.首先,口述历史所追求的是‘让默不作声的人说话’,如果让这些人隐姓埋名,岂不自相矛盾”另外,匿名“势将导致强烈质疑,认为‘匿名’只是研究者自导自演,受访者并未被鼓励或根本没有机会为自己的记录说话”.尽管许多口述人因考虑到种种因素拒绝署名,但如果能在口述开始前双方签订较为具体的授权书,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及义务,受访者有权拒绝谈论某些主题,也有权封存部分访谈,这样就会使受访人放心署名并进行口述.尽管署名问题看似是个细节问题,但署名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亲历者记忆的“真实性”,所以应该在保护口述对象隐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公开他们的身份、住址.

口述史料的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理者及研究者工作的严谨与规范程度.口述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不能只满足于学者自身研究的需要,不能只以自我怎么写作为目的,而是要时刻谨记今日的工作是在为后来者提供可靠、可用的历史资料.唐纳德里奇曾经指出：“将口述历史狭隘地界定为只适用于大型档案是不对的,但是访谈者做口述历史必须按照口述历史的标准,并且应该承担法律、和方法上的责任,包括将其访谈提供其他研究者验证或进一步运用的责任.”这就是说,口述历史的特性是能提供一般研究使用、能重新加以阐释、能够接受鉴定的确认.口述学者应该有做口述历史的眼光和觉悟,有意识地把录音做过特别处理后保存在档案馆、图书馆或其他处,以便于其他研究者使用.李小江主编的“20世纪妇女口述史系列”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一系列著作的受访人没有使用真实姓名者都用(化名)标注,在脚注中可以看到口述档案号,口述的全部档案资料(包括现场录音磁带、原始手稿、部分笔记、照片和相关资料)现存于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妇女口述史档案室”,便于读者查看.

再次回望中国大陆地区近些年的口述历史实践之路,可以发现：相较于口述历史理论研究的匮乏,口述历史领域更为严重的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口述历史的实践成果虽然令人目不暇给,然而规范、严谨的力作却是屈指可数.针对当下中国大陆地区的口述历史实践成果良莠不齐的现状,我们呼吁每一位做口述历史的人都能多一份责任感与使命感,正像为吴德做口述历史的朱元石所说：“作为历史工作者,我们希望这本口述史,能为国史研究者提供严谨和宝贵的一方记录.”

三问：人文意识如何体现

按照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说法,口述历史指的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也就是说,口述历史是记录人的语言传递出来的历史信息的.针对这一点,唐德刚先生曾经引用朱熹的话指出：“记人言语最难.不得其意,则往往‘以己意出之’.”而且他也“不敢说”在做口述历史的时候,“绝对没有笔者‘以己意出之’的地方”.我们在充分肯定唐德刚先生对于口述历史筚路蓝缕之功的同时,也要意识到他的口述史作品确实也有不完美之处.唐德刚在修改受访人陈述的观点、语意、语句、字词时没有加以明确说明的做法是有悖于口述历史的基本出发点的,这种做法固然有利于提供一种更为准确的历史资料,但无形中却忽视和压抑了受访人的主体性,没有充分尊重受访人.对口述史受访人的尊重,最彻底的表现就是对访谈过程的真实记录,不管对象是专业学者、高级官员,抑或是普通民众、平头百姓,在口述史资料的搜集过程中都应该享有同样的被彻底尊重的权利.特别是在整理录音形成文字环节,采访者不能因自己的专业身份而对口述史料不加标注地进行修改.同时,这种尊重不仅是人文意识的需要,也是记忆特点使然.就像口述历史领域资深学者齐红深先生所说：

记忆不仅是一种生理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记忆的形成、修正和保持不仅取决于史实本身,而且受亲历者的价值观念及各种文化背景的影响,它还是历史过程终止后不断再认识、再修正的结果.我们所要保留的,不仅仅是历史史实,还要保留中国民众的历史记忆.记忆是主观化了的历史.齐先生多年从事抗战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及研究工作,对于口述历史操作过程中的人文特点认识非常深刻.他有能力非常准确地控制访谈的氛围及节奏,甚至注意到细节行为对于口述者的干扰,特别是当口述者进入完全的回忆状态时：“这时,你丝毫不能干扰他的思路,并且要小心地防止外界的任何打扰,甚至给他倒一杯水都可能使其感到惊恐,警惕地关上心灵的大门.”正是因为如此,他在做口述历史的时候,总能千方百计为口述者提供一个完全放松的环境,让口述者尽情敞开自己的心扉,从而收集到不少珍贵的口述史料.

另外,好的口述历史作品一般蕴含着口述者和研究者双方共同的生命体验.华盛顿大学远东与俄罗斯学院荣休教授乔治泰勒认为,好的口述史作品有助于了解传主“生活的种种动力,了解他的学术领域的观点,了解他的同事的看法,了解他的那些曾经激励过他的人们的评价,了解他的种种希望与恐惧(如果你逐字逐句细读的话),了解他的成就和失败,以及了解他在人类社会史上的地位”.要想真正达到这样的水平,口述史从业者就需要不止一次地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口述者的生命体验置于同一个空间与时间中,尽可能地增加与口述者接触的机会,并争取覆盖到所有场合.例如,唐德刚做胡适口述史时两人一共吃了六十余顿饭,他们曾一起小窗微酌,一起漫步公园,一起评论.寓居美国的胡适与异乡求学的唐德刚推心置腹,谈古论今.虽然后者怕破坏气氛,未敢取出小本子加以记录,确实有些细节无法完全还原,但二人生命体验的多次共鸣为唐氏日后写成口述历史领域里的经典之作埋下了伏笔.做李宗仁口述史时,唐德刚在李家吃过一百多顿午晚餐,还成了通家之好,这“增加了我们工作上的效能和乐趣”.唐氏甚至为此“牺牲掉甚多所谓‘华裔旅美学人’一般所认为最理想的转业良机”,尽管他也觉得“这样对一位寄人篱下的海外流浪汉的谋生养家、奉亲养老、抚助弟妹来说,可能是件一言难尽的绝大错误吧！但是回想当年,闭门撰稿、漏夜打字的著述乐趣,以及和李宗仁夫妇的忘年友谊,此心亦初不稍悔”.

口述历史是活的历史,是人的因素,它既描述结果,也关注过程.人的行为模式、价值观念、心理状态很少在传统历史中出现,在口述史中却成为了重头戏.处理好口述历史中人的因素,口述史作品就能显示出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口述历史要具备人文情怀的关照、对真相的追求、对真理的诘问,只有这样,口述历史才能越做越有收获,越做越有贡献.培养浓厚的人文意识,应是口述历史从业者努力追求的一种境界.

四问：口述史教学,更待何时

20世纪60年代,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教育手段的价值逐渐被教育界所认识,人们开始将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应用于教育过程当中,出于教育目的而研究、搜集、整理和应用口述历史访谈资料.在一系列口述历史教学计划的推动下,口述历史教育现在在西方已经颇具规模和影响,其积极作用也得到实践者的充分肯定.

将口述历史引入学校教育,是培养口述历史高水平人才的重要手段,是教学领域里一个值得尝试和努力探索的改革方向.但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口述历史在中学历史和国史教学中的应用以及对西方口述历史教学的引介方面.综合来看,当代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但还缺乏对口述史教学的系统探索和深入研究,这对于口述历史的学科化发展及后备人才培养都是极端不利的.

引入和运用口述历史的教学方法,指的是将口述历史作为一种课程资源或教学方法而应用于具体的课程教学实践当中,主要包括两种做法：一是将现有的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等各种媒介形式呈现的口述资料纳入历史教学中,以补充现有教学资料的缺乏与不足,侧重于对现有口述历史文本的阅读与分析,而不需要学生亲自参与口述历史访谈；二是依托于一项与课程密切相关的具体口述历史计划,结合口述历史的理论与方法,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全程参与整个口述历史过程,包括计划的选题、背景资料的搜集与分析、访谈的准备与执行、资料的整理与编辑、应用与评估等.这一研究兼具严谨的专业性和开放的综合性、理论的前瞻性和现实的针对性.

口述历史倡导提问、激发讨论并将抽象的概念转换为具体的现实,让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成为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消极的接受者.它通过赋予学生研究课堂之外的世界的机会,能够促使教师与学生成为学习和工作的伙伴,其积极作用也得到实践者的充分肯定.

与传统教育不同,口述历史增强了历史的个性化色彩,特别注重普通人的生活体验,注重历史的见证人和在场者(受访者)与访问者的交流和互动,有助于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操作性、合作性与创造性.另外,口述历史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传媒领域的技术进步和数字化革命极大地促进了口述历史的更为广泛的国际交流,改变着我们记录、保存、编目、解释、分享与呈现口述历史的方式与内容,这些都将严重挑战以书写抄本为基础的历史教育的传统模式.以“狐火计划”(Foxfire)为代表的西方口述历史教学已经成为一项集杂志、书籍、电台、电视、电影、戏剧和网络等多媒介应用与培训为一体的口述历史教学计划,在众多领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大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口述历史教学方面也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例如,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师生们在2005年夏天利用暑检测,组织了一支115名学生和部分教师的队伍,有一份《口述历史访谈中的技术问题》提供给学生做简单的访谈前培训,其口述成果最终出版.这种可贵的口述史教学尝试,是目前大陆高校最需要的.

综观当下中国大陆的口述历史研究和实践,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这些都有赖于广大口述历史工作者的辛勤投入.但如果从中西方口述史发展的整体视角来看,还是会发现一些此前较少重视的问题方面或较少关注的问题领域.口述史实践和理论探索具有历史与现实相互交融的特征,因而势必在史料、观点、方法等方面对传统史学有较为明显的改进或创新之处.对当代中国口述史进行反思、批评和阐释,应尽可能立足于全球化、多民族的时代背景,努力探索出一条更具时代意义的生存、发展之路.

责任编辑：梁二南